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珍闻】
周恩来夫妇 交党费的榜样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与邓颖超一生廉洁,生平收入除了工资和从银行所得的利息外,没有其他进账。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忙于处理各种工作。有一次,警卫员魏国禄不忍打扰他,就替他交了五分钱的党费。不久,周恩来同志找到魏国禄交党费,在得知自己的党费被其交纳后,他说,党费不能让别人代交,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很重要,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他把五分钱党费交给了魏国禄。虽然只是五分钱的党费,但周恩来同志看得很重。
周恩来夫妇除了每月按时交纳党费外,两人手中的钱凑到近5000元的时候就会作为党费上交。据他侄子回忆,他们总共交纳了三次“特殊的党费”,最多一次交了7000元,总共交了14000元。
周恩来同志去世后,他和邓颖超同志的积蓄合计5709.80元。之后,邓颖超同志又交过3000元党费。邓颖超同志去世后,她嘱托身边人,要将她的所有积蓄11146.95元,其中包括购买的550元国库券,全部用来交党费。
周恩来夫妇不仅每月按时交纳党费,而且还交纳了“特殊的党费”。他们的做法,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本刊专稿】
忆我市初级小康建设
武金琢
按照全国的总体布局,我市的小康建设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1981年至2000年为初级小康建设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在初级小康建设阶段的后期,我正在市委农工部工作,那时市小康建设办公室设在农工部,因而对全市小康建设情况比较熟悉。现在回忆一下这一段小康建设情况,有些经验教训或许对今天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有一定益处。
一
小康是一个充满传统文化色彩的概念。据考证,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意思是说,人们有劳有逸,日子就能过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按照小平同志的提议,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
党的十二大还制定了实现小康分两步走的战略:“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为当时的初级小康建设指明了方向。
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我市在这个期间认真贯彻了两步走的战略。从1981年至1990年的前十年,主要是抓了改革开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索工商业招标承包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抓市场建设,使全市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从1991年至2000年的后十年,为小康建设的冲刺阶段,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狠抓了教育、文化、电力、交通、通讯、绿化、饮水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采取多方面措施积极推进农民增收,取得了重要成效。
二
开始,人们对小康建设的标准并不十分清楚,因而出现了工作不协调等方面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省政府于1994年4月出台了《河北省农村小康建设规划纲要》,明确了农村小康建设的具体标准。
1、农村小康生活的基本标志: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农民收入显著提高,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精神生活健康、丰富,生活环境比较优美,农民素质明显提高,社会保障日益完善,社会状况安定团结。
2、小康县标准: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元(1990年价格,下同);②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2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在50%以下;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50%左右;④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8平方米以上,农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8平方米左右,住房质量、结构和设施有较大改善;⑤具有文化馆、图书馆、体育场(馆)、影剧院、医院,居民家庭电视机、收音机基本普及;⑥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25%以上;⑦城乡居民平均寿命70岁;⑧社会秩序良好,重大刑事案件发案数控制在万人5件(三年平均)左右;⑨环境优美,达到甲级绿化县标准(条件特殊的除外);⑩80%以上的乡镇实现小康。
