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向陈云同志学习调查研究，加减乘除，一心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决策之前，陈云同志总要做大量调查研究。”

　　据文献记载，l955年1月到l961年7月间，陈云四次来到家乡——青浦（今属上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61年，为了寻找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办法，陈云再次回家乡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蹲点调查。后来，党史专家把陈云调查研究的风格概括为“加减乘除法”。为此，赵朴初先生写诗赞曰：“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首先说加法。青浦县的小蒸公社过去是养猪最多的地方，l958年公社化后，养猪却一年比一年减少。陈云在调查中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涂，小猪、大猪、病猪、好猪都是格式化的饲养，吃一样的饲料。而农民家里养的猪，都是干干净净，还捉泥鳅喂猪吃”。陈云通过一看二听三算账，得出一个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猪苗；　　而要多产猪苗，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家庭饲养。这一主张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后，当地养猪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其次说减法。青浦水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以往当地农民和渔民都于夜间捕鱼，待到黎明时直接到上海出售，作为家庭的副业收入。后来，上海市有关部门规定，青浦每年要向市区供应若干吨鲜鱼等水产。为此，青浦县就不准农民和渔民私自把水产品运到上海出售，而是要先运回青浦，卖给青浦的水产公司，集中后再统一运往上海市区。这样一折腾，不仅把原本鲜活的水产品变成了臭鱼死虾，而且还提高了运输费、手续费等成本。陈云经过调研后，觉得这种做法不合情理、得不偿失。于是，他亲自找青浦县委领导谈话，要他们做好减法，取消这种不合理的流通环节。

　　再次说乘法。青浦的小蒸地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过去不种双季稻。但是在“大跃进”年代，有些领导好大喜功，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结果力气花了不少，收成却不理想。陈云在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精确地算了这样一笔账：种双季稻表面看比种单季稻多收220斤，但实际上，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总和达300余斤……为此，陈云得出了“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加蚕豆效益好”的结论。他还形象地说：“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

　　最后说除法。陈云在青浦调查时，乡亲们反映自留地太少，而且多为“杂边地”，即路边、河边、塘边等大田之外的零散土地。陈云还极为重视群众针对干部作风问题编的顺口溜：“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他觉得对这股浮夸风要勇做除法，按照群众的意愿，给他们留足自留地，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

　　向陈云同志学习调查研究，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习他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精神，立足于算大账、算细账，用加法多为群众谋利益，用减法减轻群众的负担，用乘法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益，用除法革除种种不符合群众利益的弊端。

【本刊专稿】

沧州解决沿海农村吃水困难的回忆
岳宝鉴

一

　　1997年1月，大浪淀水库建成蓄水后，解决了沧州市区40多万人长期饮用高氟水的问题。但是，全市水资源紧缺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一是当时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l92方，亩均水资源占有量l08方，分别占全国的8％和6％，年缺水5～10亿立方米。由于缺水，只有靠长期超量开采地下水维持经济社会的发展。说到地下水，浅层地下水是降雨下渗形成的，因而易采易补，但深层地下水则是几万年以前形成的，采一点少一点，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80年代以后，由于降水量逐年减少，浅层地下水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补充，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用水量越来越大，造成机井越打越深，水泵越换越大，严重超采深层地下水。当时测算，沧州500米以内的深层地下水只有约81亿立方米，按每年超采3～5亿立方米来计算，20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采光了。同时，大量超采地下水，造成了沧州以市区为中心的地下漏斗面积不断扩大，地面下沉日趋严重，从70年代到90年代，漏斗中心地面下沉约1.6米。

