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保健医生们记忆中的陈云

“可不可以再有2～3年时间”

　　吴蔚然是著名的保健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陈云身边工作。

　　吴蔚然在陈云身边工作了十五六年，从来没听陈谈过自己对党、对人民做过多少贡献，也没听他提过在历史转折期间，他的坚定信念和崇高人格。但吴蔚然从和陈云同志的点滴接触中，深刻体会到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这些都体现在一些小事中。

　　吴蔚然回忆道：“20世纪70年代以前，陈云同志的健康没有外科方面的问题。直到1979年，他的保健医生发现他大便带血，我才参与到他的保健工作中来。当时，为了诊断病情，需要做纤维结肠镜检查。这有一定的痛苦，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陈云同志身体一向虚弱，尤其是胃肠道最为薄弱。我在陈云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从未见他请别人吃过饭，就连过生日都是和平时一样的饭菜。他这么做是为了保证饮食稳定、保持身体健康，所以我们很担心他会因为身体问题，而拒做结肠镜检查。没想到，当我们向陈云同志讲清病情后，他考虑了一下，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纤维镜检查后，我们发现，陈云同志患的是结肠癌，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切除。这又使我们为难了，因为这个手术需要全身麻醉，还要切除一段肠子。我们担心，陈云同志的胃肠道本来就不太好，他从主观上能接受这么大的手术吗？我们向陈云同志汇报完情况以后，他确实有些犹豫。我们继续解释，要治好病没有其他办法，并且我们估计他的身体状况可以接受手术。陈云同志听后，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再有2～3年时间？还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我回答说：‘做了手术应该可以保证，如果不做就保证不了。’陈云同志考虑了一下，同意了。我觉得，他太希望能再为党和人民工作2～3年时间，所以再大的困难也就不是困难了。很快地，同年9月下旬，在北京医院内科、麻醉科相互配合之下，手术顺利进行了。手术过后，陈云同志很配合治疗，身体恢复得比预期要快。”

对待事情认真仔细、注重调查

　　陈云步入晚年后，每天坚持写大字，一方面锻炼身体，一方面陶冶性情。他经常写些条幅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其中的一张条幅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

　　钱贻简是心血管病专家、著名的保健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与陈云同志有两代人的交往。

　　钱贻简回忆道：“20世纪20年代，我父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和陈云同志有交往。陈云同志从年轻时就参加进步活动，他很有远见，看问题看得准，可以办的事就办，不可以办的坚决不办。”

　　“陈云同志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办事认真。对于陈云同志在国家大事上的处理，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从我和他平时接触的事情上来看，陈云同志是一个非常谨慎细心的人，并且做事情很注重调查。举两个例子来说，在陈云同志住院期间，神经科大夫定期检查，需要他走步、测量步距等。这么一件小事，他每次都当作大事，认真去做，该走几步就走几步，还让警卫员认真测量步距。另一件事是1980年，有一位老同志需要去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要求中央审批。陈云同志当时就把我叫过去，详细询问了搭桥手术的过程、危险性等，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做事情仔细慎重的态度。”

生活“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

　　王新德是神经内科专家，原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他回忆说：“陈云同志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朴素。我陪陈云同志去上海时，我专门去过他的家乡，在上海郊区青浦县练塘区蒸合乡。我们当时住在他的一个老战友家里，他对我说：‘这里还可以，我家的房子已经很破旧，不能住人了。’不光是老家的房子，陈云同志平时的衣着也一直是中山装加布鞋，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

　　谈到这里，原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蒋景文也深有同感。他说：“陈云同志是个很艰苦朴素的人。他喜欢听评弹（苏州一种古老、优美的说唱艺术），但他用的录音机和收音机都很破旧，还是苏联朋友送的。我问他的秘书：‘这么旧的录音机怎么还在用？’秘书说：‘没办法，首长一直不肯换。’我又问：‘那坏了怎么办？’秘书说：‘那就拿到中央电视台去修理。’陈云同志的收音机和录音机都是那种很老的款式，却一直在用，总不肯换新的。”

