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历史地理概况 沧州历史悠久，“沧州”一名始见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割瀛冀二州之地建沧州。据史书载：“取沧海之义为名曰‘沧州’，为了‘镇遏海曲’而建”，州治饶安（今盐山县千童镇）。春秋、战国时期，分属燕、齐、晋三国和燕、赵、齐三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两级制度，沧州东、西分属济北郡、巨鹿郡。隋唐时期多有变化。元朝时期属中书省河间路。明朝时期属京师河间府。清朝时期属直隶省河间府。雍正九年（1731年）新建天津府，又把沧州、庆云、盐山、南皮、青县划归天津府。民国初年，废州，沧州属直隶省渤海道，后又将渤海道改称津海道。1928年国民党政府废道府制，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省会天津。据1912年统计，沧州人口有49万余人。
沧州位于华北平原东部，南与山东省交界，西南、西面、西北分别与衡水、保定、廊坊三市毗连，北靠天津，东濒渤海。沧州河流众多。主要河流有子牙河、滏阳河、滹沱河、南运河等。
沧州平原广阔，交通便利，有津浦铁路和京杭大运河穿过。沧州属暖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足。西部膏腴肥沃，东部平坦广阔，盛产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高梁和花生等。沧县金丝小枣、泊头的鸭梨享誉四方。沿海一带，盐田绵延，盛产鱼虾，其中以渤海对虾和梭子蟹最为驰名。主要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等。
沧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西汉时期，河间王刘德修学好古，广泛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文化典籍。同时，广招全国名儒进行研究，使河间成为全国一个重要儒学研究中心。清朝末年，开始推行新式教育，并较早设立了普通中学。1901年在河间设府立中学堂（1917年改称省立第三中学）。1913年在沧县设立省立第二中学。1925年在泊头镇（以下简称泊镇）设省立第九师范。
沧州是著名的武术之乡和杂技之乡。尚武之风甚盛。明清至民国时期，沧州武术和杂技发展迅速，并登上了国际舞台。沧州籍的武术名家许多都是中国武术界的佼佼者，仅清代就出现了5名武状元。吴桥杂技艺人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而且走向了世界。
由于沧州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和战略地位重要，近代以来成为不断遭受资本主义列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地区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沧州社会经济状况 1840年的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力衰落，导致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沧州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
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政府就在河间府及其所辖各州派驻重兵。在沧州，清政府派其精锐部队——八旗兵5000余人驻防。咸丰年间，又调以洋枪洋炮武装、曾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的淮军一部——乐营进驻沧州。1871年，又调淮军25个营共11000人，在青县马厂建东西两座营盘，以加强保卫京师的兵力。同时，沧州各县都有由政府训练的民团、团练、乡勇，许多乡间大地主拥有私人武装。与封建军事统治相适应，清政府的地方政权在县以下实行里社和保甲制度。雍正年间，将甲改为铺。进入20世纪以后，清政府对基层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将铺改为乡。同时取消保甲组织，另设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察部队，时称巡警。在各县设巡警局，各乡设分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改巡警局为警察事务局，各乡设分事务所，强化了专制主义统治。
沧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各派军阀争夺和骚扰的重点地区之一。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①，再加上地方上众多的军阀，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为了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彼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军阀的不断混战，加剧了对沧州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在军阀混战中，各派军阀勒索军饷，加派赋税，抓丁抓夫，大肆抢劫，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沧州，地域广大，东部沿海地区洼大村稀，古有“远恶州郡”之称。高压的封建统治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一些穷苦人为了生计铤而走险，有些坏人乘机而起，横行乡里。1927年春，天津《益世报》连续报道沧州匪讯，指出沧州匪氛亟宜肃清。“沧州青县、大城、河间等县境内，忽由沧县窜来大帮土匪……蜿蜒八九十里，到处占据村庄，绑票勒赎，掳掠奸淫，无所不为。赎票稍迟，非用毒刑拷打，即予枪毙，方圆数十里内，惨不可言。”自1916年5月至1932年16年间，南皮县内严重匪患有200余起，涉及到200余个村庄、千余户②。土匪横行，掳掠村庄，绑架无辜村民，勒索钱财，广大沧州人民深受其苦。
