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周恩来乘公交车
周恩来有时会乘坐公交车出行。1954年冬天，一辆公交车开到北京图书馆站，乘客纷纷上车。正是下班时间，车上比较拥挤，忽然有一位乘客认出周恩来也在车上，激动地喊起来，坐着的人纷纷站起来，给站着的周恩来让座。周恩来让大家坐下，自己还是站着。乘客们感动地说：“总理的工作这么忙，还和我们一起坐公交车，我们过意不去啊!”周恩来说：“我也应该和大家一样，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这天晚上，周恩来下了公交车，又改乘电车，在北京市绕了半个圈，随即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
【本刊专稿】
港区十载感忆深
王元芳
2007年7月20日，对于黄骅港区，算得上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站在国华沧东电厂二期工程建设工地搭建的主席台上，郑重宣布：“沧州渤海新区成立!”这标志着黄骅港区的开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给走过了15年艰难创业起步发展历程的“黄骅港开发区”画上了句号。此时此刻，作为首任港区地方党政“一把手”在那里奋斗了整整10年的过来人，抚今追昔，真正是思如潮涌，感慨万端。
建港渊源
纵观全球，凡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有着各自的自然或后发优势。其中自然条件中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作用尤其突出，而区位优势中又以临海港口为著。沧州下辖的黄骅，有着百公里的海岸线。而千百年来，这里却有海无港。无垠的大海给人们带来的，仅仅是当地渔民的捕鱼捉蟹和天然晒盐。从开放的大流通的市场经济角度看，有海无港等于无海甚至不如无海，因为大海封住了向外的通道而使这里的区域相对闭塞。加上黄骅沿海的陆域为历史上退海之地，一片盐碱，近乎寸草不生，外地特别是其他沿海地方的同志来此，几乎不相信竟有这样的“沿海”?!在那交通不便的年代，这里是一个最偏僻的“角落”。因为偏僻，也就落后。我的一个亲戚，就是当地的一户渔民。记得60年代我去探亲，骑自行车从黄骅县城出发，一路颠簸泥泞，几十华里的路程，四五个小时才能赶到。村子坐落海边，出门就是海潮起落。生产生活条件极度落后，渔民驾船出海或返回靠岸，只能利用这总长不过几公里的大口河为“航道”，以河岸为“码头”。而恰是这短短的河口“航道”和“码头”，竟成为后来人们萌生在这里建设港口的“条件”。
应该说，30多年前，刚刚度过“文革”浩劫的人们，对于“开放”的概念还很陌生，对于港口在经济发展中地位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也不可能想象到若干年后的“全球化”经济，更意想不到一个地方小港会成为国家级大港口。那时,沧州地方领导要建设地方小港的初衷，其实还是出于为了解决原盐外运。因为这里的长芦黄骅盐场，是我国三大海盐场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盐质堪称全国之首。到20世纪70年代末，年产量已达100余万吨，盐税成为沧州地方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这些原盐除一小部分靠汽运西销外，大部分靠一些千吨级船舶北运天津港，再在那里装大船南运，沧州作为产地，为此每年损失税金约3000万元。这个数字今天看起来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对于一个落后地区的财政来说可谓举足轻重。时任地区行署专员的阎国钧和计委主任王景波就从算这笔账出发，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建设自己的地方港口，让原盐由沧州直接海运外销。这无疑是一条出奇制胜的途径，但大笔的建设资金哪里来，亟须寻找合作投资伙伴。由此，想到了与河北相邻的山西大煤田。与对方一沟通，他们也正要想法解决煤炭外运问题，于是一拍即合，立即派人前来考察，积极推进运作。沧州马上向省计委、省经委打了建港报告获得首肯。1979年春，沧州地方建港指挥部成立，王景波任主任。从此，沧州的建港序幕正式拉开了。
壮哉先驱
建设港口，一般要从战略上首先考虑其地理布局，还要借助自然环境优势，因为后者直接关系到建设的投资规模即成本。今天的黄骅大港，仅一期工程建造一个5万吨级、二个3．5万吨级泊位，投资就达50多亿元。行家们都知道，这可说是当时国内建港一次性投入最大的港口。为什么投资这么大?因为这里自然条件太差。条件差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建? 我们考察过国内外许多的港口，发现多数港口的海域是天然深水区域，建上码头就可停泊轮船；近海滩涂是石底沙滩，不存在泥沙淤积；陆地青山绿地，环境气候宜人。而黄骅这里的海域，淤泥质海底，缓坡度约为1‰，即向里延伸1000米才加深l米。渔民的渔船进出，只能趁一天两次的涨潮，退潮之后一眼望去尽是一片淤泥，当时渔家妇女涉泥捡拾小贝、小蟹成为一景。因为近海水浅，潮起潮落裹带泥沙，几十海里之内海水皆为混黄色。当年我曾笑称，这里虽是渤海湾，但以形象称之，水域应叫做“黄海”(黄色的海)，陆地可叫做“白区”(皆是盐田)。那么要在这个地方建港，从技术上只能是修筑两条向海内延伸数十公里称为“防波堤”的石堤，中间形成航道，然后再用挖泥船挖到能满足一定吨位船舶航行的深度，其难度和投资就可想而知了。加上陆域的偏僻荒凉，就使得第一批开赴建港前线的先驱们，栉风沐雨，涉水跋泥，吃了大苦，受了大累。他们的艰辛经历，堪称悲壮。
