20世纪50年代末，在全国大形势下，沧州地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这次运动规模之大、影响面之广、参加的人数之多均史无前例，发生的一些事件令人触目惊心。许多老同志对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至今还记忆犹新，提起来仍感慨万千……全区“大跃进”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沧州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其中可供汲取的教训非常深刻。
 

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业建设高潮掀起

　　沧州的“大跃进”运动首先是从搞农田水利建设开始的。1956年沧县专区（后为沧州地区，今为沧州市）开展了“一垦三改”（开垦荒地，改造盐碱地、低洼地，改革农作物种植）运动，把水利作为农业基本建设的中心工作，水利建设有了巨大突破，为1957年水利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搞水利建设时，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
　　1957年3月20日，沧县专员公署制定了《1957年水利建设工作的实施计划（草案）》，号召在去年大发展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水利建设高潮。要求认真贯彻全国水利会议提出的“在现有基础上接受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既要避免盲目冒进，又要防止右倾保守，积极稳步地继续前进”。实施计划对1957年的农田水利建设、防涝排洪等提出了规划，专区建立了以副专员为主任，水利局长、粮食局长、供销社主任、煤建公司经理为委员的施工委员会作为施工的领导组织。
　　1957年5月7日至10日，沧县地委召开了有县委副书记或县长、副县长和水利技术干部参加的水利会议。地委书记王路明传达了中央、河北省委水利工作的方针政策，分组讨论了地委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水利规划草案和1957年水利工作计划。5月17日，沧县地委第二次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沧县地委关于1957年水利建设的实施计划》。要求在今后的水利建设上，应当认真贯彻执行省委提出的“三防并重”（防洪防涝防旱）的方针，既要防除水害、又要兴修与开发水利，逐步做到变水害为水利。在发展灌溉方面，要求水浇地扩大到180万亩，实现全区150万亩的浇麦计划；防洪工作要求加固各河上游水库和滞洪工程，无论采取何种办法都要保证汛期前完工。防涝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采取措施。运河以西地区蓄泄兼顾、以蓄为主，运河以东地区以泄为主。各地都要因地制宜修建田间工程，充分利用旧有沟渠、坑塘开展大面积蓄水。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这一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摆在全年工作的重点位置上，定期检查研究，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并动员全党全民积极行动，保证既定计划如期实现。
　　同日，中共沧县地委第二次全会通过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规划的意见（草案）》，提出了从1957年到1962年防洪、防涝、田间工程等水利建设规划。而且提出了“我区将在1958年实现全区水利化，扭转以往春旱秋涝的规律，一般的可以旱涝保收，同时盐碱地得以全部改造，农业生产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地委和专署的统一部署领导下，1957年上半年，完成了复堤长60公里，修砖石坝103处。四女寺减河扩建、宣惠河改道、新挖排水干沟及新建扩建千亩以上的大小灌区23处。修建大小闸涵、斗门100余处，桥梁10座。共完成土方960余万方，修整与新作田间工程272万余亩，大大扩大了水浇地面积。但是大部分地区上半年小型农田水利没能完成计划，地委认为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对小型水利工作抓得不突出，缺乏具体有效措施，同时干部群众对小型水利的意义缺乏深刻认识。为保证1958年农业大丰收达到粮食自给自足，要求“今冬明春在我区开展一个规模巨大的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高潮”，8月14日制定了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水利建设计划，并提出1957年要利用秋冬开发水利的有利时机，完成17项工程，投资1051万元，动员民工232万人，完成土方3650万公方。1958年水利工程28项，在1957年基础上完成土方4000万公方，修建闸、涵、桥梁大小建筑物1277座，投资1378万元。为防止计划落空，要求立即动手，抽调干部对秋季工程进行勘察、设计及施工的组织准备工作。9月上旬，专区召开由县到乡的领导干部会议，贯彻水利建设政策，讨论修订计划，要求提前做好组织发动工作，在9月底10月初将水利建设运动推向高潮。