3、小康乡(镇)标准:①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乡有农技校、乡办中学、文化站、图书室,居民家庭电视机、收音机基本普及;③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8平方米左右,住房质量、结构和设施有较大改善;④行政村通电、通公路、通电话,道路硬化,环境整洁,绿化达标;⑤乡有卫生院、敬老院,“五保户”供养达到100%;⑥社会秩序良好,重大刑事案件发案数控制在万人3件(三年平均)左右;⑦80%以上的村实现小康。
4、小康村标准:①农民人均收入1200元,80%以上的户人均纯收入在1200元以上;②集体经济实力增强,村有达到办学必备条件的小学,有广播站、综合文体活动场所,居民家庭电视机、收音机基本普及;③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左右,住房质量、结构和设施有较大改善;④居民用电、用水方便,饮用水质达到国家标准,道路硬化,环境整洁,绿化达标;⑤村有卫生所(室)、“五保户”供养达到100%;⑥居民法律意识显著增强,自觉遵守乡规民约,社会风气良好。
省《纲要》还对实现小康的时间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我市1995年要有14%的县(市、区)实现小康,其中有黄骅市、任丘市、郊区;到1997年要有43%的县实现小康,即新增沧县、青县、河间市、泊头市;到2000年要有86%的县实现小康,即再增吴桥、南皮、肃宁、海兴、孟村、东光。同时要求盐山、献县到2000年要有三分之一的乡(镇)实现小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00元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0元以上。
省《纲要》的出台,使小康建设有了明确的标准,实现了规范化运作,但也给各级党委、政府普遍增加了压力。为推进《纲要》的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逐县(市)听取汇报,对领导不力的严肃进行批评,甚至有个别县还被撤消了县委书记的职务。那时,经常有县的主要领导或委托办公室人员找我们进行咨询,讯问省领导主要听哪些方面的汇报,在汇报中该注意哪些问题,甚至要求我们帮助拟定汇报题纲,或写了汇报材料让我们帮助修改。
三
为加强对小康建设的领导,市委于1995年成立了小康建设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赵维椿同志任组长、市政府副市长杜润明同志任副组长,下设小康建设办公室,设在市委农工部,由我担任小康办主任,副部长焦旭升、马汝升任副主任,综合科全体人员为办事人员。抓小康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抓小康建设上。
因为1995年要求黄骅、任丘和郊区要实现小康,这一年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到对这“两市一区”的督导检查上。我们多次深入到“两市一区”,按照小康县的标准,逐项进行了解,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一些任务重的项目实行倒排工期,督促落实。那时“两市一区”的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投入小康建设,实行领导干部包乡包村包项目责任制,努力加快小康建设的步伐。到1996年初,由市小康办抽调人员首先对“两市一区”的小康建设进行了初步验收,在验收基本合格的基础上,由市小康办向省小康办写出申请,请求省对“两市一区”正式进行验收。这年的5月份,省小康办由省委农工部部长、小康办主任刘庆国同志带队,按照先黄骅、后郊区、再任丘的顺序,逐一进行验收。验收组由赵维椿同志和我全程陪同。每到一个地方,先听取小康办的汇报,然后实地查看市、区直的一些硬件设施。每个市、区都要抽查三个乡镇,每个乡镇抽查三个村,检查的非常细。由于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再加上验收时通过协商都是比较成熟的乡(镇)村,“两市一区”被顺利通过验收,验收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验收开始时,我们和“两市一区”的领导同志都攥着一把汗,当验收组公布通过验收时,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第一批小康县建成后,我们及时进行了总结,并把工作重点很快转到第二批小康县的建设上。从经济实力和工作基础讲,规定第二批实现小康的沧县、青县、河间市、泊头市,与第一批实现小康的“两市一区”相比没有太大差距,因此抓起来难度并不大。借鉴第一批小康县的经验,我们把工作督导的重点放在抓硬件建设上,主要是修路、街道硬化、绿化、各种公益设施建设上。同时帮助树立一批小康村典型,如青县的觉道庄、沧县的东关村等,做到学有样板。这“两县两市”不负众望,于1998年春,顺利通过了省小康办的验收,被省委、省政府正式命名为小康县。