　　北京医院的护士长武凤菊补充道：“陈云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朴素。他有一条睡裤，上面大大小小有6个补丁，有些地方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我们劝他换一件，可是他说习惯了，舒服，不肯换。有一个棕色的皮箱子是20世纪30年代的，搬家时经常用的，外面的带子都断了，还用绳子捆着继续用。还有一个20世纪40年代的剃须刀架，出差时一直用它……”

【本刊论坛】

为了习主席“心中的牵挂”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16年新年贺词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人要携手前进。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特别表达了习主席对贫困地区与困难群众的牵挂以及对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期望。读来不止令人感动，更有一股责任意识与必胜信念充溢心头。

　　习主席的“牵挂”体现了对困难群众的深切关爱。习近平曾深情表示，“自己在农村插队的经历，让我对贫困群众有天然的感情，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心里更惦念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习近平自从政以来，都十分重视扶贫工作。“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十八大后，他多次深入基层村镇考察调研扶贫开发情况，连续三年“新年访贫”，盘腿坐在困难群众炕上，同乡亲手拉手，详细询问他们一年下来有多少收入，粮食够不够吃，过冬的棉被有没有，取暖的煤炭够不够，小孩上学远不远，看病方便不方便，体现了对困难群众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的深情。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就谈到，“我们要满腔热情做好民生工作，特别是要做好扶贫开发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让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群众等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都能生活得到保障、心灵充满温暖。”今年的新年贺词，又特别表达了他对几千万贫困人口生活的牵挂。这既袒现了习近平一心为民、夙夜在公的伟大情怀，而且也以自身的言行阐释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无疑，也为我们如何对待与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树立起光辉的榜样。

　　习主席的“牵挂”指明了我们奋发努力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受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扶贫开发依然任重道远。目前我国尚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有3917个村不通电，影响近380万人；连片特困地区有3862万农村居民和601万学校师生没有解决饮水安全问题；近10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等。中国面临的贫困形势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而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要在“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既是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和最艰巨任务，也是为了习主席“牵挂”而必须奋发努力的方向。现在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夺取扶贫攻坚战胜利的冲锋号也已吹响，可谓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奔着习主席的“牵挂”和指明的方向，积极努力地全面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已经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习主席的“牵挂”需要我们苦干实干、激情工作。“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极为艰巨繁重，喊口号喊不来，搞形式更是劳民伤财，需要的是苦干实干、激情工作，攻坚克难。“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正如习近平强调的，要“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让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还应看到，扶贫开发不是某些部门某些人员的事情，而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切实形成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社会合力。既要群策群力、各尽所能、力所能及地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又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才可能尽快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习主席的对扶贫开发的“牵挂”，使我们做有表率、干有方向、信心倍增。勠力同心、夙兴夜寐、攻坚克难，全力打赢扶贫攻坚战，此其时也。

（作者：姬建民　沧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市文联原党组书记）

 

【本刊专稿】

回忆范敬宜和黄骅发展的不解之缘

　　在黄骅的发展和黄骅港的建设史上，有一位老人功不可没，他就是《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自17年前范老倡导和授意在《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黄骅正走向大海》长篇通讯后，黄骅开始了奔向大海的启航，成为媒体聚焦的重点、项目投资的热点、世人关注的焦点，范老也与黄骅结下了不解之缘。

