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沧州党组织的恢复及其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沧州共产党人在革命低潮时期的顽强斗争
北方革命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3年蒋介石派宪兵三团进驻北平，大肆破坏平津中共地下组织。沧州一带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沧州党组织惨遭破坏 1933年冬，中共保属特委巡视员范陈训被捕，导致肃宁、河间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3年11月中旬，国民党献县党部常委戴翔如被任命为献县肃共专员。1934年1月中旬，国民党献县当局在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调统室（中统）直接指挥下，经过周密策划，派出军警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到1934年8月中旬，共拘捕共产党员30多名，造成县委瘫痪，除西洋村党支部外，8个党支部被破坏。中共津南特委委员、共青团津南特委书记贾树清、中共献县县委书记包祖谦、县委委员马灿珍等被捕。1934年7月，中共津南特委组织委员吴永绅到献县了解党组织破坏情况，计划恢复党的组织，因破坏严重，无结果而返。沧县（城内）县委书记张德让闻讯隐蔽起来。为了稳定沧县城内党组织，中共津南特委任命三里庄区委书记高子英（高景昌）为沧县（城内）代理县委①书记。1935年高子英被捕，城内县委活动终止。
1934年春，马颊河农民暴动失败后，各县国民党政府奉命侦破共产党组织，并到处追捕共产党员。庆云县委领导人胡恒熙等被捕后，其他成员被迫离乡外出，县委完全解体，党组织活动停止。由于刘格平被捕，津南特委领导作用受到很大影响。仅存的两名特委委员李学先和吴永绅之间也失掉联系。从此，津南特委与河北省委及一些县委联系中断。沧州的地下党斗争遇到重重困难。
1934年10月，盐山县委组织委员王连璧被捕叛变，供出了津南特委的联络站及重要领导人名单。在敌人的疯狂抓捕中，工委书记李学先，隐藏在沧县南关的一小客店内，躲过敌人的追捕。邸玉栋、马振华等闻讯后，一边通知党员隐蔽，一边转移到盐山县东部地广人稀的乡村，躲过敌人的抓捕。王俊峰、刘子芳等在盐帮手枪队的保护下，在堤东一带回民村庄安全隐蔽。由于王连璧叛变，导致10多名党员干部被捕，全县党员由百余名减到20名，盐山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县委及各支部全部陷入瘫痪，党的活动基本停止。1935年1月16日，宁津县委书记李荫章、县委成员宗吉庆、王兴周等相继被捕，宗吉庆在狱中牺牲，宁津县委遭到大破坏。之后不久，交河县委书记南汝岗被捕，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工作停止。
共产党人坚持斗争 在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环境日益恶劣的情况下，津南特委工作更加困难，有的出走，有的隐蔽起来。但是，大部分共产党员没有退却、逃避，而是不畏艰难，坚持斗争，积极工作。津南特委的负责人马振华、邸玉栋、贾振声、邢春奎等，处于更困难的境地。尤其是担任联络任务的邢春奎、邸玉栋，工作更加艰巨。为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特委派交通邸玉栋、庆云县党员范普权、乐陵县党员孙宝智等去天津、北平寻找中共河北省委，未果。1934年夏，邢春奎去天津找党组织，几经周折，与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但在返回时在车站因装有党内文件的箱子被盗而暴露身份，遭到国民党警察逮捕。邢春奎在国民党天津第一看守所，面对酷刑，没有暴露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邢春奎后被解到保定监狱，由于酷刑折磨成疾牺牲在狱中，年仅24岁。吴永绅在与上级失去联系，又暴露了身份的情况下，于1934年8月返回中共保属特委工作。共产党员王俊峰、刘子芳等则以公开的形式，在沧县东南及堤东一带筹集粮款，北上慰问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贾振声、杜步舟组织民团伏击了属于国民党军宋哲元部的3辆贩毒走私汽车，活捉了1个日本商人和3个司机。车上装有10箱鸦片，还有布匹、白糖、纸烟等。鸦片销毁，其他则分给了当地群众。8月，乐陵县委组织贫苦农民开展抢收斗争，提出了“穷人要活命，人人有饭吃”的口号。在后周村党支部书记周青指挥下，组织12个村的贫苦农民，一夜将小吴家村地主的8亩谷子割走。
中共津南工（特）委重新建立 1934年9月，河北省委针对津南特委遭受破坏的情况，派苏一华（饶阳人，原名焦守健，后化名肖实）来沧州恢复党的组织，重新组建了中共津南工委。李学先任书记，邸玉栋任组织委员，贾振声为特派员。机关报为《真报》。以乐陵、盐山、庆云为中心开展活动。为使广大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听到党的声音，贾振声在家中地窖中主办《真报》，秘密散发，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刊登红军消息，摘登中央和省委文件有关内容，鼓舞大家的斗志。同时，工委翻印了《对日作战纲领》300余份、《告中国劳苦群众书》八九十本、《国际青年节宣言》100多份，宣传党的政策。整顿了乐陵、盐山、庆云等地的党团组织，并在乐陵、盐山等地建立或筹备了村农会、朋友会、贫苦会、妇女会、教联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后因王连璧叛变遭到破坏。