　　水资源紧缺的第二大突出矛盾是沧州沿海农村世世代代饮用苦咸水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仅黄骅、海兴、盐山就有748个村、41万人存在严重饮水困难。当时，市水利局组织了三个调查组赴黄骅、海兴、盐山进村、入户了解情况。调查组到村上一看，农民饮水比想象的还要困难。夏秋季节农民靠收集雨水做饭、饮用，家家户户都有几口大缸，下雨时接屋顶流下来的雨水，两三缸水就是小半年的用水，所以水比油还金贵。油可以不吃，水不吃不行。缸里的水吃完了，就到村里的大坑里去挑水吃，一般村里都有一两个大坑，坑水是下雨时从四面八方汇流而来的，水里虽然有柴草、泥土、粪便，但比苦咸水要好一些。冬、春季最难熬，储存的水吃完了，就在村边低洼处再挖深坑，吃坑里渗出来的水。沿海都是盐咸地，实际上渗出来的水也是苦咸水，只是有的苦咸度稍好一点。就这样的水，家家户户还要起早贪黑推着小车、拿着水桶、水瓢去舀水吃，有时还要排队。到80年代、90年代，降雨量越来越少，沿海农村的饮水也越来越困难。由于吃水都困难，所以男人们几乎不洗脸，女人们洗脸也是象征性。当时有个笑话，说一家人早晨起来站一排，家长含一口水对着大家一喷，每个人用手一抹，就算洗脸了。虽然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沿海农村的吃水困难。长期饮用苦咸水，还造成沿海农村心脑血管病的大量发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到沧州考察后说：“沧州水的问题不解决，不是经济发展不发展，而是一方人的生存问题”。

　　用打深机井的办法解决沿海农村的饮水困难，各级党委、政府也做过努力，但打一眼机井要500米以上，有的地方要800米、1000米。打一眼深机井，加机、电配套，需要25～30万元，相当于一个乡、几个乡的年财政收入，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东部几个县都是“吃饭财政”、“要饭财政”，根本拿不出钱来打井。有的村工副业较好，像黄骅县的大麻沽、周青庄，盐山县的韩集等村能打眼深机井，解决村民吃水问题，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有了井水吃，连村里的小伙子们找媳妇都容易得多，姑娘出嫁陪送一车水是最好的礼物。

　　深机井的水虽然不苦、不咸了，但经过化验，有的含碱高，有的含氟高，多数还是不符合饮用水标准。所以，通过打深机井解决沿海农村饮水问题，也不是最佳路子。解放近50年了，城里人都喝上了纯净水，沿海农村还解决不了吃水问题，这对农民是不好交待的，抓紧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当务之急。

　　鉴于市、县财政没有财力解决沿海农村饮水困难，只能到省和国家去争取资金。经市水利局局长办公会研究，抓紧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沧州沿海农村的饮水困难情况搞成录像片，到省和国家有关部门去宣传，让上级领导了解沧州沿海农村的饮水困难。同时，根据沿海农村的经验，编制利用水窖收集雨水和打深机井等方法解决饮水困难的项目建议书，然后跑省和国家水利、财政、计划委员会等部门争取资金。二是组织市水利局水科所，协调市科委、科协等部门和社会科研力量，研究解决沿海农村饮水的科学办法，让农民喝上达标水。

二

　　八、九十年代是个跑项目的年代，大家都在跑，你不跑，上级各有关部门不了解你的情况，当然你的项目不能立项。

　　跑项目先从省里跑起。水利厅厅长李志强原来是沧州地区分管水利工作的行署副专员，对沧州的情况非常了解，这是沧州的关系优势，但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的项目，需要省计委、水利、财政三个部门同意才行。在水利厅的帮助下，沧州市水利局又跑省计委、省财政汇报，沧州沿海农村饮水困难的情况，也得到了省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几个部门思想统一了，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当时省委、省政府把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的重点放在了山区，沿海农村的饮水困难，还排不上号。为了使省领导了解沧州沿海农村饮水困难的情况，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王增明、市人大副主任杨进勇等市领导多次带领市水利局到省汇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最终把解决沧州沿海农村饮水困难的项目，挤进了全省的计划盘子。

　　虽列入了省里计划，但当时省财政也很困难，对农业特别是对水利的欠账很多，所以每年用于解决沿海农村饮水困难的资金并不太多，不解渴。必须加大力度向国家争取资金，跑水利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当时叫计委)。

　　到国家跑项目就更难了。听省里的同志说，国家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的重点在西部，沿海吃水困难要立项几乎不可能。但想到因为常年喝苦咸水，心脑血管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沿海农民，再难，也要“为民请命”，市水利局组织了局长挂帅的专门小组。开始跑各部委，初期“连大门都摸不着”，后来只得请省直有关部门“带路”，一回生，二回熟，逐渐建立了联系，市水利局可以进门，可以汇报了(按规定市里是不能直接到国家部、委汇报的)。为了感动领导，除汇报材料，我们还把录制的“沧州沿海农村饮水困难"的光盘，送给有关司、处，每人一份，见人就送。