到了1998年,也就是抓第三批小康县按期达标的时候,省抓小康建设的步伐开始慢了下来。主要原因:一是一批老干部反映时任省委主要领导抓小康建设有点过头,对他在石家庄市撤免了几个县委书记有意见;二是反映小康标准订得有点高,特别是一些贫困县实现有困难;三是反映有些地方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小康建设成绩不实等。从而使小康建设在抓的力度上松了下来,对第三批小康县建设的验收工作也取消了。但是,我市第三批小康县的建设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只是各级领导的压力不再那么大了。
四
回顾我市的初级小康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一是群众受益,通过抓小康建设,群众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二是农村硬件建设投入力度大,特别是公路建设突飞猛进,有不少县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受到群众的欢迎。我在泊头市一个村调查,群众反映说,过去没修上公路时,各家各户的小枣卖不上好价钱,而公路修上后,小枣不仅好卖,而且每斤高出一两毛钱。三是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村由于实现了硬化、绿化、美化,群众非常高兴。在黄骅市的一个村调研时,我问一位村妇:“现在你们村的街道都硬化了,这件事好不好?”,这位村妇高兴地回答说:“太好啦!现在下雨天也不用踩泥了,晚上还有路灯照明,这和城市有什么两样,咱农民也过上城市生活啦!”四是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由于抓的都是些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并且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事、好事,深受群众欢迎。当时由于硬件建设比较多,投入比较大,对群众摊派也就多了一些,但由于钱都用到了公共设施建设上,再加上及时进行村务公开,群众没有多少怨言,全市没有出现一例因摊派上访的案件。
应当说,我市抓初级小康建设的20年,特别是后十年,是农村经济发展比较快、基础设施投入最多的时期,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得实惠最多。其中的一些经验值得总结。一是建设小康的目标明确,而且较好地集中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抓小康建设,实现了目标和力量的统一;二是小康目标细化,操作性强,体现了全面发展,让群众全面受益;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把群众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小康建设的最高标准,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四是从上到下建立了抓小康建设的领导体系,实现了对小康建设的集中领导;五是坚持抓点带面,充分发挥示范县、示范乡、示范村的作用,收到树立一个典型带动一大片的效果;六是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作为小康建设的主力军,让群众用双手去创造小康生活。这些宝贵的经验,是值得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借鉴的。
但是,有些教训也值得汲取。一是当时小康建设的标准定的确实高了一些,与当时的条件有些脱节,这也是造成有些领导压力过大,出现弄虚作假现象的重要原因;二是群众摊派多、国家投入少,加重了群众负担;三是验收的方法不太科学,因为实行抽查,各地千方百计希望抽查到好村,因缺乏代表性,掩盖了许多问题;四是为了迎接验收,许多公益设施仓促上马,质量得不到保障,尤其是村级公路问题比较突出,有的过了两三年路面就坏了。有了以前的教训,在当前进行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各级一定会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
(作者系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专题史料】
吴桥县从互助组到高级社的发展历程
贾桂芬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土地平分之后,人人有了地种,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如何引导农民走互助组合作化集体所有制的道路,则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吴桥县从新中国建立后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历程。1956年,全县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农业集体所有制。
农业互助组的兴起
1945年吴桥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l946年冬天,全县开展了四十天群众运动,农民分了土地,国家颁发了土地证,劳苦大众翻了身,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当时,一部分农民刚刚有了土地,经济基础薄弱,农业技术不高,生产资料缺乏,加之受个体经济的限制,在生产中仍存有不易克服的困难,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在解放后不长的时间里,农村中又出现了个人放债和买卖土地的现象,开始向两极分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势必会走回头路。