范敬宜与他的新闻人生

　　范老是江苏苏州人，1931年出生，为范仲淹的28世孙，自幼对诗书画都很敏悟。

　　学生时受当时文史哲方面杰出学者的熏陶，师从吴门画派的杰出名家樊伯炎，深得吴门真传。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务。1957年，年仅26岁的他因文获罪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全家下放到辽西建昌县一个十分贫困的山村。在那里，除了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外，也深入了解到农民质朴、善良、诚实、乐观的品质，这对他影响很大。范敬宜在农民大众美好品德的感召下，没有颓废，没有消沉，仍然坚持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后被建昌县委书记发现并调入县里工作。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右派分子入党的第一人。1983年调《辽宁日报》任副总编辑。1984年调国家文化部任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起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2010年11月13日13时42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范老经历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用自己的新闻作品记载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迁。他先是在辽宁农村采访报道，用细腻的笔触对比农村生活的变化，后来因发在《辽宁日报》上的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文章而声名鹊起，先后成为《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退下来后，他开始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位置上奖掖后学。笔者作为曾经在宣传口工作过的晚辈，每每对范老生出尊敬之心、崇敬之情和爱戴之意。

　　“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这是范老生前说过的话。老人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让人称赞，让人敬佩，让人感动。正如他在《满江红·赠人》词中所云：“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到峰巅仍自朝乾夕惕。当日闻鸡争起舞，今宵抚剑犹望月。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这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和高尚情操的写照。这种茹苦如饴、矢志不渝的精神，令人钦佩，令人敬仰，令人折服！

范敬宜与《黄骅正走向大海》

　　初识范老是在1993年春天，当时我任黄骅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随着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黄骅日益成为备受世人关注的改革开放前沿。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建设西煤东运的第二条大通道”，出海口就选定在黄骅。一时，媒体聚焦黄骅，专家考察黄骅，领导视察黄骅，客商云集黄骅……

　　为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性发展机遇，黄骅市委提出了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把黄骅建设成为河北特区的战略构想。在时任沧州地委委员、黄骅市委书记王宝良的组织倡导下，我们首先从提高黄骅市知名度入手，变机遇为优势，打港口牌，唱开放戏，借助区位优势，加快黄骅发展。1992年，在天津成功召开招商引资发布会的基础上，市委决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河北特区——黄骅市经济发展战略研讨暨招商引资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具体牵头组织。那时，一个县级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发布会，并且要上央视《新闻联播》，困难可想而知。尤其是新闻单位能否参加，就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接受任务后，我和常务副部长张建华很为难，首先我们向沧州地委宣传部请示并争取支持，我们的老书记（时任沧州地委委员、宣传部长）蔡华除就如何开好发布会给予指导，还把自己在新闻界的朋友介绍给我们，为开好会议提供了重要支持。接着派先遣组赴京，在中宣部刘树新同志具体帮助和策划下，我和建华同志展开了对中央重点媒体的全方位走访，熟悉记者和领导，联络感情，借以宣传黄骅。

　　初春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按照走访计划，午后1点30分，我们如约来到《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的办公室，随着工作人员一声“老范”的招呼声，范老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地从办公室走出来，招呼我们入内。

　　范敬宜同志，身材中等，面容慈祥，说话平和，眼神睿智，透着一股大家之气、君子之风，令人肃然起敬！听朋友说范总平易近人，这次见面有了切身体会。原来，在他这个团队里，大家对他尊贵的称呼就是“老范”，他不希望人们喊他总编辑，觉得那样就生分了，全然没有上下级的森严。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开始了相互认识和谈话。范敬宜虽是部级领导，却像一位仁厚的长者和老师。他用两杯茶水热情接待我们，把谈话的氛围创造得那么融洽，没有了不适和拘谨，不经意间传给了我们那么多信息、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倍感受益匪浅。下午的谈话，任由我占用了他那么多的宝贵时间，一股脑向他介绍黄骅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产业优势、发展前景，并邀请他一定要出席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发布会，为宣传黄骅献计出力。范老认真地听了我的介绍，没有一点烦的意思，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初次与范老相识，给我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