　　当时跑项目最厉害的是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办法确实比我们多，思想也解放。为了联络感情，也为了宣传沧州，我们利用节假日，邀请水利部部分干部的家属参观吴桥杂技大世界。惊险的杂技表演，精彩的魔术节目令客人们赞不绝口，临返京，我们给每个客人送上一个光盘，内容却是“沧州沿海农村饮水困难情况汇报”。时间不长，水利部组成专家组到沧州沿海考察农民饮水情况。

　　考察组一行五人，农水司带队，从黄骅、海兴至盐山县，走了9个乡、17个村并多次召开乡干部、村干部和群众座谈会。专家们走村入户，当他们看到农民饮水如此困难时，有的专家掉下了眼泪，有的还取了水样，准备回去汇报时给领导看。经过十多天的调查，考察组获得大量的材料、照片。回到沧州和市政府交换意见后，准备回北京，临行时我们安排黄骅、海兴、盐山三县的村干部和农民代表赶来沧州送行。考察组深受感动，一再表示，一定要把沿海农民饮水困难的情况如实向领导汇报好，争取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在跑水利部的同时，市水利局也开始跑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原计委)，因为项目的立项、审批要经过几个部门的同意，为尽早解决沿海农民饮水困难，必须多管齐下。

三

　　解决沿海农村饮水困难，除了资金问题的困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模式”问题。我们上报的项目是两种模式：一是打深机井；一是建水窖，收集雨水。打深机井，多数含碱、含氟高，水质也达不到饮用水的标准。建水窖，因为降雨量越来越小，收集的雨水根本不够吃。因为没有更好的模式，也只能先采取这两种办法。

　　在跑资金的同时，市水利局水科所与各方面的科研力量研究探索沿海农村最佳饮水模式的实验也一直在紧张地进行。2001年7月在黄骅市陈庄村小型咸水淡化设备试验成功。该设备采用电渗析方法，阴阳离子交换分离技术，从咸水、微咸水中分解出淡水，这样，每个村根据用水量多少，打一到两眼10米左右的大口辐射井，约1.3万元；建70平米左右的电渗析净水厂厂房，里面建原水池一座，净化池一座(水泥面)，约4万元；安装日出水能力30吨的电渗析设备一台约4万元；机电配套约l.7万元；其它投资约1万元，工程总投资l2万元左右。通过电渗析淡化之后，生产的淡水，经卫生防疫部门化验，脱盐、脱氟、细菌含量等，都达到市场上桶装纯净水的标准，所有指标都达到或超过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扣除设备折旧、机电费、工人工资等，制水成本每吨只2.2元左右，比市场上的桶装纯净水的价格便宜60％还多，一个农民一年的饮用水大约l5元左右，一般家庭都能承受。至此，找到了一条解决沿海农村饮水困难的最佳路子，大有推广价值，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围绕我们的一大难题。

　　同时，小型咸水淡化还有三大好处：一是可以搞咸水种植、养殖。电渗析技术把咸水、微咸水分解出部分淡水后，剩余的部分水含盐量更高了，有的达到或接近海水的含盐量。这部分水可以搞人工养虾、大棚种植鸡腿菇和平菇。经过实验，亩收入可达1.5万元左右。二是咸水资源化，沧州淡水资源匮乏，但沿海浅层咸水微咸水储量很大。微咸水总储量13.3亿立方米，咸水总储量22.1亿立方米。这部分水容易开发，小型咸水淡化设备的试验成功，使沿海的浅层咸水、微咸水变成了可利用的资源，变废为宝。三是抽咸换淡，改造盐碱地。浅层咸水造成土壤盐碱化，寸草不生。咸水淡化，通过打浅机井，把地下咸水抽出来，“腾空了土壤的肚子”，降雨之后，补充上淡水，使浅层咸水层换成淡水，土壤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为盐碱地改造提供了新路子。

