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黄骅刘三庄群众生产生活的记忆

于 刚

　　1958年，农业合作化期间，刘三庄属黄骅县“联乡渤海大社”，大社包括原周青庄乡和窦庄子村（天津市大港区窦庄子村）。6月属周青庄乡，9月份成立人民公社，刘三庄划入红光人民公社（吕桥）。1959年3月，刘三庄划入南大港人民公社，随后更名为南大港农场，刘三庄河北村为八连，河南村为九连，营部设在周青庄。

下放干部

　　1958年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十几名干部下放到刘三庄参加生产劳动锻炼，他们当时大都二十六七至三十多岁，与社员们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队部为他们安排了宿舍，吃饭则分散开来，分配到各家各户。下放干部王广义安排在于型杰家，周章秋安排在张贵武家，一个姓贾的女干部安排在于锦贵家，他们把自己的粮食指标交到农户。当时社员口粮每人年均360斤，粮食不够吃，时常弄些野菜、萝卜丝、谷糠做为代食品。刚来村的下放干部们搞不明白，说每人每天1斤粮哪儿吃得了？两个月过去了，繁重的农业劳动使他们体能消耗增加，食欲大增，而且那个年代哪有什么肉蛋奶瓜果菜等之类的食品，粮食指标不够吃，再也听不到他们说口粮有剩余了。

　　1958年，下放干部利用在北京的关系，帮村里购买了一台发电机，找一台汽车上的旧发动机带动发电机发电，后来，被吕桥公社的干部要去，说公社大院需要。小谢是下放干部的负责人，回北京探家时带回来一部照相机。当时，那可是个稀罕物。他经常免费为社员们拍照，身边常常围着一群人看新鲜。八九月间，他在村西以河堤的树林和庄稼地为背景为全体干部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可是那个年月全村惟一保存下来的照片，弥足珍贵。

　　1959年春，中央广播事业局说唱团的部分著名演员来村庄慰问下放干部，演出地点设在后队食堂边。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相声《呼延庆打擂》，马连登、马增芬演唱西河大鼓《一分钱、一两米》，刘慧琴演唱河南坠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并且很少到过县城的村民，突然有大师级的演员与他们面对面表演，人人如做梦一般。侯宝林不时用当地方言加入台词中，他那风趣、诙谐的表演逗得大家掌声不断。

　　下放干部于1959年回到原单位。他们在村中劳动锻炼一年有余。

种植水稻

　　1958年，村庄大面积种植水稻，品种是小站稻，亩产达到七八百斤，产量在全县名列前茅。插秧时人们一字排开一边插一边向后退，每人6行，采用方法是“甩六退六”，即左右行距6寸，前后株距6寸。提水工具是锅驼机带水车，锅驼机就是锅炉和汽轮机的组合体，以煤为燃料。稻子收割后晾干，使用稻子脱粒机，俗称“落子”。落子木制圆筒状，横卧，外壁用8号铁丝弯成长圆状密植，筒中心有轴，用柴油机做动力使筒快速旋转。社员们手持稻子根部将稻穗伸向转筒，稻粒被铁丝环刮打而下完成脱粒。脱粒时人们所穿衣服要扎牢，姑娘的发辫挽起包裹严实，防止衣服和发辫搅进转筒，发生危险。所用动力是卧式柴油机，缸盖处有孔，插一铁棒，铁棒外端有煤火加热，铁棒导热至燃烧室，手摇压缩加引燃起动。社员们把这种柴油机称作“大憋火”。

　　1958年5月，村支书于如祯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回来后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会议精神。社员们只记得“苦战一年，改变面貌，十年计划，一年完成”。还说社员以后的生活是“吃面包，喝牛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楼房底下有车脚（车轮），可以推着走。”总之，各个方面都要跟上形势，都要跃进。会后，社员们议论，面包谁也没见过，可能很好吃，但说让人们都喝上牛奶，社员们犯了嘀咕，到哪里弄这么多牛奶，当时人们不知道有奶牛。楼房还可以推着走？社员们想都想不明白。

　　“大跃进”开始，为响应上级号召，村里在农业生产上制定各种遥不可及的高指标，当时流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育秧时，每亩要求下种几百斤，实际上每亩下种也就是60斤左右。为提高产量按上级要求每亩下种四五百斤，社员们用船将稻种运到秧田正常下种，剩下的稻种整麻袋的掀到水渠里扔掉，收工后汇报说稻种都用上了。

　　村庄为减少种植水稻的程序，盲目引进旱地直播水稻技术。社员们在村东北的几百亩田里做试验，他们用脚后跟在湿泥里踹一个坑，抓一把稻种扔到里面，名叫“旱直播”，结果没有长出一颗秧苗。至今这块地的地名仍叫“旱直播”。为迎合上级和兄弟村庄的参观，队部组织社员们在村西把快要成熟的稻子连根拔下，稻子根部带着一大团泥，密密地墩在另一块稻田里，稻穗紧紧挤在一起，上面放一只鸡蛋都不会漏下。做过假的稻田四周插上红旗，参观的上级领导确信了稻子亩产几千斤的神话，农村来的参观人员心里最清楚，只是心照不宣罢了，高产卫星就是这样诞生的。