　　范老不单单平易近人，更是一位热情睿智的长者。他耐心地帮我出谋划策：要开好这个发布会，应怎样筹划好会前工作，应如何把握会议重点；宣传黄骅的角度应紧扣在江泽民十四大报告“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这个新闻由头上，吸引国内外有识之士关注黄骅，然后将黄骅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等宣传出去，与招商引资实现对接；发布会召开在时间上要尽量避开全国“两会”，那样宣传效果就会被冲淡；再就是发布会前，最好由一些媒体深入地对黄骅进行一次系统采访，可让更多的人会前对黄骅有个大概的了解，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发布会后的后续工作如何开展，都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令我们感动不已。那天，我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有点“得寸进尺”了，非缠着范老给我们派一名记者，最好是派大手笔的记者来黄骅采访，写出有分量的稿子，发在《经济日报》上。范老马上打电话请记者部郑光兴到他的办公室和我们见面，谈了到黄骅采访的重点，并当即敲定郑光兴和我们一道赴黄骅采访。我和建华如释重负，谢别范老，陪同郑光兴开始了《经济日报》记者第一次系统、深入而全面地对黄骅的采访。

　　在后来的采访中，更让我们见证了范老的高风亮节。1992年前后，有偿新闻屡禁不止，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我们没给范老带一点礼品，没花一分钱，他派来的记者会好好采访吗？能给我们刊发吗？我和建华带着这些疑问，在热情接待郑光兴的同时，也策略地流露出一些我们的担心。光兴告诉我们，你们一定要相信范总和他领导的团队，我们《经济日报》是不搞有偿新闻的。果然，光兴同志在黄骅夜以继日完成采访后，硬是连一点儿土特产也不带，真让我们过意不去。他回京后，范老秘书打来电话，邀我们再次见面。这次见面，范老提出稿件以通讯形式刊发，并对稿子题目和内容进行了修改。记得当时通讯的题目是《走向大海》，范老在题目前加了“黄骅正”三个字，仅仅三个字就使文章活了起来，也突出了黄骅这个宣传的重点，真是画龙点睛之笔！只是让我们过意不去的是连顿饭都没请范老吃。

　　第二天，《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郑光兴采写的长篇通讯——《黄骅正走向大海》，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报道了黄骅改革开放的成果，系统介绍了黄骅的区位优势，以及在未来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地位，黄骅将担当起未来环京津、环渤海地区发展的重要一极。刊发当日，在北京、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世人第一次通过中央媒体系统地了解了黄骅，对黄骅的区位优势、战略地位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长篇通讯刊发后带来了“黄骅热”，并持续升温。春潮涌动渤海湾，中央相关媒体纷纷来黄骅采访，各企业单位争相来黄骅洽谈项目，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可谓为发布会的成功召开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93年2月25日上午，黄骅市成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河北特区——黄骅市经济发展战略研讨暨招商引资发布会”，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范老及多家媒体老总记者、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学者、企业单位等500余人与会，《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农民日报》、《北京周报》等众多媒体，纷纷报道发布会实况，黄骅又一次成为媒体聚焦的重点、项目投资的热点、世人关注的焦点。

范敬宜与黄骅的不了情

　　发布会后，我们与范老的联系更为密切了，他也更加关心支持黄骅的发展。光他在《经济日报》任职的最后一年，就派出郑光兴、苏琳等数位记者到黄骅采访。宣传黄骅，宣传国家重点工程，倾听基层呼声，发现总结一线活生生的改革开放经验，向全国推介。在他的关心支持下，黄骅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也不断向着更新更高更大的范围拓展，成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推动者，宣传工作多次受到市委的肯定和表彰。黄骅市委原书记王宝良曾经在全市三级干部大会上对宣传部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响亮地提出“宣传也是生产力”的思想，既是对我们宣传工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宣传部门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一时间，“宣传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在周边产生反响，引起轰动，兄弟县市纷纷来向我们学习取经，我们的经验做法也被省和中央媒体推介。

