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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26期
发布时间: 2015/9/14 11:36:04

 

 

【党史珍闻】

李先念坐三轮车游故地

  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住在武汉洪山宾馆南三楼。有一天,他突然从中南路口叫了一辆三轮车,要去彭刘杨路看看曾经工作过的省委、省政府。卫士长要派车送,李先念摇摇头说:“我是湖北佬,解放后在武汉工作了5年,对这里的路很熟。”卫士长只好跟李先念分乘两辆三轮车一起去。

 

【沧州抗战史料】

 

百战百胜的冀中回民支队

  冀中回民支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成长起来的一支民族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回民支队转战于冀中平原、渤海之滨,驰骋于冀、鲁、豫广大敌后战场,进行了500余次战斗,歼灭日伪顽叛和地主武装近2万余人,在抗日战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回民支队的发展和成长,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少数民族武装抗日的一面鲜红旗帜,也是回族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员肖秉钧和回族青年刘文正(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定县、安国一带组织回民抗日武装,晋察冀省委命名为“抗日义勇军第九支队”。不久,这支队伍的部分人员调往冀西,补充到八路军主力兵团,余部划归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由共产党员唐朴农领导。

  1938年初,肖秉钧、刘文正返回冀中,重新掌握了这支部队。1938年2月,冀中省委指示,这支回民武装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约200余人。肖秉钧任政治主任,刘文正任政治副主任,马永恩任队长。同年3月,肖秉钧、刘文正率回民干部教导队从定县出发,到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部驻地安平县皇城村整训。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非常关心这支民族武装的发展和成长,亲自给这支年轻的部队上课,讲解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抗战救国的方针、任务、政策,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经过短暂的学习训练,这支由回族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民族抗日武装,开始有了八路军的雏形,同时也为进行组织整顿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8年初,回族爱国志士马本斋,在其家乡献县东辛庄一带拉起一支六七十人的队伍,称“回民义勇队”。马本斋在旧军队当过团长,因憎恶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而辞职还乡。他身材魁梧,性格豪爽,为人朴实、正直,在当地很有威望。这支回民武装在马本斋的领导下,扩展到河间、沧县一带,很快发展到200多人。

  当日军铁蹄践踏冀中平原时,在河间城南一带,有马仲三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马仲三,河间县务尔头村人,回族,出身贫寒,有正义感,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七七事变后,不甘沦为亡国奴,辞别旧军队,返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

  1938年初,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率部进驻河间县城。马仲三领导的抗日武装被改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三团,并以其中回族战士为基础,组建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任命马仲三为队长。

  同年3月,刘文正奉命到河间、献县一带,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日武装,并与马本斋取得了联系。随即,马本斋到河间县城同孟庆山司令员会面,商谈组织抗日武装事宜。不久,马本斋率部来河间县城与马仲三部合编。河北游击军司令部任命马本斋为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队长,马仲三为副队长,刘文正为政治主任。

  同年6月,根据冀中军区批示,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在河问县城合编,成立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总队长马本斋,副总队长马仲三,政治主任刘文正。7月,刘文正调任冀中回民抗日建国联合会主任。8月,回民教导总队奉命到河间县沙河桥镇整训。不久,冀中军区派丁铁石任回民教导总队政治主任。丁铁石在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他对全体指战员进行全面系统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红军的光荣传统,要求全体指战员以红军为榜样,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加强党的领导,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培养政治工作干部,为部队逐步走向正规化打下了基础。

  1939年7月,根据冀中军区指示,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丁铁石任政治主任,冯克任参谋长。9月,冀中军区调郭陆顺任回民支队政委。郭陆顺,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丰富的斗争经验,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到来,对回民支队的正规化、党军化起了很大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马本斋、郭陆顺等对干部战士进行了系统的政治军事训练,指战员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为提高,成为冀中平原上的一支野战部队。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回师华北,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中军民展开了紧张的反“扫荡”斗争。回民教导总队遵照冀中军区的指示,在河间、青县、沧县一带活动。夜袭青县车站,围攻杜林镇,攻打沙河桥,沧河公路上伏击敌人汽车队,多次重创敌人。

  1939年3月,配合八路军一二○师独立一支队杨嘉瑞部,在交河县大小徘徊村一带歼灭了陈连举、周朝贵的国民党六路军保安二旅、三旅约六七百人。7月,回民支队奉命到定县、无极、藁城、新乐一带活动。8月份,先后发动了歼灭无极“大刀会”和无极县大名庄伏击战、南苏村伏击战等战斗。l0月,袭击无极县城,战士们用土炮、大刀、长矛、手榴弹等,消灭了一批敌人。回民支队在反“扫荡”斗争中,消灭了敌人,锻炼了部队,打出了军威,扩大了影响,壮大了自己。