当时这里没有公路，没有电站，没有淡水，也没有现在的交通、通讯工具。唯一突出的特色，就是渔民们捕捞的小鱼、小虾，由于运不出去而在海边烂掉。海风一吹，那种独有的腥臭味弥漫几里地之外。初来这里的人们不习惯，往往熏得头昏口呕，吃不下饭。1982年，在这里设立了下辖四个村的新村乡之后，邮递员一个星期才来一趟。由原地委副书记孙华峰同志牵头率领的筹建小组就在这样条件下开赴这里，在新建的乡政府几间平房住下，没有办公桌，就从一个小学校借来两张课桌，既当餐桌又办公。机关伙房太小，就在院里搭个席棚子。各级领导包括省长刘秉彦同志来，也就在这里接待。买菜不方便，就找老乡借个渔网打点鲜鱼，还说是地方特产。有一次，孙华峰同志带着专家考察，车陷在泥路上，只好步行到村里借来拖拉机把车拖出来。从沧州来的几个人，每人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两件换洗衣服一装，提上就走，在新村一住就是半月二十天。那时这里的冬天因为空旷无遮，海风又大，愈觉寒冷；而暑夏的酷热加上潮湿，还有陆域盐田水沟滋生的苍蝇、蚊子、小咬格外多，叮人特别厉害。白天晚上一坐下来就要靠一把大蒲扇拍打。有一次，他们到海边作业三周，等回到宿舍一看，床铺上、蚊帐里的老鼠已经下了崽。诸如此类的种种“苦挨苦受”，说也说不完。
要在这里建港，从可行性上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南距不远的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的泥沙对于航道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我国一些专家就曾对这里有过一个定论，他们估算每年黄河大约有l2亿立方米泥沙进入渤海，因此在这里建港几乎没有可能。先期进入的6名同志，就从这里着手破题。开始作业时，从天津请来的航运专家——年过花甲的徐景新教授率领测量队乘小木船出海，先要步行涉过4华里的泥滩去上船的那段“路”，走一步陷一步，越陷越深，最深没过了膝盖。后来有关部门全力争取到交通部领导同意拨一部分资金试验，还派来了长江航道疏浚局的两条挖泥船。而船到之后，40多名船上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成了一大负担。船上需要的淡水，要到30公里外的南排河用车拉来，再租渔船往挖泥船上送；他们吃的粮菜、生活日用品包括往返武汉基地的火车票也要到沧州去买，而那时来回沧州一趟就要一天。6名同志，不分干部、工人，忙时就都成了采购员、搬运工。6名同志在两间房内办公，人来多了没处坐，就拿张报纸席地而坐。海上测量队包括几名大专家，背上干粮和水壶，租用二十马力的小渔船，吃住在船上，沿着0米等深线一直驶到黄河入海口，取了一份又一份水样，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经过了多少次测量、实验和计算，终于得出了黄河泥沙不会对这一海域造成影响的结论!大家的苦没有白吃、汗没有白流，迎到这里“建港可行”的第一缕曙光，比什么都高兴。解决了这个关键制约环节，随之紧锣密鼓展开了建设步伐。最早那批施工建设者们，在海边埋下木桩，扎上席棚，住在人们称为“一窝龙”的窝棚里，睡的是铺草，点的是油灯；修筑围埝用的是独轮小推车，一方土的工钱是9角；做饭烧的是红荆、刨花。真称得上是“精卫填海”啊!如同当年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出了新中国一样，这些现在见不到的独轮车硬是“推”出了大港口! l982年，沧港地方铁路贯通；l984年，着手建设千吨级码头；l986年港口投入运营，当年吞吐量煤炭4万吨，第二年为12．5万吨。当时国家能源正是瓶颈，北煤南运形势吃紧，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建成的简陋地方小码头，煤炭部竟要求每年至少运出40万吨。与此同时，建港初衷要解决的原盐外运自然也得到了解决，几年后吞吐量已达52万吨。
1990年，三千吨级码头又破土动工，l992年建成。这两期从千吨到三千吨级泊位的建成，成为向大港口发展迈进的“硬件资本”。当时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特大机遇，即为解决神府煤田煤炭外运问题，国家要开通一条西煤东运的通道，黄骅港就成了参与比选竞争的出海口之一。在这个前期开创性过程中，浸润着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乃至生命!令人感叹的是，初期进入的那批拓荒者们，现今多已高龄，有的退离工作岗位，有的已经作古，包括像最初动议决策的领导闫国钧、王景波等开港元勋先后辞世。特别感人的是，直接在前线的孙华峰同志，作为一个曾任地委副书记，此前当过省里的秘书长，还出过《张之洞》大部头专著的知识分子，硬是在那样艰苦环境里奋战几年而毫无怨言，更感人的是他临终遗嘱，把他的骨灰洒在黄骅港域的大海里。
应该说明，这一段的叙述，仅是后来我到这里后，与我30多年前的老朋友、第一批进入建港指挥部、多年担任港务局副局长后来就退在这个岗位上的王玉舟老兄闲谈得知，并从再后来由王咏梅、潘正两位同志写的一篇报告文学里参考的。闲谈的局限自不必说，就是那篇文学作品在我看来也有一定的篇幅局限未能尽述。我想，仅是这方面的内容，就可成就一篇大作。但这需要充分的采访、搜集、整理，非是我力可及。期望有一天，哪一位大手笔有兴趣于此，对这段历史作一番淋漓尽致的记述，于先驱将是告慰，于后人将是教育，于历史将是资存，意义不可估量。
应运而生