　　由于动手早、行动快，贯彻“书记动手，全党办水利”的精神，1957年底沧县专区群众性的兴修农田水利运动的高潮基本形成。1957年12月底的统计显示，全区已经完成渠道与田间工程土方超过建国八年来土方工程量的57%。完成渠道建筑物10座，闸涵桥梁等805座，支干渠5300多条。打砖井51779眼，改造坑塘4213处，扩大灌溉面积570万亩。全区共有150万劳动力，而投入各种建设工程的就有100万人，最高达140万人。就连老人、儿童也动员起来，基本做到了“乡乡有任务、社社搞工程、户户无闲人。”
　　由于此间“左”倾思想泛滥，许多地方出现了强迫命令，瞎指挥，搞形式。为了赶进度、报成绩，群众日夜鏖战，提出的口号是“工地是战场，铁锨是刀枪，实现水利化，明年粮满仓”，“大干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动手”等，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为了解决水利建设资金问题，强迫社员“有钱出钱，有料出料。”仅据东光、南皮、吴桥、交河、肃宁、献县、黄骅、河间、盐山、泊头等10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从农民手中无偿调用现金500多万元，砖石木料等物折款1500多万元。经过农田水利运动，确实极大地改善了生产条件，抗旱、防洪、排涝发挥了明显效益。但由于部分项目盲目上马，只追求进度数量，忽视了质量效益，个别工程破坏了原有的排水系统，引起大面积土地碱化，造成很大损失，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全面开展农业“大跃进”

　　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跃进”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沧县专区的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末开始。在此之前，虽出现了“跃进”的苗头，但还未形成“全面跃进”的局面。在整风反右斗争后期，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酝酿经济建设的大发动，根据中央的指导方针，1957年10月14日至20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在保定联合召开了水利、积肥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动员全省农民在1957年冬掀起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高潮，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会上，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致开幕词，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向大会作了《开展群众性的规模壮阔的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向先进社看齐，为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会后，《河北日报》发表《掀起水利建设和积肥高潮，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社论，发出了河北开展“大跃进”的动员令。1957年11月7日到26日，沧县地委召开了第三次乡以上干部参加的专、县、区、乡四级干部大会，由专署专员作了《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一个规模壮阔的以水利、积肥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运动，为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11月30日，中共沧县地委、专署联合发出《关于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指示》，要求全区粮食总产由1957年25亿斤增长为35亿斤，增长40%，皮棉8600万斤，比1957年增加35.9%，“乡乡创造新纪录，社社争取大丰收”、“全区农业生产，要突破常规，来一个跃进式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强调深入开展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决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按照“大跃进”的精神，制定1958年生产计划和十年规划。从此，“大跃进”运动在全区开展起来。
　　1958年春，各级强调大种高产作物。2月26日，地委召开甘薯工作会议，议定全区种薯面积由原计划的300万亩，增加到462万亩，亩产要求达到7000斤，最高达到“万斤薯”。这些目标都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各县盲目行动起来。河间县因种植面积大，甘薯秧严重不足，全县派出2000多名干部社员到外地采购。同时县委抽出一名委员率35名干部常驻安国、定县、曲阳等县，设点收购，然后用汽车运、大车拉、自行车驮，总计购进100多万斤甘薯秧。因正值盛暑，经长途运到河间后烂掉不少。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凑够亩数，把长出一尺多高的玉米砍掉，种上甘薯，由于季节已晚，秋后基本没有收成。