于是,党和政府从l949年春季生产开始,积极贯彻“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经过广泛宣传,典型引导,骨干带动,萌芽似的互助组像雨后春笋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简到繁,从临时到常年的健康发展起来。1950~1951年,曾一度出现过急躁盲目情绪,产生了盲目发展的势头,过多过快地发展了一些不够条件的互助组。但经过“积极引导,稳步提高”,压缩了一些不够条件的互助组,为农业合作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互助组内部实行民主管理,贯彻互助互利的原则,发挥了集体优势,显示了旺盛生命力,充分说明了互助组优越于个体,长年组胜过临时组。其具体表现是:
(一)互助组挖掘了土地潜力,实现了增产丰收。因为互助组对农业的投入大大增加,耕作细致,管理适时,农业就必然获得丰收。据统计,1952年,全县有207个互助组,1620亩粮棉作物,创造了粮棉丰产新纪录:棉花(籽棉)300斤以上的405亩,400斤以上的l6亩,500斤以上的l8亩,630斤的3亩;玉米500斤以上的98亩,700斤以上的859亩,l000斤以上的l0亩。王万春互助组的41亩棉花,亩产平均300斤。王常胜互助组3亩丰产棉,亩产661斤。赵克综互助组3亩玉米,亩产1070斤。这在当时传奇般地传遍全县各乡镇,使农民受到很大震动和鼓舞。
(二)互助组因人制宜安排生产,合理使用劳动力。有的农民虽生长在农村,但农活不全会干,有的不会使车放辆,有的不会提耧下种,有的不会扬场簸簸箕,甚至有的还不会使牲口耕地。但入组的人多了,人才济济,干啥活的都有能人,这就易于合理使用劳动力。
(三)合理使用牲口农具,做到畜尽其力,物尽其用,等价交换,互不吃亏。农具采用小农具自带自用,大中型农具私有伙用或伙买伙用的办法;牲口采用私有自养、伙有轮养的办法。牲口干活计酬,按大中小评定,折粮计酬。有的互助组,大牛干一天活l0斤米,中等牛8斤米,小驴6斤米。
(四)合理使用资金,增加农业投资。互助组不仅是农民劳动互助的一种形式,而且在资金使用上也起到互惠互利、互通有无的作用,为增加农业投入提供了保障。
(五)深入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入组前吴桥农户是男耕女织,男人下地干活,女人在家纺线织布,烧火做饭。入组后对广大妇女进行思想教育,解除了思想顾虑,从而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六)组织起来,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基本建设。一家一户种地,打眼井比登天还难。过去人们常说,宁盖三间房,不打一眼井。单干没法抵抗自然灾害,组织起来就可解决这一难题。在抗旱打井运动中,当时有1200多组响应号召,共打砖井1083眼,土井515眼,共浇地27915亩,旱田变为水田,丰收有了保证。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1950年,吴桥县初级农业合作化开始蓬勃发展,经过萌芽、发展、高潮三个阶段,到1955年实现了全县初级农业合作化。
(一)萌芽阶段。“五朵金花”是当时吴桥县的号外新闻,创出了吴桥县农业合作化的萌生道路。
1953年春天,县委派人在六区李大头、王家坊两个村,经过大量的工作,办起了李永歧、马奎坤两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接着七区在边西村办起了王常胜合作社,在前郭村办起了王连新合作社。五区也在小田庄办起了田风岩合作社。这5个社的建成,在当时的名声很大,一时传遍了全县,被誉为吴桥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五朵金花”。
5个初级社,有农民55户,平均每社11户,尽管社小户少,但它却有着很旺盛的生命力。马奎坤农业社,仅有l0户,7户贫农,3户中农,42口人,103亩地,种8亩棉花,亩产籽棉l70斤,当年实现了增产增收。每亩比互助组多收28斤,比单干农民多收38斤。互助组长马秀坤亩产棉花142斤,比初级社少收28斤,比单干农民多收l0斤。由此看来,单干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初级社。农民个个心服口服,纷纷要求入社。到l954年,全村除4户地主出身的之外,其余28户全部入了社,共计38户。从此,全村实现了初级合作化。
5个初级社是按土地入股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的。5个社中,按土地四五、劳力五五比例分配的有两个社;按土地五五、劳力四五比例分配的有3个社。全年共种棉花720亩,收籽棉13680斤,亩产l90斤;粮田96.5亩,收粮20760斤,亩产215斤。总收入金额401115630元(旧币),除去地亩投资外,每个劳动日分得ll00元左右的占4个社,每劳动日分8400元(均为旧币)的1个社。