沧州人民不仅深受封建压迫和土匪抢掠之苦，而且还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灾。由于沧州北靠天津，天津又是南北漕运的枢纽和海上通道，是西方列强从海上向华北输出鸦片和其它商品的重要口岸，因此，吸食鸦片的恶习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传到这里。到抗日战争时期，沧州一些较大的乡镇也设有“鸦片专卖处”。西方列强不仅摧残沧州人民的躯体，而且进行宗教文化侵略。他们在沧州各县发展教徒，建立教堂，勾结官府和封建势力，剥削农民，欺压群众。1856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献县城东张家庄建立教堂，是直隶东南教区的首府，辖39县之教务，号称“华北第一堂”。献县有教堂46所。1915年，盐山县有天主教徒达到18220人。沧县到解放前夕有天主教堂4所，活动场所9处，教徒千余人。在沧州陆续建立的教堂，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据点。外国传教士打着“传教”的招牌，充当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侵略的急先锋。他们到处宣扬“博爱”、“人道”，实际上是搞奴化宣传，并乘机搜集情报；他们勾结官府，巧取豪夺，聚敛财富，鱼肉人民。沧州多次发生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另外，西方列强还赤裸裸地对沧州进行军事侵略。1868年法军两艘兵舰从天津沿运河南下至捷地，帮助清军血腥镇压张宗禹领导的西捻军，无数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运河水。1900年，德国侵略军7次侵略沧州城。1900年10月，德军马队到盐山县骚扰居民。同月，德军马队200余人进入吴桥县大肆搜抢财物。德军还从天津经任丘、河间、献县等，一路镇压义和团民众。1901年1月15日，英法联军3000余人到盐山镇压义和团民众。帝国主义成为压迫在沧州人民头上的又一座大山。
近代沧州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农业经济保持着自然经济的特点。而且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主要构成部分——土地，地主和富农占得最多，是农村中的剥削阶级。贫雇农占地很少，甚至没有土地，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任丘地主肖征芦家中有土地千顷。南皮县最大的地主张辅臣家中挂过“双千顷”牌。新海县（今黄骅市）大地主袁康侯有土地50万亩、佃户村48个，同时还在京津开办工厂、店铺。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一是土地分配不均；二是匪患影响；三是天灾及粮价低落；四是内战外患之影响。③掌握着政权和土地的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地主剥削佃农，主要采取地租形式，低者“对半分成”，高者“四六分成”，甚至“三七分成”。在农业产量极低的情况下，如此高的剥削率，佃农生活极为困苦。进入民国以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据《沧县志》记载：“民国税收16种，地方税26种。”“民国万税，天下太贫”就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农民不仅受到地主的经济剥削，还要向政府交纳沉重的赋税，服各种兵役、徭役。地主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贫苦农民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一遇上自然灾害，贫苦农民只有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近代沧州的工商业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发展非常缓慢，产业工人较少。1829年，沧县马落坡、兴济出现草帽制造作坊，到19世纪末出现了由包买商经营的手工工场。沧州城内形成的制鞋业手工作坊稍晚于草帽制造业。津浦路通车之后，沧城制鞋业也随之开始发展，产品外销到山东和东北一带。到七七事变前，沧州城内鞋店已达30余家，占城内工商总数的15％，较大的鞋店有“福兴成”等八大家，雇佣专业工人160余名和近千名的店外家庭手工业者。1912年河间县王聘三等4人在泊镇成立永华火柴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火柴厂之一，标志着沧州近代工业的产生。1915年，吴桥桑园镇“益兴存”蛋厂成立。1929年，沧州城内出现了采用机器生产的提花厂、织布厂和福利面粉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县铸铁、锻造、食品等工业也相继出现。在工厂中，工人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为了多挣些钱，工人们只有“不顾生命的努力挣扎”④。
中外反动派势力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近代沧州人民贫困的根源。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改变生活状况，民性彪悍、崇尚勇武的沧州人民不断抗争。这为中国共产党在沧州建立、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沧州人民早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近代沧州人民为了反抗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摆脱生活困境，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和争取人民的解放，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1853年至1855年配合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斗争；盐山、沧县的红衣军反抗清政府的斗争；1863年在东光、吴桥等地的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的抗清斗争；1867年青县、沧县等地的盐民抗暴斗争；1873年沧县盐民邓九领导的抗暴斗争，等等。
在沧州地区，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是广大人民反帝斗争的突出特点。19世纪中叶以后，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1900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沧州反洋教抗清军的斗争进入高潮。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或“义和门”，1899年秋改称义和团。同时从山东和河北威县传入故城、景县、东光、交河等地。1900年，沧州义和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遍及城乡。他们“灭洋人，杀赃官”，攻打外国教堂，汇聚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在西部，1900年2月， 任丘义和团因教堂纵容教民欺凌百姓，奋起围攻正洛、东八方、张家庄、留村、史庄等教堂。规模最大的一战是三次攻打段家坞教堂，后被由天津内犯的八国联军镇压，团民牺牲70余人。河间义和团的主要活动是围攻范家疙瘩教堂达3个月，后失败。献县义和团焚毁南北两立车村教堂，围攻东大过村、大过村、郭家庄等教堂，死伤甚多。9月18日，献县义和团会同河间、肃宁及阜城、景县的义和团共万余人，向张庄总堂进攻，遭到教堂内洋枪洋炮的阻击，伤亡数百人。在南部，1899年12月，吴桥义和团郑风亭部和山东李发祥、李德海部联合攻打庞家桥教堂。盐山、庆云义和团“蔓延全境”，“焚杀教徒，杀其人而分其财”⑤。