港区的地方建置是以港口为依托应运而生的产物，所以还要从港口——现在的大港口上说起。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鉴于能源和交通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对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七五”期间，在我国陕西的神木、府谷和内蒙古东胜一带勘察发现了一个储量为2300亿吨特大煤田。这是我国当时发现的最大煤田，接近全国探明储量的1／3，而且具有煤质好、埋层浅、易开采的特点。然而这一丰富资源的开发，又面临一个外运通道问题。到20世纪末，该煤田年产量可达6000万吨，需外运4500万吨。原有的大同——秦皇岛线作为西煤东运的第一通道，四期煤码头工程完成后年吞吐接近亿吨，已达饱和状态，这就亟须开辟一条西煤东运的第二通道。黄骅港位于东经ll7°51′、北纬38°l5′，正处于渤海湾的弓顶处，南距山东龙口港ll5海里，北距天津港41海里，东至韩国汉城港约480海里，到日本九州港约900海里。在这里建港，具有地理位置适中、宏观布局合理的优势。在通过实验解决了泥沙回淤问题后，又具备了技术可行条件。特别是这里西距煤田的直线距离最近，因而从运营效益上最为划算。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尽管自然条件较差造成一次性投入较大却最终定址在这里的原因。
1985年3月，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做出了关于“神府煤田到港口通道问题，需经专家论证后确定，‘七五’要做好前期工作”的指示后，国务院能源办会同国家计委组成神府煤田到港通道选线领导小组开展工作，当年7月圈定黄骅港为比选港址之一，揭开了黄骅大港项目进展的序幕。但是，此后的进程可谓步履维艰。l986年7月专家论证会推荐了国内8个港口(日照、黄岛、三山、龙口、滨州、天津、王滩、黄骅)作为比选对象，开始论证竞争；1988年4月，北京论证会集中到龙口、天津、黄骅三港比选；l990年2月交通部专家审查会和当年8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论证会认为，可选择黄骅港为煤炭专用港口；1991年3月邹家华副总理视察黄骅港，4月份上报了黄骅港工程项目建议书；此后山东滨州港又再度插入参与比选，经过专家重新论证认为还是黄骅港适宜；l992年4月邹家华副总理批示：“二通道的出海口已经确定在黄骅，不再变化，请计委早办批复手续”；同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黄骅港工程立项。当时人们都认为大局已定，也就在这种背景下设立了港区地方建置——黄骅港开发区。但是此后，又有部分上层专业人士提出异议，坚持移址山东，因而情况又复杂起来。使得包括我们在内的河北同志不得不把精力仍然放在“争港”而不是“建港”上。跑省进京，马不停蹄，上下努力，锲而不舍，又做了大量步步争取的艰苦工作。直至l993年11月，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朱镕基率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来黄骅港现场办公，敲定港址不再变动，并就一系列实际运作问题作出明确指示；l2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上报黄骅港项目工程可研报告；1994年10月国家开发银行拿出了黄骅路港项目资金的配置意见并上报国务院；l995年2月，国务院批准组建神华集团公司，负责西煤东运二通道整个系统工程的建设管理；5月，国家计委批准黄骅港前期准备工程开工；1996年，在各方努力下，顺利完成了前期准备工程l亿多元的投资计划；l997年9月，国务院批准开工报告，1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亲临黄骅港奠基并宣布开工。与此同时，江泽民总书记题词：“搞好朔黄铁路和黄骅港建设，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李鹏总理题词：“加快朔黄铁路和黄骅港建设，开发西煤东运的第二大通道”；邹家华副总理题词：“彩虹连天地，路港促经济。”至此，黄骅港项目才算终于进入实施运作阶段。
话再往回说。l992年6月，正值全国贯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改革开放又掀高潮之际，当时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千万吨钢铁基地并称为国家四个跨世纪特大工程之一的西煤东运第二通道出海口黄骅港建设项目，历经八年争取得到信息，国务院批准立项在即。本着一线支持服务港口建设，同时规划建设新兴港城的思路，沧州地委、行署决定并上报省政府批准，在黄骅港设置开发区，并决定从孟村回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岗位上调任我为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后决定兼任工委书记)，着手筹备开发区组建起步事宜。鉴于黄骅港是关系到整个沧州乃至河北省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开发区党政领导的位置也就显得举足轻重。当时地委书记平义杰、行署专员王加林亲自谈话的口径是：要选配一个年富力强、务实干事、有开拓精神、有外交能力的干部；先期思路是按副地级的架子安排机构，中层设一室三处为处级。7月31日，省政府正式批准黄骅港为省级开发区。8月初，我与先期确定的十余位同志正式到岗工作。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十年!