　　范老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仍然十分关心黄骅的发展，从不同层面多次对黄骅的工作进行宣传。继朱镕基、李鹏两位总理视察黄骅港后，1997年朔黄铁路暨黄骅港正式开工建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派出记者参加神华集团、黄骅市委联合组织的“神华行”活动，又一次系统报道了神华工程建设和黄骅的发展变化。江泽民同志视察黄骅港和农业产业化项目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更为详尽地介绍了黄骅的项目建设和农民增收情况。范老在宣传关注黄骅的同时，也与黄骅的多位领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关注神华集团、黄骅港建设过程中，对黄骅市委提出的“爱我中华、支援神华、发展黄骅”给予高度评价，从多个层面进行宣传。对时任黄骅市委书记的阎兴华同志提出的“农村三有”即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有钱办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宣传，为黄骅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

　　发布会的成功召开和持续不断的对外宣传，使黄骅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吸引力日益增强。人潮、信息潮、资金潮、项目潮，潮潮涌动黄骅。一些大项目、好项目迅速落户黄骅，为黄骅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催生了黄骅的系列变化。一是城区迅速扩大，以每周一幢楼的速度发展，城市变大变高变美了；二是人口快速增长，也带来了新的人文理念，传统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三是外资的进入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办事效率有了较大改观，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四是国家级大项目的落户，催生了一些新兴产业，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升级，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黄骅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黄骅的发展之路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与青睐。

　　那个曾经关心与支持黄骅发展的范老走了。他的离去，使新闻界失去了一位大师，也使我们黄骅痛失了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师、挚友和长者，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人而不舍、而悲恸。可以告慰范老的是，在黄骅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国家级化工园区、国家级电厂、千万吨级炼油、三千万吨装备新材料等正依托港口拔地而起，百万人口新城正在拉开框架加紧建设，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实现跨越发展，海洋经济正扬起风帆、乘风破浪、胜利远航，黄骅正满载希望、迎着朝阳走向大海！

（作者：赵文广　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忆昔话往】

回忆建造“解放桥”

 

　　沧州市解放桥原是l939年日寇侵占沧州修建在市区菜市口处运河上的一座桥梁，是当时由运西通往城里的唯一一座木结构桥。桥长约50米，宽仅为6米。供行人及运货的牛马车同行，名为“军桥”。

　　1947年6月，在解放沧州城的战斗中，我解放军为争夺“军桥”,歼灭城内顽敌，打开了在运河上的唯一通道。敌我双方在此进行过一场激战，我军数十名战士牺牲在此。沧州解放后，将此桥改名为“解放桥”。

　　此后，人民政府又在我市白家口运河上修建了一座木桥，即现在“新华桥”的前身。从此“解放桥”不再是我市运河上东西通往的唯一桥梁。至l958年又在北环路及南环路两处运河上，各修建了一座桥梁。同年又将原“解放桥”翻修拓宽至10米，仍为木结构桥梁。随着城市的发展，在1970～1971年，我市先后将南环、北环、新华等三座木桥拆除，改建为混凝土结构的桥梁。当时因为解放路拓宽工程尚未完成，故原“解放桥”暂未改建。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沧州化肥厂项目的确定，为配合建厂项目，沧州人自造了能运载400吨重进口“造粒塔”的大型平板车。在提倡自力更生精神的年代，此举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以“小厂也能造出400吨大平板车”为题的文章，对其大加赞扬，一时名誉海内。沧州有了大型运输车辆，势必要有承载400吨运输荷载的运河桥梁与此配套。1974年上半年，在初步拓宽了东、西解放路后，翻建“解放桥”被当时的市革命委员会确定为当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程项目之一，限期完成。

　　与我市已建成的其它几座桥梁不同的是，此桥由市领导定为能承载400吨运输能力的混凝土双曲拱单孔结构。何谓“双曲拱结构”，是指桥梁的主体承重结构为曲拱型混凝土梁，都生根在两侧基座支点上，梁与梁之间再用曲拱型的混凝土板联结起来，又形成一个拱型，结为一体，即为双曲拱结构。大桥的工期要求很紧，定在次年(1975年)7月1日必须建成通车。建桥的资金来源主要由省划拨的110万元，不足部分则由我市自筹。