在沧州城，1900年5月、8月，沧州义和团在王之臣、庞芸生、潘荣祚的率领下，先后集万余人及宁津、东光、南皮三县义和团，三次攻打沧州城而失败。另外，沧州义和团参加了在天津打击八国联军侵略者的斗争。八国联军占据天津后，沧州各地义和团被残杀殆尽，各坛口的首领也惨遭杀害。同时，各地教会势力也乘机反攻倒算。地方官吏卑躬屈膝，为虎作伥。献县天主总教堂又强制附近十余县乡民赔款，否则籍没家户，严加惩处，仅献县就勒索团民赔款110万吊钱，许多义和团民因此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吴桥县仅逃往东北的义和团民及其家属，就有上万人之多。沧州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了，但它是近代沧州历史上第一次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在直隶逐渐兴起。不屈不挠、愈挫愈坚的沧州人民继续战斗，并逐步摈弃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斗争形式，勇敢地投入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在沧州以至整个北方，比较突出的是革命党人在任丘的起义，它是对南方辛亥武昌起义的积极响应。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总部在日本东京成立。直隶籍留日学生有35人参加，并成立了直隶支部。不久，张继（今南皮县孙清屯人）等受同盟会的派遣，在直隶相继建立起一些革命组织，进行宣传与发动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一举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革命烈火很快燃遍大半个中国。直隶革命党人备受鼓舞，积极筹备武装起义。由于缺乏统一领导与准备不足，滦州兵谏和张家口举义先后被扼杀。在这种情况下，湖北军政府全权代表胡鄂公来到天津，着手统一直隶革命团体的工作，指导北方革命斗争。12月2日，由胡鄂公主持，在天津召开了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天津、保定、通县及耿世昌、戴国栋、郑书城等任丘代表共20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在天津成立湖北军政府办事处，并建议在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滦州、通县、任丘等地分别成立武装起义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在天津，胡鄂公任总指挥，耿世昌被任命为任丘起义的总指挥。
任丘地处直隶中部平原，北靠京津。人民长期遭受封建势力的压榨，反清情绪高涨。革命党人耿世昌等组织了几千人的革命武装，以配合南方革命。12月9日，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滦县、通县、任丘、文安、雄县等地的革命党人，在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召开会议，同盟会员李锡九、鹿钟麟、靳广隆、张树声、李子峰、耿世昌、郑书城及妇女代表江固、孙蔚强等20余人参加。会议决定在任丘举行武装起义，北京、天津、保定、滦州、通县、石家庄等地响应。会后，耿世昌、靳广隆把任丘、雄县、高阳、博野等地的武装编为6个大队，分别由冯杰、戴国栋、李启明、郑书城、罗子云、刘长雄任大队长，命令各部向任丘集结。起义军的口号是：“打倒封建，建立共和，实行民主，全民安乐”。起义军的口号，即为任丘起义的政纲，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反映了人民的觉醒。
18日拂晓，起义军及上万名农民占领任丘县城，获得大量军械、粮草，收编了部分守军，士气大振。为了扩大胜利成果，耿世昌等制定了西取高阳，北攻雄县、文安，克复安新的行动计划，但遭到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负责人汪兆铭（汪精卫）的反对，并向袁世凯告密。袁世凯从保定紧急调淮军两个营到任丘镇压。面对训练有素的清军，义军在耿世昌、靳广隆的率领下突围，撤至靳广隆的家乡——文安县娘娘宫。又遭清军追击，靳广隆等9人殉义，数十人被俘。 其余义军一部分奔往山西，另一部分退入雄县境内。退入雄县的义军和雄县的一些革命志士在耿世昌、冯杰的领导下，占据雄县县城，竖起“北洋革命军”的大旗，继续坚持斗争。12月20日上午，清军围攻雄县县城，由于义军守备很严，三次未能得逞。下午清军改用大炮轰毁城墙数处，才蜂拥而入。义军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终因力量悬殊，耿世昌、冯杰等100多人遇难，另有百余人被俘。任丘起义遂告失败。
任丘起义，是革命党人在北方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它以“共和”、“民主”为战斗旗号，打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同时，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坚定了人民打倒封建统治的信念。
近代沧州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⑥，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作为民主革命运动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任丘起义，虽然推行“民主”、“共和”，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的纲领，也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以真正动员农民大众起来的土地革命纲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失败。历史的实践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彻底革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革命斗争的失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更加深化，迫切地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
注释
①直、皖、奉三系的名称，是按各系首领的籍贯而定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曹琨，是直隶（今河北省）人；皖系首领段祺瑞，是安徽省（简称皖）人；奉系首领张作霖是奉天府（今辽宁省沈阳市）人。
②中共南皮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南皮史话》，第14页。
③《南皮概况》，见《津南农声》1935年创刊号， 现存天津历史博物馆。
④《南皮概况》。
⑤《盐山新志》，1916年刻本。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