起步艰难
赴任来到港区，刚一接触具体环境和情况，马上就意识并进而体会到，面临的困难非同一般，完全超出了原来的想象。
其一，自然条件。客观地说，最困难、最艰苦的日子还是那批建港先驱们走过来的。但是尽管已时过七八年，面貌并无大的变化，不过是经营地方小码头的港务局建起了一所办公楼和一个三层小楼的招待所，孤零零地矗立在茫茫旷野之中。已经有了一个3．5万千伏安的变电站和一个小邮电所，通讯是一套模拟500门的电话交换设备；建了一个小供水厂，水源则是l8公里外杨庄的几眼地下深井，通过地下管道输送过来，沿途均是盐田，几年的咸水浸泡，管道多有渗漏，水质苦涩，据说大肠杆菌超标100多倍，脸盆里的水干了以后，一层厚厚的白硝附在上面，擦都擦不掉；交通干线从黄骅到杨庄为县级公路，再往东要北绕冯家堡村沿所谓的冯新线一路下来均为乡级路，去一趟沧州要近半天。当时给我印象极深的有几件事：一是在我报到那天，孟村县的四套班子成员送我，到达之后，只能暂到港务局的两间会议室里接待，寒酸得连个茶架也没准备；中午吃饭来到小招待所的餐厅，要洗把手，一看脸盆里一层黑乎乎的海边特有的小虫子，再一看窗台上铺满了死苍蝇、死虫子，饭桌上的苍蝇嗡嗡横飞。我历来是个极要面子的“外场人”，哪里见过这个!而当时面对送我的那些同志又不好表示，只得逢场作戏玩笑一番，内心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涩。二是当年冬天，住在招待所单片小楼的房间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旷野，海边的大风直往密封不严的门窗里灌，夜间两床被子捂在身上，冷得蜷作一团，第二天早晨起床一看温度表显示，零上一度!三是有一天地委副书记冯金声同志来检查工作，那天狂风大作，飞沙扬尘，冯书记攥着我的手说，元芳，这是个什么地方，可要受苦了!四是第二年新任港务局局长潘德广一次与我晚饭后在旷野里散步，四处一片漆黑，只有港务局和招待所闪出几点灯光。潘德广玩笑说，要没有这几处灯亮，这里不就是“阴间”吗?
其二，施政环境。我从县委书记的岗位转来，想到一般情况下干部调任新地，比如到另一个县，完全是现成运转的国家机器，上任就可工作。而这个开发区，原来是一张白纸，完全新戳摊子。房无一间，领导指定租用港务局小招待所的单面小楼顶层的9间房子；车无一辆，领导指定从地区财政局租用一辆旧桑塔纳：行署只给了10万元开办费，现在想想真是有点可怜!大事小事，不仅要自己操心，还要自己动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要自己安排去买，就连上级文件开户也要我们自己去跑。特别是开展和推动工作上着实费了真劲。纵向方面，上级领导那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争港建港上，对开发区难以拿出较大的投入，也没有形成像现在这样的“举全市之力”支持开发区建设的氛围，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对开发区这个新生事物还缺乏认识，有的根本不知道开发区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权力和职能，因而许多事情需要我们一一地去“拜庙求神”。还是仗着我原来当县委书记时的一点“老面子”，一些事才得以解决。下边仅有的一个民族乡四个村共有近8000名渔民，文化普遍较低，加上渔民的生产方式是一家一户一条船，起早出海、日落返家造成的散漫性，形成了“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的习惯意识，组织个活动、贯彻个精神、管理一些事务等，相对于内地非常困难。横向方面，区内及周边涉及的县处级单位就有好几个，既有地方政府如黄骅、海兴，又有企业如最关键的大港筹建处和地方港务局、长芦黄骅盐场，还有军方的一个团级高炮靶场等，许多问题协调起来难度很大。特别是先到的港务局虽是企业性质，但他们毕竟是这里第一批开拓者，尽管我们是地方政府性质，有管理职能，但许多事情上还要照顾到他们的背景和心理，尽量地给予尊重和特殊对待。
其三，关键制约。这个开发区是朝着大港项目的兴建而设立的。一般港城的规律都是以港兴城，以城促港，因此，港不动开发区难动，港不通开发区难兴。如同1993年3月时任常务副省长的陈立友同志前来视察时说的，“港口建不成，开发区就是个死胡同”。而恰恰是这个“港”的主要制约环节一波三折，迟迟不能定局。这就使得建立开发区的初衷和步伐被迫推迟后延。而港口一日不定，开发区的命运就一日无着。但外界乃至有的上级领导不全了解这里的具体情况和港区发展规律，对此却有着很高的期望值，认为大港口既然批准了立项，马上就要开工，区内项目就会滚滚涌入，高楼大厦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对这些善意却脱离现实的愿望我们又不能一一地去介绍说明，自然形成了一种压力。当时的那种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埋头拓荒
港的问题解决不了，开发区又已建立，进不得，退不得，怎么办?只有硬着头皮往前拱。一是代表当地政府，主动配合地区行署和建港指挥部积极地争取大港项目，落实和表达当地为大港项目所作的各项优惠承诺；二是稳住人心，抓紧着手各项基础性工作，把能干的干起来，包括有关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大体抓了6个方面。