为了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贾振声与盐山高湾村党支部书记杨正泉到山东禹城房寺镇，以开办医院为掩护，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试图与鲁北党组织取得联系，但因鲁北党组织不久前遭破坏而未果。不久，盐山县崔柳杨村党员崔岳南接替贾振声在禹城继续寻找党的组织，贾振声回到家乡盐山县荣庄，开办平民夜校，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团员。
回族共产党员张玉珍（张杰）经党组织批准在沧州城里清真寺当“海里凡”，以职业宗教工作者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建立了沧州党的地下联络站，负责与所属支部联系，传达党的指示。同时借钱开酒馆，让李学先以雇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而且拿出米面，解决上级和各地同志在沧州的吃饭问题，主动将自己在清真寺分得的20多吊钱，全部交给党组织，支持党组织做开展工作的活动经费。
1935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派交通张远辰（又名张国泰，唐山人）来沧州工作。根据省委决定，恢复中共津南特委。经过张玉珍的周密筹备，在沧县博施医院附近的客店里召开了恢复中共津南特委会议。李学先任书记，邸玉栋任组织委员，贾振声任宣传委员，委员有张远辰、马振华、张玉珍，后又增补胡林晓为特委交通。会议总结讨论了庆云马颊河农民暴动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沧州的总的工作重点是：长期深入地艰苦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会议提出了“反蒋抗日”、“抗捐抗税”“借粮救灾”等行动口号，并决定将乐陵县委改为乐陵中心县委，贾振声任书记。为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共产党员马振华化名李泽民，顾不上照顾双目失明的父亲和4个年幼的孩子，而以卖笔墨纸砚的“串书馆”先生和卖油郎的身份为掩护，活动在沧州东部各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不遗余力地为党工作。到10月份，先后恢复建立了盐山县委、庆云县委。盐山县委，贾振声、马振华先后兼任书记；庆云县委，胡林晓任书记。
中共津南特委及盐山、庆云等县（中心）委的恢复建立，标志着沧州迎来新的革命高潮。
二、沧州工人运动的高涨
随着沧州党组织的逐步恢复建立，革命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广大工人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吴桥轧花工人罢工斗争、河间盐硝工人的抗暴斗争、沧州市鞋业工人的罢工斗争。
吴桥轧花工人罢工 吴桥轧花工人罢工是由何犍寨党支部领导的。何犍寨党支部成立于1932年4月，李荫章任支书，为吴桥县第一个党支部。支部成立后，积极组织党员、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933年秋到1934年冬，开办了农民夜校，有30多人参加。在教农民识字的基础上，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宣讲当时社会状况和苏区农民运动情况，启发农民觉悟，为开展党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党支部在夜校骨干中，发展了6名同志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4年11月，何犍寨党支部根据宁津县委的指示，派共产党员林华春、李和堂、安荣晋到梁集广聚和、吴义兴等40处轧花厂（栈）领导罢工斗争。他们逐厂开展工作，深入车间，与工人劳动、谈心，了解工人艰苦的劳动条件和受剥削的情况，发现并培养积极分子，建立罢工组织。经过一个多月准备，发动了有300多人参加的罢工集会。林华春在集会上宣布了以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为目标的罢工行动计划。会后轧花厂工人纷纷从工棚里抬出轧花车。各厂厂主在工人行动面前，束手无策，不得不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河间盐硝工人抗暴斗争 1935年春，在党的影响下，河间县城爆发了有组织、有领导的盐硝工人抗暴斗争。河间城内居民少地，许多没有地又没有谋生手艺的贫雇农，只能靠扫碱土熬硝勉强维持生活，稍有天灾人祸，便入不敷出，负债借当者占80％以上。硝民每天起早贪黑，终日苦做，精疲力竭，仍然食不裹腹，却还要遭受官府的盘剥。官府不但向硝民们摊派各种苛捐杂税，而且垄断盐硝市场，对食盐实行官卖。盐店只许出售大盐（即海盐），把硝民生产的“小盐”称为“私盐”，不准销售。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盐硝工人，在大寺庙东建立盐硝局，规定盐硝工人必须在盐硝局集中操作。盐硝局把生产的小盐全部倒在一个大土坑里毁掉，硝只能按官价，由官府收购。仅靠卖硝的收入，硝民无法维持生活，为了生存下去，常常背着官府，在家偷偷熬制盐硝。1935年，国民党当局向农民摊派“讨赤费”，农民每亩地摊派5角。反动当局对盐硝工人加紧控制和盘剥，对私熬私卖小盐实行更加严厉的镇压。2月，盐巡抓捕硝民几十人，引起硝民的极大愤怒。3月3日，200多盐硝工人在进步人士秦殿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砸了盐硝局和盐店，然后到县衙内请愿示威。参加示威的人越来越多，妇女、儿童都加入了斗争的行列。盐民们提出四项要求：立即释放全部工人；允许硝民自由生产销售；承认盐硝工人组织；赔偿硝民经济损失。国民党县长王用舟采用拖延手段，迟迟不答应硝民们的全部条件。为了使广大硝民的抗暴斗争取得胜利，秦殿举又率部分硝民到南京国民党行政院请愿，揭露地方当局的暴行，诉说硝民的苦难，通过合法斗争的形式，最终迫使国民党河间当局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抗暴斗争取得了胜利。