　　黄骅市陈庄村小型咸水淡化工程的成功，引起了水利部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省长(水利部原部长)钮茂生，沧州市委书记张庆华、市长赵维椿亲自到陈庄村考察。钮茂生省长询问了详细情况，亲口品尝了淡化水之后，连连称赞：“好!好哇!这办法行，要大力推广”。之后，沧州市委、市政府在陈庄村召开现场会，黄骅、海兴、盐山县的县、乡和部分村的负责同志到会参观学习，水利部、省水利厅的专家也应约到会。陈庄村的干部群众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放鞭放炮，庆祝小型咸水淡化工程的成功。通过参观，沿海各县、乡、村干部一致认为陈庄村小型咸水淡化工程投资少，效益高，是解决沿海农村饮水困难的最佳路子，决心大力推广。水利部和水利厅的专家们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省、市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也进行了宣传报道。

　　省长钮茂生还给中央电视台牵线搭桥，由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忠祥主持，沧州市水利局、畜牧水产局，黄骅市水务局、林业局等单位参加，做了两期专题水利节目，宣传沧州的经验。

　　沧州小型咸水淡化的经验，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邹家华的重视。2002年8月，在北戴河开会的邹家华副委员长，通知沧州把小型咸水淡化的经验材料送北戴河，如有时间还可能听汇报。市领导安排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新民和我带上影视资料和文字材料前往北戴河汇报。邹家华副委员长开会之余，看了《沧州采用小型咸水淡化的方法解决沿海农村饮水困难》的录像片和材料后，当即批示：此办法可行，向全国推广。

　　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国家和省有关部门也加大了对解决沧州沿海农村饮水困难的支持力度，沧州市水利局重新调整项目规划、项目内容和预算等上报水利部。立项、审批、拨款的速度也大大加快。到2002年底，沧州市建成小型咸水淡化点109处(村)，解决了15万人的饮水困难。按照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的沧州“一年突破，二年大变，三年完成"的规划，沧州沿海748个村结束了世世代代喝苦咸水的历史。

（作者系沧州市水利局原局长）

 

【忆昔话往】

1958年黄骅刘三庄群众生产生活的记忆
于 刚

　　1958年，农业合作化期间，刘三庄属黄骅县“联乡渤海大社”，大社包括原周青庄乡和窦庄子村（天津市大港区窦庄子村）。6月属周青庄乡，9月份成立人民公社，刘三庄划入红光人民公社（吕桥）。1959年3月，刘三庄划入南大港人民公社，随后更名为南大港农场，刘三庄河北村为八连，河南村为九连，营部设在周青庄。

下放干部

　　1958年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十几名干部下放到刘三庄参加生产劳动锻炼，他们当时大都二十六七至三十多岁，与社员们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队部为他们安排了宿舍，吃饭则分散开来，分配到各家各户。下放干部王广义安排在于型杰家，周章秋安排在张贵武家，一个姓贾的女干部安排在于锦贵家，他们把自己的粮食指标交到农户。当时社员口粮每人年均360斤，粮食不够吃，时常弄些野菜、萝卜丝、谷糠做为代食品。刚来村的下放干部们搞不明白，说每人每天1斤粮哪儿吃得了？两个月过去了，繁重的农业劳动使他们体能消耗增加，食欲大增，而且那个年代哪有什么肉蛋奶瓜果菜等之类的食品，粮食指标不够吃，再也听不到他们说口粮有剩余了。

　　1958年，下放干部利用在北京的关系，帮村里购买了一台发电机，找一台汽车上的旧发动机带动发电机发电，后来，被吕桥公社的干部要去，说公社大院需要。小谢是下放干部的负责人，回北京探家时带回来一部照相机。当时，那可是个稀罕物。他经常免费为社员们拍照，身边常常围着一群人看新鲜。八九月间，他在村西以河堤的树林和庄稼地为背景为全体干部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可是那个年月全村惟一保存下来的照片，弥足珍贵。

　　1959年春，中央广播事业局说唱团的部分著名演员来村庄慰问下放干部，演出地点设在后队食堂边。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相声《呼延庆打擂》，马连登、马增芬演唱西河大鼓《一分钱、一两米》，刘慧琴演唱河南坠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并且很少到过县城的村民，突然有大师级的演员与他们面对面表演，人人如做梦一般。侯宝林不时用当地方言加入台词中，他那风趣、诙谐的表演逗得大家掌声不断。