(一)理顺体制，职能到位。理顺体制是关系开发区工作职能、程序、效率的最基础工作。开发区设置之初，我们就在考察借鉴其他开发区经验的基础上，及时提请地委、行署于1992年12月做出将黄骅市新村乡成建制划归开发区的决定。尔后，集中精力短时间内办妥了与黄骅市有关的移交手续。并与地区财政局协定确立了开发区“收支包干，增长全留，短收不补”的财政管理体制(后来财政状况好转，又与市政府确立了“六四”分成体制，一直沿袭至今)。这样先把地方工作最关键的“人”和“钱”的实质性问题解决下来。内部按照“精简、高效、改革”的原则，合理设置职能机构，管委会和党工委“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下属职能部门，提出了“人员不增加，干部不升格，工作上层次，不搞水涨船高”的要求，采取以新村乡原属基层所站为基础，充分消化利用原有人员，明确了工商行政、财政税务、劳动人事、经济发展、土地管理和规划建设等几个必设的业务职能部门。同时，作为特定过渡阶段，保留了乡党委、乡政府的架子，但对其领导成员明确分工负责某个部门。这样，既调动了干部积极性，又抑制了机构人员在短时间内的膨胀，保证了在当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自己的日子能够维持过得去。事实上，那时往里调人非常困难，因为生活工作条件太差，前景遥远且不明朗，哪里有几个人特别是工作骨干愿到这里来!由于一环扣一环的扎实工作，控制了由于体制变动而造成当地干部群众一度人心浮动的局面，保持了大局稳定和顺利交接。区划独立后包括审批项目、出让土地、城建管理、财税收支、企业登记发照、劳动人事管理等政府职能很快进入正常运转。
(二)从速解决土地预征问题。当时还实行的预征土地，由政府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是开发区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对大港项目的最基础保证，因为我们起初“争港”的承诺之一，就是按2000元一亩的价格提供和满足港口建设用地。鉴于土地问题与农民群众利益的直接性和敏感性，我们本着从速办理、一气呵成的原则，集中领导，集中力量，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仅十余天时间就攻下了这一难关。区内所有4．5万亩荒地以每亩2000元的价格与乡村签订了预征协议。尽管这个价格在各开发区中最低，但由于事前工作到家，没起矛盾，没出乱子。本着对群众负责、解决其生活后顾之忧的精神，及时提请领导照顾解决渔民转非问题。在省长现场办公基本拍定之后，我们在两个月内八上省城，争取有关职能部门特事特办，成功地解决了核拨指标、下放审批权限和打破当时原定的人缴250元安置基金总计175万元全部免缴这三个关键问题，近8000名渔民一次性农转非，这在全省是第一家。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现在，农转非已无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在那个时代，这还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实惠性”难题。各地每年分配的指标是按当地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计算来的，大概也就是5‰左右的样子。因此，一批这么大量的成建制转非，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三)积极支持、配合、服务和参与国家大项目建设。国家路、港和电厂项目是开发区的唯一依托。我们始终把支持推进港、路、电厂大项目作为首要任务。坚决贯彻省政府原对大项目的优惠承诺，做好有关落实工作。对负责港口工程的神华港务公司筹建办，及时帮助解决办公和生活基地问题，先期划定场地近l00亩，减免手续，促其填方，在先期完成临建办公基地的基础上。l万平方米办公大楼和3000平方米宿舍楼很快建成。同时，直接参与配合黄骅电厂筹建处组织可行性研究、厂址勘测等，保证了电厂可研报告顺利通过专家预审。为了推进大港工程的工可研论证、初步设计审查、敦促开工报告审批等各个关键环节，在接待多批高层领导和专家视察、参加各种会议等场合，我们代表地方政府，极力呼吁争取，艰苦攻关，做了不懈的努力。记得l996年5月交通部副部长李居昌到港考察，因当时还面临着与山东的竞争，又听说李部长是山东人，所以我们都很敏感紧张。汇报会上，我代表当地政府上台表态，不拿稿讲了十几分钟。下来后，交通部一位中层领导大为欣赏，主动与我合影留念。同年，国家批准港口前期准备性工程开工。我动议成立了专门的支港办公室，支持、配合、服务和参与工程，协助征用土源地3000亩，动员机械、船只、劳务投入建设，及时协调建设、施工单位与当地驻军、群众的矛盾，保证施工现场稳定，顺利完成了年度投资l．2亿元的计划。其间，由于港口工程占用了近海作业渔场，抛筑引堤改变了潮水流向，使当地渔民赖以生存的近海捕捞业受到严重影响，当地群众抵触情绪激烈，我们坚持政治思想工作与行政干预相结合的方法，加大力度，旗帜鲜明地提出“讲大局、讲原则、讲策略、讲团结”的“四讲”方针，苦口婆心地做好群众工作，有效地控制了局势。几年来，当地做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没发生一件与建设、施工单位的纠纷事件。建设单位对此深有感触，当时从青岛港调来的神华集团建港总指挥、曾参与过多个港口建设工程的邢登华亲自对我说：“建设施工单位与当地矛盾在全国各个工地司空见惯，我在外地就几次遇到过乡、村干部给我们出难题、要高价，急不得、恼不得的情况，这里的关系处理得这样好还真少见。”港口项目在困难条件下顺利完成前期准备工程，争取到批准正式开工，开发区起到了当地政府强有力的作用。这方面工作，对于港口项目的定局，还真是利害攸关异常重要。因为那时一是山东竞争，上层决策未定；二是先期到场的建设人员来到这里一看这自然条件生活环境苦到这种程度，思想动摇，多有微词。假若我们的工作稍有懈怠，出现诸如群众阻工闹事等事端，一些实质性承诺实现不了，说不定就会使港口项目“东南飞”。