　　1958年春，不顾全区大部分是旱地的实际情况，强调大种水稻。当时全区计划种530万亩，其中春稻305万亩，夏稻225万亩。为完成任务，从外地调拨了4000万斤稻种，育苗20多万亩。有的地方由于水源无保证，地又碱咸，插秧后成活率极低。任丘30万亩稻田，最后勉强保住了17.9万亩，其余12万亩几乎颗粒无收。
　　“大跃进”中，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刮起了“浮夸风”。高估产造成了农业大增产的假象，1958年秋收报产量时，各地虚报产量，大放“高产卫星”。“千斤粮”、“万斤薯”，不时出现在报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风行，大搞擂台赛，报产量、夺红旗，浮夸的花样百出，出现了许多离奇的农作物高产典型。1958年10月沧县县委在给天津地委的报告中称：在沧县亲眼看到了“不只是千斤粮、万斤薯，而是五千斤的、万斤的、五万斤的水稻，三万斤的、五万斤的甘薯，三千斤的、五千斤的多穗高粱。还有亩产四千八百斤的小枣，九万斤的鸭梨。”《渤海日报》报道，河间县景和人民公社1亩2分晚玉米亩产7875斤，4亩多穗高粱亩产10625斤，1亩2分花生亩产15281斤。
　　伴随高指标、浮夸风，又出现了瞎指挥。1958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发出了《关于全党全民总动员积极准备深翻土地运动的通知》，通知称：“深翻土地多一寸，就能增产多一成，深翻土地多一亩，就能增产多几成到一倍以上。”要求“把全省所有宜于深翻的土地普遍深翻一遍，普遍深翻一尺半到二尺以上”。为贯彻省委通知精神，从1958年秋开始，为争取1959年小麦亩产“跨黄河”、“过长江”，全专区总动员，工农商学兵一起出动，全区投入了上百万劳动力，在种麦土地上深翻1尺以上，一些地方高产田要求深度达3～5尺、丰产田2～3尺，口号是“工、农、兵、学、商，一起上战场，大搞深翻地，实现万斤粮”。为完成深翻任务，各地组织了“青年突击队”、“花木兰突击队”（女青年）、“穆桂英突击队”（女壮年）、“老黄忠突击队”（老头）等，实行大兵团作战，一律连排编制，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深翻土地破坏了活土层，使耕地肥力下降，农作物不仅没有增产，而且造成严重减产。

全面开展工业“大跃进”

　　沧县专区大办工业的热潮是为适应农业“大跃进”要求而开展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使得农村出现了大农具缺乏配件，小农具供应不足的情况。在1957年11月沧县专区四级干部大会上，中共沧县地委副书记王毅作了《积极贯彻地方工业为农村经济服务的方针，大力支持一九五八年农业增产大跃进》的报告，要求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必须从各方面大力生产灌溉工具、农村所需农具，开展农具修配、试制新产品。由专业企业组织生产，而且强调各级计委统一掌握避免盲目性。到1958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提出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问题。为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1958年3月6日，中共河北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迅速制订工业建设发展规划。3月11日，河北省委提出了发展工业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加强领导，全党动员；因陋就简，多快好省；各级办工业，县县办工业，乡乡办工业；地方工业遍地开花结果”等发展地方工业建设的原则。1958年3月30日，沧县地委第二次全会发出《关于以革命的精神开展群众性的生产工具改革运动的指示》，要求“必须本着多、快、好、省和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决地依靠群众，眼睛向下，手向下伸，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成本低、效率高、用途广、群众欢迎、社社能造的原则”，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以扭转生产工具与当前生产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局面。提出“采取革命的办法，一鼓作气”，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制造出保证全区实现水利化的足够的提水工具，动力机械从438台增加到3400台，各式提水工具5月份生产30多万件。大力发展农机具，要求在三、四年内达到全部机耕。号召“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奖励群众创造，广泛开展竞赛评比，使之成为一种群众性的风气和热潮。”要求各个农业社对于生产工具不适应当前形势的局面能否扭转，怎样扭转，通过开展群众性的辩论，解除顾虑，克服保守思想，人人做计划，普遍行动；并要做到县县有创制改制生产工具的综合厂，乡乡有指导性的厂，社社有小型厂。就这样，在全区形成了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
