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经过两年作战，消灭了国民党军队264万多人，不但粉碎了蒋介石的战略进攻，而且打破了他的战略防御体系。战局的发展表明，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为核心的中央军委适时组织并指挥了决战决胜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毛主席在进行平津战役部署时，就提出要“争取让中央军不战投降”，并指出“此种可能很大”。从12月中旬起，毛主席陆续发出指示，直接指导与傅作义的谈判。傅作义开始虽有和平谈判的意向，但因想保存实力一直犹豫动摇，直到我军解放了天津之后，他才下决心走和平解决的道路。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军运用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通过谈判取得的伟大胜利。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组织，为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配合我军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为迎接解放，刘仁部署平津地下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役进行中，国民党在华北的60万军队受到巨大的震动，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指挥下，收缩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一线，企图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正犹豫不决。为了稳住平津之敌，达到就地歼灭的目的，中央军委于11月中旬指示第四野战军，以最快速度秘密从东北进关，和华北野战军的两个兵团及地方部队约100万人，发起平津战役。
11月中旬，华北局通知刘仁去开会，讨论布置迎接平津解放的问题。会后，刘仁又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他回到城工部带来平津很快就要解放的消息，使机关顿时沸腾起来。12月初，刘仁着手安排入城参见接管的有关事宜，并将机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去天津，一部分去北平。安排妥当后，他轻装简从地上路了，随行的只有电台工作人员等少数几个人。党中央12月13日任命彭真、叶剑英等11人组成北平市委。刘仁到保定参加了北平市委的第一次会议。22日，他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时，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刘仁到了前线司令部所在地，住在老乡家里，一条长炕上放一个小炕桌，就是他办公的地方。一到驻地，他就架起了电台，与北平城内的地下电台通报。
开展统战工作，一直是刘仁十分关注的问题，而且他亲自领导这一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与民主人士、大学教授、知名人士，都建立了一些关系，在敌军中的工作也有一定基础。
早在1948年春天，刘仁就考虑如何从傅作义手中争取一部分军队，以利于日后我军解放北平。刘仁布置地下党物色与上层有关系的线索。当从天津地下组织了解到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常宁是曾延毅的女儿时，他立即通知市内组织送曾常宁到城工部来，同时通知专搞国军工作的王甦回城工部。王甦到泊镇后，同曾常宁见了面。刘仁给王甦的任务是，通过曾常宁做她父亲曾延毅的工作，再通过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目的是争取从傅作义手中要到一部分兵权。曾延毅与傅作义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二人拜过把兄弟。傅作义任35军军长时，曾延毅是副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曾延毅在天津做寓公。王甦与曾延毅见面后，经过多次长谈，曾延毅同意去找傅作义。曾延毅见了傅作义要求带兵打仗，并向傅作义提出当一个军长或其他军事指挥官。但傅作义不肯给他实权，只答应考虑给他一个“华北剿总”副司令的虚职。曾延毅见傅作义并不太相信他，只好作罢。他向王甦表示，他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有困难，但可以做刘厚同的工作，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刘厚同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的老师，深受傅作义的信任和尊重，时任傅作义的中将参议。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是我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刘仁又通过城内组织把刘杭生送出来，并亲自接待，要刘杭生动员她父亲做傅作义的工作。刘厚同对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傅作义了解也比较深。1948年秋，在城内领导王甦工作的学委秘书长崔月犁与刘厚同建立了联系。由于刘厚同对和谈态度积极，后来就成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桥梁。
1948年10月，刘仁从南系学委了解到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思想进步，在西南联大时即参加了“一二·一”运动，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当时在天津大公报做记者。
刘仁对这一情况极为重视，立即布置通过北系学委地下党员张硕文转告北大南系地下党员肖松，要南系学委布置傅冬菊做傅作义的工作。10月底，刘仁又派佘世光从泊镇到天津，找到南系地下党员李定，再次转告北平南系学委布置傅冬菊做傅作义工作一事，并说明这是中央的决定。
北平南系学委负责人王汉斌根据刘仁的指示，把傅冬菊从天津调到北平。同时安排《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南系地下党员李炳泉对“剿总”联系处处长李腾九做工作（李腾九是李炳泉的表哥）。
傅冬菊到北平后，开始在王汉斌直接领导下工作，每天向王汉斌汇报情况。她留在傅作义身边，随时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并相机进行工作。傅作义认为女儿年幼无知，开始并不太相信她，对共产党的政策也不清楚。王汉斌通过李炳泉将《论联合政府》一书交李腾九送给傅作义，傅作义看后说：“联合政府我赞成。”