(四)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推进可行项目启动。当时的开发区还是一个新事物，而且又是集支持港口建设、港城规划实施和经济技术项目引进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开发，许多方面缺乏经验，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为少走弯路，我们先后考察了国内十几个开发区，借鉴成功经验，联系我区实际调查研究、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个切合实际的总体工作思路。其指导思想是：贯彻“依港兴城，以城促港”方针，以推进大港建设为前提，实现港口港城联动发展。具体思路是：把依靠、配合、服务于大港项目贯穿始终，依港口和港城建设进度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制定阶段性步骤和目标，大体按港口建设周期分三阶段考虑：第一阶段，即从港口正式启动为起点的前三年，作为建设启动基础阶段。中心任务是促港口建设尽快顺利上马，港区部分基础设施及为前期工程服务的项目启动。第二阶段，即从第四年到五年为开发起步阶段，争取小区开发形成规模。第三阶段，即港口建成前的二三年，随着出海口即将打通，区位优势显现，为全面开发热点投资建设阶段，争取城市功能、产业项目与港口建设同步适应。这个思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为其后实施操作提供了遵循。同时，我们还会同市计委、经委起草并初步论证了临港沿海工业发展规划，为引进经济技术项目提供了一个粗线条的方向性指导文件。
先期委托省城规院做的城市总体规划，于l993年获省政府批准。我们认真分析研究，从具体实施操作的角度，进一步优化完善各个具体环节。组织完成了起步小区的控制性详规，以及省政府要求的特区规划。制作了总体规划沙盘，测量制定了30km²平面控制网，当时我提出了统一控制红线、控制高程、控制功能、控制风格的“四控”概念，并以此制定了具体要求，为规范性开发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参照其他开发区的经验，起草制定了《关于鼓励中外客商在黄骅港开发区投资的若干规定》、《关于各县市及地直部门到港城开发区投资的规定》、《土地管理规定》、《规划建设管理规定》等几个政策性文件，并辑印了开发区文件汇编和开发区投资指南，制作了宣传片。l996年5月，在省会召开了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发布会，扩大了黄骅港影响和开发区知名度。鉴于区内涉及多家处级以上单位，还有军方一个团级高炮靶场，对关键的土地开发问题各自利益攸关，非常敏感和尖锐。我们反复研究、测算，协调有关方面，在兼顾国家、集体、群众以及大项目和有关单位各方利益的原则下，产生了一个切实可行、合理的暂行办法，提交市领导协调后为有关方面所接受，避免了内部纷争，影响大局。
在港口建设未能启动，外部客商都在等待观望的特殊形势下，我们在与前来考察的客商接触中，有选择地对特别迫切的客户建议其先期建立基地，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一些拟先期定位到港区开展业务的如工行、农行、建行等六大金融单位以及海事、商检、国税、地税等职能部门优先为其划址定位，相继建成基地大楼。
(五)着力抓好为建设时期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超前考虑到港口工程一旦启动，区内现有的水、电、路、讯等设施条件明显不能适应的状况，先期着手抓了四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通讯问题。港区原是500门模拟通讯电话交换设备，早已超负荷运转。我们下大力与省、市邮电部门协同作战，在未来得及建设通讯基地的情况下，腾出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大楼部分大厅作为机房，先上了2000门并预留万门数字微波程控，在当时其他地方大部分还是“模拟移动”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开通了最先进的数字移动通讯，后铺设了石家庄至港口的光缆，又完成了SDH光缆铺设。随后邮电通讯基地第一座营业大楼建成，通讯难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交通问题。l993年积极配合交通部门，完成了石港汽车专用路的铺设，解决了到沧州、石家庄极不方便的问题；1995年完成了进港公路重修；1996年争取省交通厅把沿海公路涉及港区段的设计规格升级后开工建设；自筹资金把起步小区内“三纵两横”几条骨架路相继建成。
3．供电问题。在原有一座3．5万变电站的基础上，港城规划区内需新建四座11万、一座22万变电站。为首先满足建设时期用电需要，先行建成第一座11万变电站，同时建成供电大楼，其后港口专用的11万站又告完成。
4．供水问题。当时分析在未来地上水源不能形成能力的时期，还要依靠地下水源解决。为此安排了三条途径配套并行：一是原有小水厂保留使用，作为补充水源；二是港口前沿利用原打的两眼试井供应前沿工程用水，必要时再打一眼备用；三是着手建设了一座日供水2万吨的新水厂。
(六)抓好队伍建设，做好社会工作，保持社区稳定发展。由于开发区新建，加上区划体制的过渡，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划归过来的乡、村干部群众思想一度十分活跃，原乡属职能部门及干部素质也不可能一下子提高和适应。对此，我们提出“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着力在转变观念、提高素质、逐步规范上狠下工夫。一是明确提出尽快上层次、上水平的要求，讲形势，讲任务，增压力，鼓干劲；二是有针对性地组织有关人员到外地考察学习，开阔思路和眼界，到上级职能部门请教业务；三是制定有关章程规范，不断进行内部培训和考核。经过几年实践，大有提高。在劳动人事、财政财务等各方面走上了正规化轨道。管委会内部设立了开发区大事记，文字、图像资料的整理从一开始就注意了规范积累。通过强化各方面管理，区内社会安定。而且，面对地方群众“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我们及时提出了区内乡村不能消极地坐等吃大港、吃地皮、等就业，要积极主动开拓门路。部分乡村民营企业相继建成并产生效益。渔业在当地近海捕捞不景气的情况下，积极探索远海作业新路子，投入资金补助建造大型铁皮船，组织渔民远赴江苏、山东建立了作业基地。l996年全乡人均收入就达3000元，l994年新村乡获得了沧州市“振兴经济特别奖”，l995年就通过了沧州市第一批小康乡验收。