  1940年初,冀中地区斗争形势严重恶化,为了保卫发展深(县)南(部)抗日根据地,冀中军区决定,调回民支队到这个地区开展对敌斗争。

  同年2月28日夜,回民支队通过沧(县)石(家庄)公路,到达深南地区,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下,先后在南花盆、张骞寺、康庄、榆科、魏家桥等地连续作战30余次,攻克敌据点2处,毙伤日伪军5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物资,打开了深南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

  尤其是康庄、榆科战斗的胜利更为突出。康庄战斗是一场漂亮的伏击战,马本斋、郭陆顺率回民支队,仅用40分钟,将敌军全部歼灭,缴获平射炮l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掷弹筒16个,枪支弹药大部,回民支队则无一伤亡。回民支队巧取榆科战斗,具有传奇色彩。回民支队奇袭人员化装成日军“扫荡”队,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字化装成日军小队长,担任指挥,大摇大摆地向榆科挺进。伪军们见“皇军”驾到,毕恭毕敬地列队迎接。战士们迅速冲入据点,打死20多名企图顽抗的伪军,其余当了俘虏。康庄、榆科等战斗的胜利,提高了回民支队的声誉,鼓舞了深南群众的抗战热情。6月中旬,敌人集中数千兵力,分几路合击回民支队,开始了持续52天的大“扫荡”。在反“扫荡”斗争中,马本斋、郭陆顺成功地运用了“旋涡打圈”战术,凭借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交通沟和青纱帐,昼夜在深南地区周旋,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最后甩掉了敌人的追击,粉碎了敌人妄图与回民支队决战的阴谋。

  1940年秋季,八路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挥下,对敌人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百团大战”。在此期间,回民支队在深南地区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拖住敌人2000多人,有力地支援了兄弟部队作战。

  回民支队在深南的一年,是战果辉煌的一年,显示了马本斋、郭陆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回民支队英勇善战的顽强作风。1940年10月,冀中军区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奖给战功卓著的回民支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主席给予回民支队以高度评价,l940年亲笔题字称回民支队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百团大战后期,冀中军区发动了任(丘)河(间)大(城)战役。为了转移敌人视线,拖住沧石公路西段石家庄一带的敌人,掩护八路军在沧石公路西段消灭敌人,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攻打深泽县城,给守敌以重大杀伤,胜利完成了牵制西段敌人、配合东段兄弟部队作战的任务。

  百团大战后,日军疯狂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冀中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更加残酷的分割封锁、逐步“蚕食”的政策,首先从平、津、保三角地区的大清河北一带进行分割“扫荡”,逐步向中心区延伸,妄图全部占领冀中平原。

  为了开展大清河畔的斗争,遵照冀中军区指示,回民支队于1941年1月5日,进入大清河北地区,在容城、雄县、安新一带活动,积极配合当地军民破路、炸桥、割电线,粉碎了敌人的“新交通政策”,密切配合了友邻地区的反“蚕食”斗争。

  3月底,敌人又抽调数千人向回民支队活动地区进行大“扫荡”,以容城为中心,几路出击,妄图歼灭回民支队。在反“扫荡”斗争中,马本斋、郭陆顺运用了“推磨战术”,带领部队围绕容城县城转了几个圈子之后,突然南下急行军至白洋淀西北岸的流通镇渡口,动员了200条渔船,一夜之间,整个部队进入白洋淀的芦苇荡,甩掉了敌人的围追截击。穷凶极恶的敌人,面对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只能望洋兴叹。

  1941年6月,回民支队撤离大清河北地区,转移到无极、定县一带开展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扫荡”进攻。

  同年7月,回民支队参加青(县)大(城)战役,在建国县一带牵制敌人。为了拖住敌人,回民支队主动出击,在沧河公路、景和、曹辛庄、邵东州、护持寺、大屯等地,袭击敌人27次,歼灭敌伪军500余人,俘虏100余人,并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给敌人沉重打击。

  日军山本联队长妄图以武力消灭回民支队的阴谋失败后,施出了对马本斋诱降的诡计。当他从叛徒哈少符嘴里得知马本斋不仅对国家民族赤胆忠心,而且对母亲也是有名的孝子时,就派兵包围了东辛庄,把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抓到河间县城做人质,逼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马母有高度的民族气节,她怒斥敌人,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绝食斗争,于l941年9月7日为国捐躯,时年68岁。