沧州鞋业工人第二次罢工斗争 沧州鞋业工人第一次罢工失败后，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寻找时机，开展新的斗争。1935年9月，沧州鞋业工人工资急剧下降， 而且长时间拖欠。如“福兴成”柜台上常挂着“明天开支”的牌子，一天天向后推。工人生活遇到严重困难。而这时正逢鞋业生产旺季，是鞋业主赚大钱的时机。地下党员李俊田组织骨干力量，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一次罢工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抓住生产旺季的有利时机，利用矛盾，开展新的罢工斗争。在津南特委书记李学先的领导下，李俊田等率领工人代表向鞋业主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但遭到拒绝。200多名工人闻讯后，聚集到关帝庙进行罢工游行，并表示要斗争到底，不增加工资决不上工。同时，李俊田等根据鞋业主赚钱心切的思想，在鞋业主中做分化瓦解的工作，经过双方谈判，急欲复工的“万祥斋”鞋铺老板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其他鞋业主也不得不答应了工人的增资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时期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说明了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阶级觉悟普遍提高，素质进一步增强。同时，罢工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当局，极大地配合了沧州新的革命形势，推动了沧州革命斗争的发展。
三、沧州学生运动再掀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于1932年3月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政权，并于3月占领热河，矛头直指北平、天津。驻守长城的中国守军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重创日军。但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于5月31日与日军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6月， 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丧失。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拥护，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数千名学生在北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次日，北平学生宣告实行总罢课。12月16日，一万多名学生、工人、农民、市民、小商贩和东北流亡同胞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比一二九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1936年1月，平津学生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向农民、工人宣传抗日救国主张。2月1日，宣传团回到北平，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沧县二中学潮斗争 在沧县二中，12月10日开始罢课。次日，团员何德智（何启君）、朱玉筠（许明）及学生会主席杨欣等联合沧县简师、县立完小、回民高小等学校的师生800多人，举行联合罢教罢课、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在县政府门前集合，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等口号，会上还公布了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大学“快邮代电”的宣传品。另外，二中学生到火车站送饭送水，慰问被国民党阻止在沧州火车站的南开大学“南下赴京请愿团”，并请他们到学校做抗日救亡斗争的演讲。1936年3月，孙国城受北平党组织派遣，回到沧县城里任共青团津南特委书记（同年下半年，中共津南特委根据党中央有关改组共青团，使之成为更广泛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的决定，将够条件的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共青团津南特委随之撤销）。5月，根据党的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指示，他与何德智等组织了津南民族武装自卫会（后改为津南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发展20多名积极分子参加。