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市的表彰。文教卫生工作大有改观，针对沿海渔民不注重教育、文化素质落后的状况，加大了抓教育工作的力度，提出即使管委会主任们发不了工资，也要保证教师工资按时发放；争取上级有关部门专项补助，新建了在全市堪称高标准的港区中学。从l993年开始，中考录取人数大大增加。在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同时，区乡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财政税收连年翻番。基础设施和办公条件大大改善。l994年，经过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及精心设计和施工，建起了投资500余万元的管委会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告别了租用近两年的港务局招待所单片小楼。
自1992年9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再到l997年9月批准开工报告，11月25日李鹏总理亲临港区奠基宣布开工，“好事多磨”的大港项目终于成为事实。建设者们奋战5年，一期工程即一个5万吨级、两个3．5万吨级泊位于2002年年底建成投运，沧州人民乃至河北上下的大港之梦终于得圆。更使人高兴的是，一期工程完成之时，正值煤炭外运形势趋好，煤价不断上涨，业主神华集团得这条通道之利，效益之好出乎意料。于是铁路复线和港口二期工程随之上马，电厂项目也如约而至，为今后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在这里开辟l0万～20万吨的航道，建设综合性大港已成定局。展望l0年20年后，这里将是一个更为恢弘壮观的现代化的国家乃至国际大港。从这个意义说，黄骅港的建设，实在是千秋伟业!
其间花絮
十年中，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一步步走来，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应对的各种情况数不胜数。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对工作的部署安排，对事务的处理解决，提出了许多的观点、思路和举措。回想起来仅摘取几件事，留作回忆以自慰。
一是坚持全面负责。在开拓进取的前提下，尊重和把握规律，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一切坚持主客观的统一，步步为营，扎实推进。当时我提出，我们这一任既然来到这里，就不是省心省力享清福，而是受苦受累创基业，不管任期多长，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既要对己任负责，又要对后任负责。因此，我们的决策，要坚持不捅窟窿、不背包袱、不留后患的“三不”原则，坚决不干那种为求政绩而让后人戳脊梁骨的事。
二是坚决不办政府直属企业。建区之初，一些同志出于热情，纷纷向我建议由开发区创办企业，特别是比较直接的建筑公司、土方公司等，说是办了企业，我们政府有些不好办的事可以在企业办。那时国有企业改革还没开始，这种想法无可非议，而且同志们出于好心。对此，我坚持绝对不行。因为此前我干过几年县长、县委书记，尽管我那个县的县办工业在全地区是最好的，但我已经觉察到这种体制的不科学，不符合经济规律，迟早会要变革。所以我答复我们开发区应该首先与国际接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除了国家垄断行业之外，其余就是税收管理关系，如果政府直接操办企业，多是“富了和尚穷了庙”，迟早把人和钱(债)的包袱背在身上自己“坐蜡”。几年之后，随着国企改革，中小企业包括外地一些开发区企业进入改制，不少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债务累累，矛盾重重，而我们这里却无此心事。以致后来不少同志都赞赏这种先见之明。另外一件事是顶住不办农村合作基金会。当时上级推广外地经验，要求全面推开。应该说这是为解决农民在兴办企业或其他方面融资问题的一件好事，出发点是好的。但用我当时的话说，有的银行还管理不好，农民怎么能管好。于是就以我们这里规模太小，不便推行等理由推托搪塞，结果时间不长，基金会全线溃败，不少地方政府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我们却庆幸当初没上这班车。
三是严格控制人员机构膨胀。从当县长、书记时，结合实践，联系自己所学的政治学专业，特别留心国外的机制机构，时时感觉我们国家的行政成本实在太大，从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上过松，按我私下不负责任的话说就是行政人员裁下一半眼前这点事也一点耽误不了。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从稳定出发，目前的情况一下子是解决不了的，需要逐步地改革消化。我们是一个新建的开发区，就需要借鉴教训，不能重蹈覆辙。于是，几乎是不近人情地严厉把住了“进人关”。开发区条件好起来之后，国家的就业形势也紧了起来，要求进区的人通过种种关系纷纷找上门来，我们坚持贯彻“小政府、大服务”的原则，在机构上能合并的合并，能不设的不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职能部门的“对口”，就采取一个“少设机构多刻章”的办法，即一个机构内有几个机构的公章和职能，有效地控制了机构人员膨胀。十年下来，到我临走时，区内财政开支人员不到200人，其中包括四所小学、一所中学的l00名教师，剩下不到100人，还包括一个建制乡政府在内。而当时外地一个乡镇政府的人员就有二三百人。为此也确实得罪了不少亲戚朋友。