　　1974年8月末，建桥项目确定后，当时市革委组建了“解放桥建桥指挥部”。由市革委主管城市建设的副主任周继发任总指挥，杨荫阔任副总指挥，负责建桥的设计施工等实际工作。指挥部下又设行政组，由市革委抽调几名干部组成；设计组，由当时建工局设计室、市水利局及河务局等抽调来的几位技术人员组成。施工组，组成人员多是由当时的市建安公司调进来的。笔者当年有幸被调入指挥部，参与建桥施工方案的策划工作。

　　在经济条件差、科技人才匮乏的年代，指挥部开始工作后，面临很多实际困难。首先是桥梁的设计，当时我市缺乏建造如此规模的混凝土结构桥梁的专业人才和建造经验。设计组人员此前都是搞土木工程和一般水利工程设计的，缺少设计大型桥梁的经验。其次是面临领导要求竣工通行的时间紧、工期短，设计出图后，已至1974年10月下旬，据冬季停工期仅剩半个月。而我市每到11月中旬后天气非常寒冷，日平均气温在一5℃以下，根本无法进行混凝土工程施工。过了冬期已至次年3月15日以后，仅剩下三个多月的施工期，还要留出桥面现浇混凝土养护期，最多仅剩下不到三个月时间。在施工期中，还必须考虑当时运河每年汛期都有上游向河道随时通水的可能，因此必须有在水上作业的准备。再就是当时缺少大型施工机械。当时的施工单位沧州市建筑安装公司，仅有部分自制的土设备，如卷扬机和钢桅杆等，可供近距离垂直吊重l0吨以内的构件。如果进行水上作业吊装构件，必须准备利用悬索进行吊装，需要自行设计和制作，要从头学习才能掌握这套设备的设计、制作及使用。另外是建桥资金的缺口问题，据初步概算，当时需要资金为l60万元，而河北省划拨的资金为ll0万元，尚有50万元需要我市自筹，这在当年可不是个小数目。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指挥部发动干部群众反复调研，群策群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深入下层，上下一心，使矛盾逐一化解。在不浪费国家钱财的前提下，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建桥工程。

　　领导干部一心为公、夙夜不懈。总指挥周继发时任市革委副主任，主管城市建设工作，是由省建设厅调来我市任职的老革命干部。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均由国家按指标划拨购置，各项都需要报批。指标外的资金缺口必须由建设单位自行设法补充。为此，周主任多次上京去省筹集资金，使建桥的资金和材料两个大项有了保障。副总指挥杨荫阔也是一位老革命干部，在建设战线上已工作多年，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在建桥施工现场亲自指挥，和工人们同甘苦。他尊重科学，参与设计桥梁的决策和谋划，敢于承担责任，施工中出现问题，他能当场拍板解决，是当时设计人员的坚强后盾。

　　设计人员不断学习、勇于探索。负责桥梁设计的几位技术人员有从市建工局设计室调来的张家聚、市水利局调来的张书元、南运河河务局调来的刘维明，还有从市建安公司调来的焦荠青，他们都有十多年的专业设计经历，因“文革”期间不晋级，当时都称“技术员”。

　　设计组人员此前都没有搞过如此规模的桥梁设计。像我市解放桥工程所要求的承载400吨单孔跨度53米的混凝土结构桥梁，在当年我国北方的桥梁设计上是个空白，无可参考的技术资料和实际设计经验，全部设计数据均需由自己反复验算得出，而当时的计算工具仅有计算尺，由人工验算，工作量非常大。为了少走弯路，确保设计质量，设计组有关人员先是去北京中科院向专家们求教，回沧后日夜加班，至l974年10月下旬完成设计方案初稿。为了提前破土动工，他们赶制出了基础工程施工图，为当年部分基础工程的施工创造了条件。