  马母牺牲以后,山本又派哈少符到回民支队,以大城伪军向回民支队投诚为诱饵,妄图诱服马本斋。这个阴谋被马本斋、郭陆顺识破,叛徒哈少符受到惩处。

  回民支队完成青大战役的战斗任务后,于ll月底回到子牙河西,到冀中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饶阳、武强一带整训。

  1942年3月,回民支队奉命回到子牙河东,在建国、交河等地活动,配合兄弟部队粉碎敌人“蚕食”冀中根据地的阴谋。4月下旬,环境急剧恶化,敌人对建国、交河一带“清乡”、“扫荡”十分频繁。

  4月26日,马本斋、郭陆顺带领部队在交河陈庄一带宿营。27日拂晓,遭交河、泊镇之敌1000余人的袭击,激战一天,连续击退敌人数十次冲锋,击毙敌人200余人。黄昏后,回民支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发起冲锋,从陈庄村北口突出重围。在战斗中郭陆顺头部负重伤,不幸牺牲,年仅28岁。郭陆顺的牺牲,是回民支队的一大损失。马本斋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广大指战员失去了十分敬佩的政治委员。

  5月1日,日军5万余人对冀中地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到5月下旬,敌人逐步延伸到冀中东部边沿的建国、交河等地。冀中军区急电回民支队立即离开这个地区。当时因敌情不清,马本斋想观察一下敌情变化再决定转移的方向。过了两天,河间、献县、阜城等地1万多敌人蜂拥而至,回民支队处于敌人重围之中。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马本斋果断地把部队带到阜城县的高庄一带隐蔽起来,避过敌人锋芒,突出重围。

  7月初,冀中回民支队转移到渤海之滨冀鲁边区,补充弹药军械,进行修整。8月下旬,在冀鲁边军区黄骅副司令员率部护送下,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转移。9月中旬,回民支队到冀鲁豫中心地区——范(县)观(城)濮(县)一带。

  回民支队在鲁西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打了许多胜仗,取得了很大胜利。至1943年7月,回民支队在朝城、莘县地区攻克敌人据点30多处,烧毁碉堡40多个,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10月,回民支队调到鲁西南的昆吾、尚和一带活动。11月16日,参加了冀鲁豫军区组织开展反“蚕食”斗争的首次战斗,攻克伪二方面军孙良诚总部——八公桥。

  马本斋参加了这次战役的组织领导工作。他提出采取“牛刀子钻心”的战术,就是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挖掉敌人总部八公桥,回过头来再清扫外围据点。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采纳了他的建议。回民支队与各兄弟部队同时行动,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于16日夜晚到达八公桥。这天夜里有五六级大风,漫天尘沙帮助主力部队顺利越过外沟,爬过围墙,活捉了哨兵,严密包围了总指挥部八大处。敌人发觉时,已无法展开火力。在八路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八大处所有人员、特务团等全部交枪投降,孙良诚的参谋长、特务团长都当了俘虏。遗撼的是,孙良诚因去开封开会而漏网。

  攻克八公桥之后,八路军乘胜前进,外围据点碉堡犹如秋风扫落叶,很快被清扫干净。回民支队在这次战斗中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马本斋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冀鲁豫军区的广大指战员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曾赞誉马本斋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

  1944年2月1日,回民支队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率领下,踏上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征途。马本斋因病未能随军出发,中央决定其留医院治疗。2月7日,优秀的共产党员、抗日民族英雄、回民支队的创建人和领导者马本斋病逝于河南濮阳县小屯村军区后方医院。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安葬在鲁西北回民中心地——莘县张鲁集村。3月17日,延安各界代表举行追悼大会。吴玉章、林柏渠、叶剑英参加了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送了挽词。毛泽东主席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总司令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周恩来副主席的挽词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马本斋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母子两代英雄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回民支队经过长途跋涉,于1944年4月初到达陕北米脂县城。5月,随杨得志司令员赴甘泉,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练兵运动,担负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建设陕甘宁的任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初,回民支队政委刘世昌带百余名干部开赴东北,政治部主任金民率50多名干部返回冀中。留在边区的部队,由支队长马凤舞率领,驻防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鄜县,参加保卫解放区、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冀中回民支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回民支队中坚强的各级党组织,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执行,是这支革命民族武装坚如磐石、无往而不胜的重要保证。