　　1958年4月，沧县地委先后制定了《沧县专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工业的初步计划》和《沧县专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地方工业发展规划》，要求到1960年末，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到1962年末，全区工业总产值较1957年增长51.6倍，实现全区工业化。认为发展工业的条件尽管有诸多困难，但“只要鼓足干劲，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猛干、穷干、苦干，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地方工业一定会跃进发展。”要求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动员，专、县、乡、社上下齐动手，各级办工业。提出“乡乡办工厂，社社搞工业”和“五年工业化”的口号。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推动和要求下，地方工业建设的热潮进一步升温。
　　全区组织了由党团员、干部、学生等组成的8500人的宣传队伍，通过现场参观、大会讲演、街头宣传、小型座谈等形式广泛的宣传鼓动，“轰开了政治局面”。
　　1958年全区还举办大、中、小型展览1000多次，参观者10多万人，召开各种现场会520多次。3月专区举办了水利工具展览以后，很快在全区掀起了大搞提水工具的高潮，一个多月创制400多种新产品，生产出120万件提水工具。
　　东光县在此期间成为发展工业的样板。《河北日报》报道，东光县在“乡乡办工厂，社社机器响”的奋斗口号下，通过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群众纷纷拿出资金、物料、工具，仅用40多天时间就新建扩建工厂331个，到年底新建工厂将达到1560多个，全县地方工业总产值将比去年提高6倍。5月20日至26日，中共河北省委在东光县召开发展地方工业现场会。王路明、曹庶范及30多个县、乡、社、社办工厂负责人发言。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作了大会结论报告，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破办工业的神秘化观点和教条主义束缚，发扬敢想敢干的独创精神，广泛深入地掀起全党全民办工业的热潮。
　　1958年一年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全区工业企业，由1957年的142个，增加到83880个，增长590倍，其中专营工厂24个，增3.8倍；县营工厂382个，增加1.7倍，公社由空白点一跃发展到8万多个工厂企业。但在大办的过程中，强调“因陋就简”、“打破办工业的神秘化观点”，又采取一哄而上的作法，致使新办的厂矿企业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浪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

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

　　工业生产的“大跃进”直接提出了对钢铁的大量需求。随着地方工业的大力发展和基本建设任务的空前增多，造成了各地生铁供应的短缺，许多部门不断出现停工待料的现象。如果不尽快地解决钢铁生产问题，“大跃进”中提出的许多规划就面临着落空的危险。在工业“大跃进”的浪潮中，1958年下半年，全区（1958年6月，沧县专区与天津专区合并，称天津专区）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迅猛开展起来。
　　6月30日至7月5日，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扩大会议，确定1958年生产140万吨铁和105万吨钢，1959年全省要完成600万吨铁、400万吨钢。河北省委分配天津专区在1958年生产1万吨铁、2万吨钢。天津专区包括原沧县专区无山无矿，原来也没有一家钢铁企业，为了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在全区迅速展开了一个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
　　为贯彻上级的指示，9月4日至6日，中共天津地委召开了各县（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工业部长或工业局长和一部分技术人员参加的工业会议，决定在党委的领导下，专、县均建立钢铁指挥部，专区钢铁指挥部由赵克（地委书记）任主任，下设五个办公室。各县都成立了钢铁指挥部。为保证钢铁生产的需要，加强清仓工作，把所有能用于钢铁生产的物资都集中用于钢铁生产；发动广大群众“献宝”，把农村中蕴藏的可用物资挖掘出来；其它基本建设和一般民用建筑，已经上马的推迟下来，尚未施工的暂不施工。“要从多方面挖掘潜力，增加物资力量，其它方面物资集中服从钢铁生产，如发生与钢铁生产抗膀子，要停车让路。”
　　在技术力量非常缺乏又必须施工的情况下，采取了一面大炼钢铁一面培训技术人员的办法。组织力量到抚宁、张家口学习，以吸取经验；集中了技术力量，在沧镇搞试点，各县派人参加。