(二)发展阶段。1954年春天,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贯彻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布置发展初级合作社的任务。各区乡按实际情况作出发展计划,制定积极措施。全县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包社包村,县、乡都确定了重点,取得了经验。县乡举办合作骨干培训班,学习办社政策,研究办社办法,带动和促进了合作社的发展。至l954年冬季,全县共办起了664个农业社,入社农户22316户,占总户的37.8%。当时82个乡,乡乡有社;460个村,村村有社。走上合作化道路的村l62个。农业社发展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多,是空前的。
是年,组织起来的农业社,进一步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再次取得农业大丰收。按照570个社的情况,棉花增产的559个社,粮食增产的564个社。
(三)高潮阶段
1955年,全县82个乡562个村,初级社由542个发展到919个,增加了377个,增加70%;入社户数,由原老社员l9119户(占总户的32%)发展到50302户,占全县总户59064户的85%,实现了合作化。
高级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5年冬,县委贯彻中央七届六中(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精神,全县农民办社、转社、入社空前高涨,小社并大社,单村社并联村社,初级社转高级社的合作化运动迅速掀起高潮。经过一月着手,二月准备,三个月实现了合作化,至l956年初,全县由904个初级社,变为86个高级社,104个联村社,4个单村社。入社户数由初级社的48016户,增至59823户,占总户的98%。全县82个乡,562个村,实现了合作化,完成了生产资料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完成。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及其过程中,由于初级社刚建成不久,还不巩固,又匆匆忙忙转变成高级社,存在着求之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简单化,因而出现了不少新问题。
高级社建成后,县委立即着手下大气力,进行整顿。整社的方法步骤分为四步:
(一)从生产入手,总结办社工作及经验,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育,作出切实可行的整顿计划,进一步把生产推向高潮。
(二)召开社员大会,选举社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建立健全社的领导机构和领导制度,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
(三)划分好生产作业区,处理好社员入社经济问题。
(四)做好生产、劳动、财务三大规划,推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超产者奖,减产者惩)制度。
在整社中重点抓住以下问题进行解决:
(一)确定高级社的规模,是整社的首要任务,也是巩固社的重要关键。
(二)关于高级社的管理机构,本着力求精兵简政的精神,减少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用工,在社内设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下设农业、副业、财务、福利四个股。各股内,除财务股根据需要设专职会计人员外,其余都到田间参加劳动。
(三)关于生产队的规模及其机构问题也是社员最关心的问题。经验证明,队大面广土地分散,不便生产、难以领导好,不能及时检查指导,产生了很多困难。因此,队的规模,一般以20~50户为宜,生产小组,一般也以七八户为宜,本着生产需要、居住远近、便于耕作、骨干多少、领导水平高低等原则,对过大的生产队和一村一队的生产队进行了调整。
(四)生产队调整后,在原有生产区的基础上,根据土地数量多少、质量好坏、耕作难易、便于领导等原则,从户到大片地尽量连片,好坏地适当搭配,调整了生产区的划分。
(五)制定三大规则,推行“三包一奖”,这是高级社的基本管理方法。三大规则是生产、劳动、财务。有了这三大规则,才能加强对生产、劳动、财务的管理,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三包一奖”是社向队包工、包产、包成本和年终奖励的办法,以便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调动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
(六)认真贯彻互利政策,合理处理社员生产资料入社的问题。
同时,还认真贯彻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积极做好生产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民主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领导水平,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作者系吴桥县原城关镇党委书记)
【忆昔话往】
南皮县推广的“速成识字法”
贾德波口述 刘海涛整理
农村土改运动以后,为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扫盲运动。l952年夏,南皮县派出40人赴德州学习,全县聘请200名教师作夜校辅导员,推广部队祁建华创建的“速成识字法”。