四是过日子精打细算。到港区的当年年底，新村乡成建制划归之后，设立了自己的财政局和金库。当时新村乡的税收只有70余万元，要养活包括教师在内的l00多人，可谓捉襟见肘。上级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因为那时一是地区财政自身也很紧张，二是领导也看出来港口项目上不去，这里也发展不起来，再不愿加大投入。日子怎么过?只有咬紧牙关勒腰带。记得我带领两位主任助理一部车去南方开发区考察，来回十来天，花了不到4000 元。回来后一位老同志感叹说，真够难为你们的了。那些年，我和司机单独外出途中，都是一碗烩饼为餐。直到现在，不少人还认为我“爱吃烩饼”。进区第二年，我们为解决办公场所筹建先期过渡性的办公楼，一点一滴地与施工单位讨价还价，许多建筑材料我们自己采购，4800多平方米的主楼，建起来总共花了200多万元。其他方面也无不精打细算，在那样的困境里，始终坚持没欠干部职工和教师的一分工资。
五是不干则已，干则起点要高。初期起步建设，资金问题是第一大难题。土地卖不出去，上级不给拨款投入，贷款又相当困难，我们从指导思想上又不愿背债务包袱。因此，要干点事，只能量力而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坚持当时干不了的可以暂时不干，但干就要坚持高标准，决不能“张书记挖了李书记填”，今天盖了明天拆，劳民伤财。比如前面讲到的电力、通讯设施，一上就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再如我们的办公楼，当时定位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建筑，等条件好转必须把开发区政府大楼作为标志性建筑来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渡”楼，我们从设计上严格把关，提出风格和形象十年不落后。几易图纸，从平面、立面、基础等各方面修改多次。建起来后，不仅外行无可挑剔，就连一些知名专家看后也赞赏不已。十几年过去了，这座楼至今仍是区工委、管委会办公楼，除了建筑材料特别是外贴面原用的瓷砖略显过时外，造型和功能仍不落后。还有我们修筑的第一条小区骨架路，30多公分的水泥铺就，按当时施工单位说，简直就是“飞机跑道”。其他诸如路灯、地下管道等，包括进区单位基地大楼设计，都是主任们亲自审定，有时甚至惹得建设单位不耐烦。记得建那所港区中学，我们跑了十几个地方现场观摩比选后才确定下来。用当时建设施工单位同志的话说，你们这可真是拿公家的事当自家的事来干。我们说，这本身不仅体现我们的负责精神，也体现我们的业务能力和审美水平，就是要让我们手下的作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初期引进项目困难，我们也提出不能饥不择食，坚决阻止污染项目进区。这么多年后，随着环保意识和工作的强化，回过头看这一手还真是超前抓到了点上。
（作者系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此为作者2007年8月的文稿，刊载时有删节）
【本刊特讯】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福建到沧州调研
为筹备召开全省党史工作会议，配合中央党史研究室对基层党史工作的专题调研活动，2016年3月24日至25日，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福建一行到沧州进行调研。沧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宋有洪陪同调研。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学民、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德峰参加调研。
调研期间，张福建同志与市、县有关领导进行座谈，了解沧州市、县两级党史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开展等情况。
张福建同志对沧州的党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在市委的领导下，沧州的党史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征编、研究和宣传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充分发挥了党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多次受到上级党史部门的表彰。希望沧州的党史工作者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
张福建同志强调，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全力推进党史工作强省建设的关键之年。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坚持“一突出、两跟进”，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党史宣传教育和资政育人工作；要进一步夯实史料基础，稳步推进党史资料征编工作；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党史工作的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力度，努力形成党史工作合力。
张福建同志对基层党史机构设置和干部队伍建设极为关注。他指出，要强化基层党史机构建设，要有专门的人员从事党史工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铁一般”的要求，加强党史干部队伍建设，认真落实好省委书记赵克志同志“以更好的状态、更高的要求、更严的标准、更优的质量做好河北党史工作”批示精神，不断开创党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