　　11月17日，中共天津地委下发了《关于完成产钢铁3万吨的紧急指示》。将3万吨的任务分解下达给了各县、市。要求各地“不准有丝毫动摇，一斤不缺、一两不少”。号召全党动员，“并在党内外开展一次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共产主义教育，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统一全党全民思想，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促进生产大跃进，完成3万吨的任务。”还要求划分大小战线，实行一普五定，即普及技术、人人学会建炉炼铁。五定：定领导、定炉、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并把队伍按军事化组成团、营、连、排、班，建立党团组织，严明组织纪律。开展红旗竞赛，县与县十天一评比，在报纸上或钢铁简报上公布，各县队与队、人与人都要开展红旗竞赛，表扬先进，批评落后，鼓舞大家情绪，发挥创造性的干劲，力争提前完成任务。
　　在层层发动之下，各地都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各县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少一起上阵，土法上马，“为钢而战”，很快出现了“高炉林立，烈焰升腾，昼夜鏖战”的局面。在邯郸、张家口、易县三地设立上山采矿指挥部，到10月初动员了共计116000余名采矿大军远征邯郸、张家口、易县，开采了40万吨矿石和45000吨石灰石及3万吨耐火土，在整个天津专区，前三个月每天大约有9座小高炉和200座土炉投入生产。土高炉采取边生产边建炉的方针，以土为主、土洋并举，到11月全区共有8898座炼钢炉投入生产。经过几个月的盲目蛮干，加上虚报浮夸，大部分县宣布提前超额完成指标。据当时统计，原沧县专区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达75万多人。
　　当时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原料就派人到外地开采，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拉回的铁矿石不少是含铁量很低，加之设备、技术条件达不到要求，根本就炼不出铁来。8月，天津地委曾下达通知开展收购废钢铁运动，要求组织“突击队”、“勘探队”从地上到地下，从仓库、货场到屋边、墙角，从明显的地方到常年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全部搜寻挖掘，提出“不漏掉一块废钢铁，不闲置一件铁质物资”。由于原料极其短缺，地委要求“就地取材、就地炼钢。”为了完成层层硬压下来的任务，许多地方强行收社员的铁锅、门鼻、门吊、家具上的摆器，甚至把水车、步犁和供销社卖的铁制品砸掉炼钢，以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南皮县在“每家自查、查清收净”的口号下，经三天突击，收购废钢铁55万多斤，并在收购点建炉炼钢。没有焦炭，就烧劈柴，后来发展到刨枣树烧，砸大车轮子烧，结果是劳民伤财。据河间、吴桥、交河三县的统计，“大跃进”运动中共炼钢铁1200吨，绝大部分是废的，损失245万多元。

继续“大跃进”和“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以后，在全市（1958年12月，天津专区撤销，原沧县专区各县划归天津市领导）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反右倾”斗争加剧了“左”倾错误，一场新的“大跃进”又开始了。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开展，在鼓足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口号和无法实现的高指标，各地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新的“跃进”高潮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1959年底，从上到下提出了“开门红”、“满堂红”的口号，制定了比1959年更高的“跃进”指标。1959年12月31日，天津市委和天津市人委联合召开了玉米甘薯生产“跃进”大会，为实现省委提出的“继续苦战三、五年，根本改变农业面貌”的号召，部署了玉米、甘薯、水稻三大高产作物“跃进”计划。1960年1月9日《渤海日报》发表了《乘胜前进 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提出坚持高速度，争取继续实现“大跃进”，1960年的农业生产粮食总产量要求达到70亿斤，比1959年增长25%，棉花1.2亿斤，增长40%，猪1000万头至1200万头，增长400～500%，要求农业在三五年内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的技术大革命。
　　在工业生产上，早在1959年8月28日，天津市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8月24日指示，掀起生产新高潮和在工业系统开展群众性大检查的通知》。提出：为了更好的贯彻党的号召，两年基本上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反右倾，鼓干劲，掀起增产节约新高潮，市委决定从8月底到9月下旬，在工业系统内进行一次上下结合的群众性的工作大检查，提出了检查的内容和五项具体要求。在各级“反右倾”的动员号召下，各县都制定了“跃进”计划，形成了大办工业的热潮。吴桥县开展“红十月”运动，产值比9月增长57%；11月开展“高产决战运动”，比10月份增长20%。沧县县委提出了“十月超九月决战十一月”的口号，11月连续开展两个“高产周”的计划和措施，“跃进”计划435.6万元修改成为812.1万元，到11月底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39%。任丘县委制定了1960年的生产计划，全县工业计划增长91%，争取增长1倍。面对难以完成的高指标，各地只好采取1958年用过的老办法，在整个工业战线上继续大搞“小洋群”、“小土群”。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已经出现。面对这种情况，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指导思想问题，开始了新的思索。虽然按上级意图是“持续跃进”，但各地的“跃进”热潮开始降温，各种生产指标开始下降，“大跃进”已“跃”不起来了。