扫盲工作会议
1953年,南皮县约计20万人,青壮年文盲占青壮年总数的93%,其中妇女占98%。南皮县委、县政府为提高农村农民的文化水平,推广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大搞扫盲运动。9月份召开全县扫盲工作会议,现在来说,就是“速成识字法”培训班。各区参加的人数不一样,大区参加的人多,小区参加的人就少。那时县委还没有招待所,参加会的人员就住在附近村农户家,分散居住,集中吃饭(临时搭的伙房),集中学习。那时以敲锣为信号,地址在老县委礼堂(现在的县委家属院)和南街的福青堂,校长是徐秀英,教师是于春旺,教歌的是张志民。
会议开始,县长张家驹先作形势报告,主要是朝鲜停战状况和农村生产发展情况,最后讲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重大意义。提出大家要认真学习,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与房东搞好关系的几点要求。
于春旺老师讲课,就是学习祁建华创建的“速成识字法”。具体地说,就是学习汉语拼音。先学单韵母,再学复韵母,最后再学拼,达到“四会”:会认、会读、会写、会拼。这次学习的形式是行动军事化、学习战斗化,教师是指挥员,学员是战斗员,把字母当作敌人和主攻目标,实行大突击,狠追猛打。于春旺老师教学有方,生动、活泼,实行形象化教学:gui跪,马上就跪下;tian天,教鞭就指向天上,让学员们看得见,记得住,学得好,印象深。学习一段,张志民老师就教大家唱歌:“b、P、m、f、d、t、n、l加油学,加油学,b、P、m、f、d、t、n、1加油学,加油学,争取个模范真光荣,真光荣,争取个模范真光荣。”通过半月学习,所有学员都学会了“速成识字法”,达到了这次扫盲工作会议的预期目的。
举行开学典礼
县扫盲工作会议之后,10月份的一天上午,在后孔村农会会议室举行了扫盲识字班开学典礼。学员是附近村(前孔、邢庄、张边)的群众,共计43人,其中妇女31名,年龄上在20~40岁之间。后孔村委会委员郭文青主持会议。二区扫盲校长王新庭讲了话,主要是学习文化的好处,没文化的害处,并向学员提出刻苦学习、遵守纪律、服从领导的要求。还让后孔老贫农孟长海讲了上当受骗、外出走错厕所的无文化之苦,讲得生动深刻,从而大大调动了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
深入小组辅导
每天下午郭洪起老师上课,上课形式基本上和县里一样,大搞突击,实行形象化教学。学唱歌曲,课堂生动活泼,趣味性很强,教学效果很好。
白天上课,晚上以村为单位的划分学习小组进行学习,安排一名有威信,有组织能力,学习成绩好的学员当组长。后孔为一个学习小组,郭秀芬同学任组长,这个小组就在她家学习。当时没有电灯,就点上小煤油灯或黑油灯进行学习。上小学四年级的贾德波是辅导员,领读,领拼,看作业,既解决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又解决不团结问题和思想问题,那时也没手电筒,他就提着自己做的小灯笼去辅导。有一天晚上阴天,伸手不见五指,拐郭秀芬的墙角时,一不小心滚到坑下去,腿痛了好几天。由于贾德波责任心强,后孔学员学习成绩较好,曾三次被评为先进学习小组,他也被评为先进辅导员,获“扫盲工作先进辅导员”奖状,上了光荣榜。
通过一个冬天的学习,全班有39名同学达到了“四会”:会认、会读、会写、会拼,能认l500个汉字。会写便条,会看报纸,能写简单的信,有12名学员当上了大队会计,7名同学当上了保管员,还有5名同学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农村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反响。
(贾德波,南皮县教育局退休干部;刘海涛,南皮县政协常委)
【本刊特讯】
我市召开党史工作会议
6月3日,我市召开党史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传达市委常委会对党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年任务。市委常委、秘书长宋有洪出席会议并讲话。
近年来,全市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发展大局,在党史征编、研究、宣传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整体工作走在全省前列。3项工作在全国获奖,7项工作在全省获奖。
宋有洪指出,沧州党史资源丰富,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全市党史系统要切实增强做好党史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去挖掘、研究沧州的党史“宝库”。要充分发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作用,强化大局意识,讲好党史故事,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咨询和参考。要进一步发扬“工匠精神”,围绕“一突出两跟进”,推出一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党史人物和事件,着力打造党史精品工程,为深入推进“五城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化沿海强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