王汉斌将傅冬菊汇报的有关傅作义的情况及时转告佘涤清，再通过城工部的地下电台报到解放区。考虑到如此频繁的中转情况既费时间又不安全，王汉斌便把傅冬菊的工作关系交给了佘涤清，由佘涤清直接听取傅冬菊的汇报，商谈工作。此时，李炳泉也在抓紧做李腾九的工作，经多次谈心，逐渐打通了李腾九的思想。李腾九与傅作义关系很深，李炳泉动员他多次找傅作义谈，促进傅作义思想的转化。
这期间我方还始终保持着与刘厚同的密切联系。崔月犁每两个星期与刘厚同见一次面，了解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并彼此谈心，交换政见。崔月犁从刘厚同处了解到，傅作义一直是动摇的，一方面不想跟蒋介石走，另一方面又想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力量，对和平解放北平总没有一句很肯定的答复。对傅作义的犹豫动摇，刘厚同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向他谈形势，摆利害，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转达我党的政策和对傅作义的希望、要求，明确指点傅作义要顺应人心，当机立断，只要和平谈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毁灭。刘厚同两个多月来，始终苦口婆心地开导傅作义，对他施加影响，这对推动傅作义下决心走和谈之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8年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对北平的合围已经完成。傅作义深感局势危急，才决定与我党谈判。他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在地下党党代表李炳泉陪同下，携电台于12月16日秘密到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与我方谈判。
12月19日，我方与傅作义第一次谈判。我方提出，不仅傅作义嫡系部队、而且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放下武器，把蒋系部队军、师头目抓起来，宣布起义。崔载之向傅作义报告后，傅作义表示难办，谈判未获结果。平津战役第二阶段，新保安、张家口被我军攻克，傅作义的主力部队35军被歼灭。1949年1月初，平津前线吃紧，傅作义决定再次派“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为代表，携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出城谈判。崔月犁通过地下电台与城工部联络好他们出城的路线、时间、暗号。周北峰、张东荪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后，1月7日，双方第二次谈判，就几个方面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写成纪要。周北峰带回纪要后，傅作义借口部队离城改编问题需妥慎实施，仍犹豫拖延。
12月31日，城内总负责人佘涤清和刘时平因故被捕，与傅作义方面联络的工作交由学委秘书长、分管上层统战工作的崔月犁负总责，并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和傅方接触。各方面的关系也都交由崔月犁联系，傅冬菊的工作便由崔月犁领导。傅冬菊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崔月犁与傅冬菊几乎每天见一次面，傅冬菊原原本本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告诉崔月犁。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啃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地下党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一清二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崔月犁将这些情况及时通过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刘仁便及时转告平津前线总指挥部。
1948年底，傅作义派专机把邓宝珊接来北平。邓宝珊是傅作义的拜把兄弟，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负责指挥榆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邓宝珊抗战时期曾多次到延安，与党中央领导同志有过接触。他到后不久，就同崔月犁见面，表达了他对我党政策的了解以及对和谈的积极态度。邓宝珊与傅作义进行了两次深入的长谈。他们都认为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傅作义仍有顾虑。1949年1月中旬，我军即将攻取天津时，刘仁转来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说：天津拿下后，傅作义投降的可能性增加了，但我们仍应作两手准备，如果傅作义不投降，即武力解放北平。崔月犁第二次约见邓宝珊，告之中央军委的意思，让他促使傅作义快下决心。不久，邓宝珊第三次会见崔月犁，高兴地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一块吃了顿饭。”邓宝珊与崔月犁商谈了与我方谈判的具体事宜。崔月犁通过地下电台与城工部联系后派了一位政治交通员送他们出城。
1月14日，邓宝珊和周北峰等人，在平津前线司令部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第三次谈判。聂荣臻说，因傅方拖延，攻击天津的命令已经下达，这次谈判不再包括天津。北平守军应迅速出城接受改编，不要再拖延。15日下午，我军攻克天津。1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邓宝珊、周北峰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17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随邓宝珊进入北平，和傅方人员一起草拟了具体实施方案，即《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从22日到31日，北平守军以师为单位，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月31日，我军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北平终于和平解放了。
（中共泊头市委党史研究室 哈增平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