泊头镇九师学潮斗争 在泊镇九师，学校党支部经过组织党团学生到各班串联，推举出几十名学生代表向学校当局提出了要求：停课3天，走向社会，宣传一二九学生运动，宣传抗日救亡；成立津南学生联合救国会；创办抗日救亡刊物。党支部针对以往闹学潮遭到镇压的情况，调整斗争策略，推举那些政治上属于“中间人物”而功课又好的学生为代表，从而使学生的爱国运动赢得了广大教师的支持，迫使校长杨玉茹答应了学生们的多项正义要求。
学校停课后，党支部立即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到泊镇街头和周围农村讲演，向各界群众和附近农村广大农民宣传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亡的道理，宣传华北事变后中国面临亡国的局势，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的罪行，揭露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政策，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抗日救亡。同时成立了由九师全体学生参加的“津南学生联合救国会”。为争取全国学联的领导和帮助，还派学生到北平和他们取得联系。另外，还派人到沧州、天津、河间、德州等地学校联系，争取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创办了《救亡》刊物，每期几百份，向泊镇周围各地学校及北平邮寄。1936年二三月，在党支部的领导和推动下，九师又成立了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6年春，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庆云中学和庆云师范的周玉峰（关锋）、郝福令、撒刚举、范中厚、赵志贤等进步学生，组织两校师生发动了反对日本侵略华北、反对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的学潮。他们印刷了大量传单，广泛散发，推动了庆云一带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北平一二九运动引发的、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沧州学潮斗争，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沧州人民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沧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它标志着沧州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四、保属党组织在沧州的恢复、发展及孟仲峰惨案
保属党组织在沧州的恢复和发展 1932年8月，中共保属特委发动和组织的高（阳）蠡（县）暴动失败，特委书记李之道被捕牺牲。参加暴动的任丘县天宫村的共产党员牛文仓，回到家乡发展党的组织。他在本村办起了青年夜校，并自编了《农民之苦》、《工人自述》、《女子之地位》等课文，向青年农民宣讲进步思想。同时，牛文仓利用亲戚、朋友、同学、相识等关系，帮助其他村庄办夜校，借此发展党的组织，扩大革命队伍。为了工作方便，牛文仓以经营课本和笔墨纸砚的小生意为掩护，走乡串学。先后发展了堂弟牛文常、姐姐牛文英、长工马成和母亲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到1933年春，共发展党员70多名，建立了天宫、邢村、东庄淀、麻家坞、太平庄、王家坞、守练等十几个村的党支部，
1934年春，河北省委派傅贯一到任丘，9月，中共任丘县委建立，牛文仓任书记。全县划分为3个区，东区由陈书楷、侯太和负责，西区由王者兰负责，中区由牛文仓、牛文常负责。县委为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还建立了教师爱国会、贫雇农协会、妇女解放会等党的外围组织。随着斗争的开展，建立了党的秘密革命武装，党的组织扩大到高阳、安新、河间等地。1935年9月，省委派李菁玉到任丘恢复建立了保属特委，李菁玉任书记，傅贯一任组织委员，王者兰任宣传委员，牛文仓任军委书记，牛文常为委员。保属特委成立后，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在十几个县建立了县委或党的特别支部，这标志着在高蠡暴动中遭到破坏的保属党组织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孟仲峰惨案 “牛氏三杰”殉国 “牛氏三杰”是人民对牛文良、牛文仓、牛文常三位烈士的尊称，他们是任丘县天宫村（今三杰村）人。牛文良和牛文仓是堂兄弟，牛文常是牛文良的胞弟。牛文良和牛文仓早年就读于保定志存中学和育德中学，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牛文良根据中共保属特委的指示，团结进步学生，带头开展救亡图存的宣传活动。他带领学生到南关公园集合，组织示威游行，遭校方开除。之后他领导全体爱国学生，赶走了校长、教务主任和前来镇压的警察。保定二师学潮爆发后，牛文良联络各校进步学生，组成了二师学潮斗争校外后援会，向学生、工人及社会各阶层发出捐款援助二师的呼吁，并组织各校代表以保定学联的名义，做围困二师警察的说服工作。经过积极发动，扩大了学生斗争的声势，筹募了一些食品，支援了二师的学潮斗争。二师学潮失败后，牛文良、牛文仓便深入农村，开展党的工作。他们积极参加了高蠡暴动。暴动失败后，牛文仓回任丘县发展党的组织，牛文良到天津做地下工作。