　　当年冬季，大桥全部初稿设计图纸绘制完成，根据此套施工图纸，做出了工程预算造价为160万元，如再添置吊装设备还需花费近20万元，资金缺口很大。后来市领导组织有关人员对解放桥建设方案进行了重新论证，一致认为，解放桥和解放路随着城市的发展将不会是我市主要运输的道路，如果建400吨荷载的桥梁，实际用途不大，几十万元的资金缺口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为了避免浪费，市领导采纳了大家的意见，改变原方案，修改为建一座承载150吨的混凝土单孔双曲拱桥梁。 建桥方案修改后，设计人员对设计方案和施工图初稿也进行了修改。次年2月经中科院介绍，指挥部又组织有关技术人员一行7人去湖南省交通设计院请教设计过程中存疑问题，并将修订后的施工图送该院核审。当时的湖南交通厅设计院是我国交通工程最权威的设计、研究机构，拥有专业技术人员300多名，承揽着国内外很多大型桥梁设计工作，也有丰富的大型混凝土结构桥梁施工经验。在他们的帮助支持下，我们对大桥的施工图设计和施工组织增加了信心，决定采用除桥面最后进行现浇外,其它混凝土构件均采用现场预制，吊装成型。其中吊装方案按河道无水和河道通水后水上用悬索吊装法两种方案设计，第一种方案可节约吊装设备，即可利用市建安公司的一些自制土设备进行吊装构件，但此方案必须不受当年河道随时通水的影响。指挥部领导研究决定，为确保工期必须要做两手准备，详细做出了两种吊装方法的施工方案。之后的施工计划编排得周密严谨，为确保工期提供了依据。

　　施工工人夜以继日、艰苦奋斗。1974年11月中旬出图时已进入冬季施工期，由于基础灌注桩工程为地下工程，尚能施工，但此项施工过程全部靠人工操作，机械也是一些自制的土机械。例如挖井孔就是利用当时农民工打井用的人工推动的大锅锥，工地上仅有一台老旧的混凝土搅拌机用来拌合混凝土，混凝土拌合前的投料、拌合后的运送全靠人工推车完成。人们冒着严寒全天候施工，至当年l2月上旬，东西桥台基础灌注桩工程全部完成。因为天气太冷，当年冬季上部基础工程为保证质量暂停施工。次年3月初，东西两个箱式桥台正式破土动工。至当年4月20日，现浇混凝土两侧桥台、主拱梁和主拱板的预制工程已告完成。

　　经过20多天的混凝土养护期后，经检验桥台主体和预制梁板构件均已达到设计要求，可进行下一步工序，即大桥主拱梁、板的吊装，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施工环节。根据气象预测，当年5、6月份降雨量在我国北方不会过大，运河自去年冬、今年春以来一直干涸，因此预计在7月份前上游不会来水。这对我们的吊装工程非常有利，于是我们抓紧时间采用第一种吊装方案，在河道中心树立桅杆进行施工。5月20日开始正式吊装，每天白天进行主拱梁吊装，晚上加班安装主拱板，经过七天七夜的紧张施工，至5月28日完成了大桥主拱梁和主拱板的安装工程。当年6月上旬完成了大桥桥面的混凝土现浇工程。至此，整座大桥的基础及主体工程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即告完成。随后又安装了桥边栏杆和大桥照明灯，保障了当年7月1日大桥正式通车。事后经过工程决算，整个工程造价仅花费97万元。

　　21世纪初，随着城市的发展，我市又对解放桥进行了一次拓宽建设，同时在它的北侧运河上修建了一座彩虹桥，新华路上的新华桥也进行了拓宽，三座桥梁随着运河景观带工程的建设已成为我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解放桥由一座旧木桥改建成单孔双曲拱混凝土结构的大桥，现今已过去了整40年，大桥依然稳固如初。当年建桥时的设计历程和火热的施工场面，时常会浮现在眼前。如今不少建桥时的老领导、技术人员、老工人已经辞世，但他们留下的不怕艰难、一心秉公、团结奋斗、精打细算的创业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作者：邓仲华　沧州市建筑安装公司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