　　下放干部于1959年回到原单位。他们在村中劳动锻炼一年有余。

种植水稻

　　1958年，村庄大面积种植水稻，品种是小站稻，亩产达到七八百斤，产量在全县名列前茅。插秧时人们一字排开一边插一边向后退，每人6行，采用方法是“甩六退六”，即左右行距6寸，前后株距6寸。提水工具是锅驼机带水车，锅驼机就是锅炉和汽轮机的组合体，以煤为燃料。稻子收割后晾干，使用稻子脱粒机，俗称“落子”。落子木制圆筒状，横卧，外壁用8号铁丝弯成长圆状密植，筒中心有轴，用柴油机做动力使筒快速旋转。社员们手持稻子根部将稻穗伸向转筒，稻粒被铁丝环刮打而下完成脱粒。脱粒时人们所穿衣服要扎牢，姑娘的发辫挽起包裹严实，防止衣服和发辫搅进转筒，发生危险。所用动力是卧式柴油机，缸盖处有孔，插一铁棒，铁棒外端有煤火加热，铁棒导热至燃烧室，手摇压缩加引燃起动。社员们把这种柴油机称作“大憋火”。

　　1958年5月，村支书于如祯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回来后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会议精神。社员们只记得“苦战一年，改变面貌，十年计划，一年完成”。还说社员以后的生活是“吃面包，喝牛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楼房底下有车脚（车轮），可以推着走。”总之，各个方面都要跟上形势，都要跃进。会后，社员们议论，面包谁也没见过，可能很好吃，但说让人们都喝上牛奶，社员们犯了嘀咕，到哪里弄这么多牛奶，当时人们不知道有奶牛。楼房还可以推着走？社员们想都想不明白。

　　“大跃进”开始，为响应上级号召，村里在农业生产上制定各种遥不可及的高指标，当时流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育秧时，每亩要求下种几百斤，实际上每亩下种也就是60斤左右。为提高产量按上级要求每亩下种四五百斤，社员们用船将稻种运到秧田正常下种，剩下的稻种整麻袋的掀到水渠里扔掉，收工后汇报说稻种都用上了。

　　村庄为减少种植水稻的程序，盲目引进旱地直播水稻技术。社员们在村东北的几百亩田里做试验，他们用脚后跟在湿泥里踹一个坑，抓一把稻种扔到里面，名叫“旱直播”，结果没有长出一颗秧苗。至今这块地的地名仍叫“旱直播”。为迎合上级和兄弟村庄的参观，队部组织社员们在村西把快要成熟的稻子连根拔下，稻子根部带着一大团泥，密密地墩在另一块稻田里，稻穗紧紧挤在一起，上面放一只鸡蛋都不会漏下。做过假的稻田四周插上红旗，参观的上级领导确信了稻子亩产几千斤的神话，农村来的参观人员心里最清楚，只是心照不宣罢了，高产卫星就是这样诞生的。

　　1958年秋收后，正是播种小麦的季节，按当地种植经验每亩下种20～35斤比较适宜，队部规定每亩要耩500斤，耧手们加大了下种量，一天下来平均下种300斤。晚上到队部汇报，遭到队部干部的严厉批评。耧手们只好扛着口袋，手攥着袋口，让麦种哗哗流下，掉进已犁好的浅沟里，结果麦子颗粒不收。

翻土地

　　1958年深秋到1959年春，队部组织40多名基干民兵以排为建制支援吕郭庄村深翻土地。每个民兵带一把铁锨一支枪。深翻土地约40厘米深，过一段时间有人将小红旗插在先进的地块上，绿旗插在一般的地块上，黑旗插在落后的地块上，插黑旗的人被嘲讽“骑蜗牛”。落后的人深受刺激，使足劲赶上来，有人将黑旗拔掉，换上红旗或绿旗，人们习称“拔黑旗”，意思就是甩掉落后的帽子。田间休息时民兵们训练刺杀、瞄准、队列等科目，实行军事化管理。午饭由两位社员骑自行车从刘三庄直接送到吕郭庄田间，吃的是白面掺切碎的土豆块做的馒头。