牛文良到天津后，领导贺家口、小滑庄、东楼、南楼和小刘庄5 个村子的农民反对大地主兼资本家李善仁霸占农民土地的斗争。1933年春，牛文良在天津建立了码头工会、车夫工会，宣传党的主张，提高工人的革命觉悟和爱国热情，领导了工人拒搬日货、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牛文良后到北平广安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牛文仓亦来到北平，在广安中学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们经常深入工厂、学校、商店，宣传党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塘沽协定》，把广安区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1933年5月至7月，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连遭破坏，牛文良、牛文仓先后被宪兵三团逮捕。牛氏兄弟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因没有暴露身份，后被营救出狱。根据党的指示，牛文仓回任丘继续开展工作，牛文良去国民党二十九军做兵运工作。在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他广泛接触进步分子，宣传革命思想，建立了党的支部。后因受到军长宋哲元的赏识牛文良被调到军部，他利用掌管的二十九军无线电台，把蒋介石指使二十九军向日军妥协投降、不许抵抗的指令，以及宋哲元和师旅干部动摇不定、矛盾重重的思想情况，及时地向党组织汇报，为党揭露蒋介石屈膝卖国和争取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在华北抗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1935年，牛文良身份暴露，经保属特委向省委请示，他回到保属区工作。
为了解决贫苦大众的生活困难，牛文仓、牛文常在任丘县中区领导了秋收运动。他们首先将附近村庄的贫苦农民领到自家谷地和岳父家谷地收割。随后县委召开扩大会加以推广。在西区，王者兰率领贫苦农民收割了自家和其伯伯家的庄稼。同时，开展了分粮吃大户斗争。在白洋淀畔、潴龙河两岸，成立小盐工会，开展打盐巡的斗争，使一些穷苦群众暂时解决了生活困难。
1935年秋，为帮助北方局、河北省委解决经费困难，牛文仓等领导了“筹款借枪”运动。牛文仓带头变卖十几亩土地和一头牲口，换得大洋600块，全部上交组织。宣传委员王者兰组织武装人员将自己的孩子抱出，迫使家中拿出大洋几百块上交组织。最后共计筹措1万块大洋，运往天津上交组织，帮助北方局、河北省委解决了经费困难，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表扬。在借枪运动中，武装力量发展迅速，有枪的队员达到百余人，王家坞党组织就有枪18支。1936年2月，牛文仓率领武装镇压了恶霸地主曹老妮。
为了迎接新的抗日高潮，1936年春，保属军委在高阳县孟仲峰村召开军委会议，决定扩大保属抗日反蒋大队，各县建立武装队。由于坏人告密，2月20日，任丘、高阳、安新三县保安团包围了孟仲峰村。牛氏三兄弟率领与会同志突围。牛文仓胸部中弹，英勇牺牲。牛文良受伤被俘，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牛文常突围后在任丘县双塔村又与地主武装遭遇，孤身与敌搏斗，受重伤，战至最后一粒子弹，饮弹殉国。
牛氏三兄弟牺牲后，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第55期发表了题为《纪念我们英勇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悼念文章，指出“他们那慷慨赴难，临危不惧的精神；他们那艰苦卓绝、奋斗到底的毅力；他们那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坚强决心；他们那为国为党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阶级气节，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写成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最光荣、最灿烂的一页。”牛氏三兄弟牺牲后，保属党组织前仆后继，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势力、特务、叛徒进行了坚决的斗争②。
五、中共津南工委建立及其领导的沧州抗日救亡运动
随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的加深和国内阶级关系变动的情况，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1936年9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中共中央从抗日的全局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派周恩来等人赴西安参加和平谈判，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施，推动了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初步形成了全国联合抗日的局面。