　　在继续“大跃进”时，全市开始对农村公共食堂普遍进行整顿，要求把原来已经解散的公共食堂恢复起来。在整顿人民公社时，对农村公共食堂普遍进行了整顿，不少地区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到1959年8月只剩原有食堂的18.9%，参加食堂的户数占原来的18.1%。1959年8月11日，天津市委批转了市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公共食堂整顿情况和今后意见向市委的报告》，认为80%的村应该保留食堂，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40%比较适当。10月，天津市委又发出了《关于积极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指示》，认为在整顿食堂的过程中，“有些地区由于右倾思想的滋长，对一些食堂由于缺乏管理经验所发生的问题看的过多过于严重，对食堂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对继续办好食堂产生了动摇。”要求将过去停办的食堂积极地恢复起来，力争做到村村、队队拥有食堂。《指示》颁发后，原沧县专区各县又一次掀起了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热潮。各县结合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对农村公共食堂展开了全民性的专题辩论，肯定了农村公共食堂在使农村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节约劳动力和物资、改善社员生活、培养集体主义思想等方面的作用。在各级的压力督导下，城乡公共食堂又得到普遍恢复。食堂化脱离了当时群众的生活水平，违反了自愿原则，给农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三年“大跃进”由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单凭主观意志盲目蛮干，使国家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大损失，沧州全区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当时的困难主要表现是：
　　１、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工业总产值1959年为1.2441亿元，1961年减少为7181万元，下降了42.3%。农业方面，粮食总产1959年为15.1282亿斤，到1961年下降为7.8855亿斤，减产近一倍。
　　２、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什么都要“大办”“大上”，造成基本建设和工业、文教等事业发展过猛、过急。全区基建规模1957年为71372平米，1958年猛增为262335平米，增长2.6倍；1957年全民企业全区只有62个，1958年底增加到197个，增加了2.1倍；文教事业中的农业中学、职业中学，1957年为30所，1959年增到206所，增长了5.8倍。由于以上事业的盲目发展，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猛增，1957年为78418人，到1958年底增加到118806人。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生活资料匮乏。
　　3、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缺乏。社员每天每人口粮只有2至3两的大队全区有4218个，占总大队数的49.7%。更为严重的是有些社员出现断粮现象，仅东光县就有断粮的9124户，41058人，占总人口的13%。胡集公社高木大队，有162户、962人曾连续断粮6天，完全靠煮小梨维持生命。盐山县有453个大队、11多万人因饥饿吃掉青苗7852亩。
　　“大跃进”运动的出发点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实现一种美好的愿望，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大跃进”年代表现出的那种昂扬的斗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战天斗地的气概，也是值得称颂的。但是，由于“大跃进”违背了科学发展规律，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按客观实际办事，给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这些沉痛的教训，值得后人引以为鉴。
 

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