　　1958年秋收后，正是播种小麦的季节，按当地种植经验每亩下种20～35斤比较适宜，队部规定每亩要耩500斤，耧手们加大了下种量，一天下来平均下种300斤。晚上到队部汇报，遭到队部干部的严厉批评。耧手们只好扛着口袋，手攥着袋口，让麦种哗哗流下，掉进已犁好的浅沟里，结果麦子颗粒不收。

翻土地

　　1958年深秋到1959年春，队部组织40多名基干民兵以排为建制支援吕郭庄村深翻土地。每个民兵带一把铁锨一支枪。深翻土地约40厘米深，过一段时间有人将小红旗插在先进的地块上，绿旗插在一般的地块上，黑旗插在落后的地块上，插黑旗的人被嘲讽“骑蜗牛”。落后的人深受刺激，使足劲赶上来，有人将黑旗拔掉，换上红旗或绿旗，人们习称“拔黑旗”，意思就是甩掉落后的帽子。田间休息时民兵们训练刺杀、瞄准、队列等科目，实行军事化管理。午饭由两位社员骑自行车从刘三庄直接送到吕郭庄田间，吃的是白面掺切碎的土豆块做的馒头。

　　村里的其他社员被组织起来，到河南边深翻土地。上至60多岁的老人，下至刚过门的新媳妇和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干在地、吃在地。一次上边来记者采访，记者让一位60多岁的小脚大娘手持铁锨摆好姿势进行拍照，说要登到报纸上。实际上，深翻后的土地，表层熟土翻到底层，底层生土翻到表层，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队部组织社员在村东河堤下的一块地里搞深翻土地会战，深翻一米，将几十车粪埋在里面，春天播种后不见一棵庄稼。在村东的一块地里，社员们把大土坷垃一层一层垒起来，里面是空的。人们背来大量柴草装在里面点火熏烧，随后将土坷垃砸碎洒在地里，据说这样做可以增强土壤的肥力，社员们习称“烧小窑”。

吃食堂

　　1958年10月，全县农村实行“食堂化”。社员家的饭锅、粮食全部集中到队里，强迫社员去吃“大锅饭”。吃食堂初期，饭菜质量不错，白面掺萝卜丝或碎土豆做的馒头，大米面窝头，有时也焖米饭。全体劳力和半劳力、家庭妇女，甚至包括儿童都要参加劳动，不参加劳动不给饭吃。那时，因公外出的社员赶上吃饭的时候，可以进到任何一个村的食堂去吃饭。当时由于虚报夸大产量和种植亩数，上级按所报产量征粮。尽管谷场里的稻子像小山一样高，但社员们丰产不丰收。两个月后，库存粮食不多了，饭菜质量明显下降。

　　年底，临近春节。队干部准备给社员们改善生活，食堂里的米和面早已吃光，仓库里存放着大批稻种和麦种，谁也不敢动一点。干部开会商量办法，一个干部说，某某家劳力多，过日子细，听人说他家里有麦子。一个村庄住着，每家每户的情况谁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一个干部以串门为名登门暗查，闲谈中将熄了火的烟袋锅在地柜的板壁上敲几下，发出“嘭嘭”声，没有装粮食的空柜才会发出这种声音，柜中确实无粮。屋里也不见圆鼓鼓的麻袋和口袋，不知麦子藏在哪。于是，干部将这家父子二人叫到队部，彻夜地劝说、诱导、逼问。天快亮的时候，这家父子知道躲不过去了，只好说出藏麦子的地方，队部派人在磨屋地下挖出一口大缸，里面足有400斤麦子，磨成面后，给全队的社员蒸了包子。开饭前，队干部告诉大家白面是某某家的，是道谢，还是责怪，不得而知。

　　当时的大食堂为了充门面，迎接检查参观，在厨房的木梁上并排挂着一溜卖肉用的铁钩子，上面挂着一块块猪肉，社员们根本吃不到，检查团一走肉也不见了。参观的人们回去后都说某某村的食堂天天挂肉钩子，天天有肉吃。“挂肉钩子”在那时非常流行，其实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大跃进”时的瞎折腾严重损害了村庄的经济基础，加上其它原因，1959～1961年发生了大饥荒，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1958年9月，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公社初期盛行“一平二调”，打破社队界限，无偿调拨物资、土地、劳力、畜力等。分配制度实行“人六劳四”。如果一家没有劳力，他们只能分得实物的十分之六，这十分之六的实物要作价，也就是欠生产队钱。社员们把欠生产队的钱俗称“六钱”，还生产队的钱俗称“拿六钱”，此称谓一直延续到1981年生产队解散。实际上，到1963年后，生产队就开始实行“人七劳三”分配制度了。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和记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制定经济规划要从国情、市情出发，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对于国家而言、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何尝不是一样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沉下心来，实事求是，务实，脚踏实地，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学习上、工作上的进步。

（作者系黄骅市刘三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