中共津南工委建立 1936年3月，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发展党的抗日联合战线。从此，沧州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了开展抗日斗争方面。1936年10月，为了加强沧州党的领导，河北省委派赵镈（化名王元）来到沧州。他和津南特委委员贾振声取得联系后，首先来到交河县洪家码头，与共产党员张矩等接上关系，隐蔽在洪家码头小学。这里有李广文、王任重、张逸云、刘国屏、刘建勋等一批共产党员，更便于工作。刚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来的赵镈身患多种疾病，两腿风湿麻木，走路困难，还有肺病。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促使他白天帮助教师批改作业，晚上进行党的活动，时常通宵达旦。赵镈经常拖着虚弱的身体，由党员李广文等人用自行车驮着走村串户，开展党的活动。在交河组织了小学教员抗日救国会，举办农民夜校，发展党的组织。10月上旬，中共泊镇区委成立，张矩任书记，张逸云任组织委员，王任重任宣传委员。区委下设苏屯党支部和泊镇九师党支部。12月下旬，西安事变后，泊镇区委书记张矩在苏屯学区教育学生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抗日，反对蒋介石卖国政策。国民党河北省教育厅、交河县教育局以此为由，开除了一批党员教师。赵镈决定迅速隐蔽。赵镈到景县大刘庄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1937年2月，中共津南工委在景县大刘庄小学成立，赵镈任书记，王魁章（又名王育民）任组织委员，王任重任宣传委员，马振华任委员。王魁章、马振华负责津浦路东党的工作。工委下辖4个特区。第一特区：沧县、交河、献县；第二特区：景县、德州；第三特区：宁津、盐山、乐陵；第四特区：庆云、无棣、阳信。共有7个区委、20个支部、党员132人③。工委机关刊物为《实际生活》。工委加强了一些县委的领导力量，派李广文任宁津县委书记，吕文芳（陈东）任景县县委书记。津南工委决定从政治上、组织上认真纠正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新政策；加强党员的教育工作；实现党的新干部政策；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在工作方法上，把党的组织隐蔽在公开或半公开的群众组织之中，领导群众进行合法斗争，使沧州及相邻地区的抗日斗争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抗日救亡运动广泛深入展开 在中共津南工委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形式灵活多样，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在第一特区有文化界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在第二特区有武术队、篮球队、戏剧社。第三特区有两个短期小学、两个大的储蓄会、二三个武术团。第四特区有共产党员石景芳等人办的读书会及储蓄会、武术团。共产党员杨正泉、路牟班等在大路庄（今属海兴县）建立抗日救国五人团。所谓五人团即每个成员发展5人入团，这5人每人再发展5人入团，以此扩大抗日力量。在宁津县，共产党员张策平、盖津源、郑志英联合爱国抗日的国民党员及爱国知名人士，组织了宁津县抗日救国后援会。全县四大区相继成立了区分会。发动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到集市、乡村开群众大会，宣讲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并募钱款和首饰，派员慰问在长城与日军作战的将士。通过这些组织形式及其斗争，广泛发动群众抗日，活跃了群众抗日情绪，彻底打破了过去的关门主义，打开了团结抗日的大门，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人，团结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阵营中来。
此时，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中共津南工委指示各县党组织，加紧掌握武装力量。沧（东南）县县委书记刘子芳积极训练贩运私盐的盐帮队，准备抗日。在沧县城里，沧县民族解放先锋队已发展成员数十人。乐陵县委派县委委员孙宝智、共产党员张勋烈等打入国民党乐陵县政府开办的武装青年训练总队，在各地也成立乡农学校，很快控制了一批武装力量。宁津县委以张策平为首，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革命武装。这些革命武装的掌握和建立，促进了沧州抗日斗争的发展。
根据党中央的工作需要，曾任津南特委、工委领导成员的贾振声、王任重、张玉珍、王魁章、李学先及一批党员相继调往延安学习，后开赴各抗日根据地。1938年秋，赵镈调任冀鲁豫区党委党校校长。至此，中共津南工委终止，完成了她光荣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一说为特别区委。
②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先烈事迹，在任丘县城西北角，为“牛氏三杰”修建了一座烈士塔，塔分三层，高15米，塔内树立着一幢白玉石方碑，前后两面刻着“牛氏三杰光荣不朽”的大字，方碑的两侧面是“牛氏三杰”的光辉业绩。烈士塔正面两侧刻着“英雄史迹如松柏长青，烈士精神与天地共存”的对联。
③《津南工作简报》（1937年2月27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