　　村里的其他社员被组织起来，到河南边深翻土地。上至60多岁的老人，下至刚过门的新媳妇和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干在地、吃在地。一次上边来记者采访，记者让一位60多岁的小脚大娘手持铁锨摆好姿势进行拍照，说要登到报纸上。实际上，深翻后的土地，表层熟土翻到底层，底层生土翻到表层，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队部组织社员在村东河堤下的一块地里搞深翻土地会战，深翻一米，将几十车粪埋在里面，春天播种后不见一棵庄稼。在村东的一块地里，社员们把大土坷垃一层一层垒起来，里面是空的。人们背来大量柴草装在里面点火熏烧，随后将土坷垃砸碎洒在地里，据说这样做可以增强土壤的肥力，社员们习称“烧小窑”。

吃食堂

　　1958年10月，全县农村实行“食堂化”。社员家的饭锅、粮食全部集中到队里，强迫社员去吃“大锅饭”。吃食堂初期，饭菜质量不错，白面掺萝卜丝或碎土豆做的馒头，大米面窝头，有时也焖米饭。全体劳力和半劳力、家庭妇女，甚至包括儿童都要参加劳动，不参加劳动不给饭吃。那时，因公外出的社员赶上吃饭的时候，可以进到任何一个村的食堂去吃饭。当时由于虚报夸大产量和种植亩数，上级按所报产量征粮。尽管谷场里的稻子像小山一样高，但社员们丰产不丰收。两个月后，库存粮食不多了，饭菜质量明显下降。

　　年底，临近春节。队干部准备给社员们改善生活，食堂里的米和面早已吃光，仓库里存放着大批稻种和麦种，谁也不敢动一点。干部开会商量办法，一个干部说，某某家劳力多，过日子细，听人说他家里有麦子。一个村庄住着，每家每户的情况谁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一个干部以串门为名登门暗查，闲谈中将熄了火的烟袋锅在地柜的板壁上敲几下，发出“嘭嘭”声，没有装粮食的空柜才会发出这种声音，柜中确实无粮。屋里也不见圆鼓鼓的麻袋和口袋，不知麦子藏在哪。于是，干部将这家父子二人叫到队部，彻夜地劝说、诱导、逼问。天快亮的时候，这家父子知道躲不过去了，只好说出藏麦子的地方，队部派人在磨屋地下挖出一口大缸，里面足有400斤麦子，磨成面后，给全队的社员蒸了包子。开饭前，队干部告诉大家白面是某某家的，是道谢，还是责怪，不得而知。

　　当时的大食堂为了充门面，迎接检查参观，在厨房的木梁上并排挂着一溜卖肉用的铁钩子，上面挂着一块块猪肉，社员们根本吃不到，检查团一走肉也不见了。参观的人们回去后都说某某村的食堂天天挂肉钩子，天天有肉吃。“挂肉钩子”在那时非常流行，其实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大跃进”时的瞎折腾严重损害了村庄的经济基础，加上其它原因，1959～1961年发生了大饥荒，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1958年9月，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公社初期盛行“一平二调”，打破社队界限，无偿调拨物资、土地、劳力、畜力等。分配制度实行“人六劳四”。如果一家没有劳力，他们只能分得实物的十分之六，这十分之六的实物要作价，也就是欠生产队钱。社员们把欠生产队的钱俗称“六钱”，还生产队的钱俗称“拿六钱”，此称谓一直延续到1981年生产队解散。实际上，到1963年后，生产队就开始实行“人七劳三”分配制度了。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和记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制定经济规划要从国情、市情出发，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对于国家而言、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何尝不是一样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沉下心来，实事求是，务实，脚踏实地，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学习上、工作上的进步。

（作者系黄骅市刘三庄村民）

【信息窗】

　　沧州党史工作获9项全省党史系统荣誉　　4月12日上午，全省党史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上，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表彰了全省党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我室获“河北省党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刘德峰同志获“河北省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此外，省委党史研究室还表彰了全省党史部门党史优秀成果，我室获7项荣誉。其中，《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第二卷）获著作类特别奖，《抗日战争中的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及其活动》一文获论文类一等奖，《鉴政沧州》内刊获资政成果类一等奖，《沧州抗日英模》获著作类二等奖，《简述沧州上个世纪60年代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一文获论文类三等奖，《沧州成功制造中国第一辆载重400吨公路平板车的过程》、《一封信与沧州地区自留地政策的落实》分获资政成果类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