  这支部队的党组织比较健全。早在1938年初,回民支队的前身——回民干部教导队成立时,政治主任、副主任就由共产党员肖秉钧、刘文正担任,培养了刘世昌、白浩、李梯云等一批积极分子,并吸收为共产党员。到了1938年8月,回民干部教导队与回民教导队合编后,上级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丁铁石任政治主任。丁铁石到达后,首先抓了建立党组织与发展新党员工作。在部队中挑选出身好、表现突出的干部、战士,采取个别谈话或办短期训练班的方式,组织他们学习党纲、党章,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经过学习、训练和重点培养,对思想坚定、纯正,符合入党条件的,分别举行入党宣誓,履行入党手续,吸收为共产党员。到1938年1l月间,新党员发展多了,即按照上级指示,大队建立党总支,中队建立党支部,排成立党小组,每个班都有了党员。由于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并陆续发展新党员,使党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而奠定了共产党在这支部队的领导基础。马本斋虽然是旧军人出身,但他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对中国共产党认识越来越深刻,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l938年10月,冀中军区党委决定,由丁铁石、刘世昌介绍,马本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加强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39年9月冀中军区派红军干部郭陆顺到这支部队任政治委员,大队、中队都配备了政工干部。回民支队的领导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机构健全,政工干部齐备。党组织发展快,党员数量增多,军政素质提高,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促进回民支队的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939年11月初,叶明率中央考察团工作组来到回民支队,帮助回民支队开展政治、军事整训。军事上着重于司令部正规化的建设,主要有作战、侦察、参谋、通讯、勤务等业务的培训与实习。政治上着重于政治部各业务科的工作检查与辅导,各中队政治工作的讲授与示范作业,战时政治工作的讲授与作业。每天集训3个小时,全体政治工作干部,包括中队的指导员、大队的教导员、政治部科长、干事等都参加。同时,对党支部书记进行了专门集训,帮助建立健全各级党的会议、汇报、学习等各种制度,发展培养新党员等。同时,对供给处、卫生队的干部也讲授了业务知识。中央考察团工作组11月底离开回民支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使回民支队收效极大,政治、军事素质大大提高,为回民支队的正规化、野战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民支队是一支回族革命武装,绝大部分干部战士都是回民,但也有不少汉民。加强回汉民的团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回汉民主要是生活习惯不同,回民支队的伙食都是按回民习惯设置的。开始有些汉族战士不习惯,常到汉民饭馆改善一下生活,群众影响不好。为了维护回民支队的声誉,加强回汉族战士的团结,支队领导耐心做汉族战士的思想工作,讲清利害关系,并规定了在部队不准吃猪肉的纪律。所有汉族战士都能识大体,顾大局,遵守纪律,从而增强了回汉族战士的团结。

  按照回族的风俗习惯,回民吃的牛、羊、鸡、鸭畜禽等,必须由阿訇屠宰,回民丧葬仪式也必须由阿訇来处理。回民支队初建时,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使一些回族战士的情绪受到影响。为了尊重回族的习俗,鼓舞回族同胞的斗志,扩大回民支队的政治影响,经上级批准,回民支队决定设随军阿訇。第一个阿訇是1938年9月在献县淮镇聘请的曹奎。聘请阿訇后,在支队设置全套的随军活动沐浴器材,使在战斗中牺牲的回族指战员可以随时沐浴,然后按照回民的风俗安葬;并且在饮食上能吃上阿訇屠宰的牛羊肉了。后来曹奎离队,又聘请过丁溪正、马洛辨等阿訇。

  这些阿訇和所有战士一样,随军南征北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他们平时与干部战士一起参加学习训练,徒步行军,上火线抢救伤员,安葬阵亡战士,并经常给干部战士和驻地群众讲解回族发展情况和风俗习惯,协助部队维护党的民族政策。他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宗教职业者,而是投身中国革命的爱国志士。

  党在组建和发展这支民族武装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民族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七七事变后,地下党员肖秉钧首先介绍回族知识分子刘文正入党,并由他担负起建立回民抗日武装的艰巨任务。在这支民族革命武装建立初期,经肖秉钧介绍入党的刘世昌、李梯云、白浩等一批回族青年,成为这支民族武装的骨干力量。

  1938年6月,回民教导总队成立后,晋察冀军区选调回族党员干部丁铁石担任政治主任,任命回族干部马本斋为总队长,大队长、中队长也都是回族同志。党组织还十分重视对回族政工干部的培养,政治部主任、科长、大队教导员、中队指导员和支部书记,绝大多数是在回民支队成长起来的回族同志。党的民族干部政策的落实,对回民支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对非党回族干部,始终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他们大都出身于行伍或在旧社会混事多年,家庭出身、思想意识都很复杂。为此,党采取了留者欢迎,走者欢送,一视同仁,耐心教育,逐步进行思想改造的政策。许多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也有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从回民支队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党既坚持了对回民支队的绝对领导,又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回民支队始终高举抗日救国、武装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旗帜,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斗争,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刘继堂(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日军侵沧暴行】

 

任丘“反共誓约”惨案

   

  1942年,日军集中5万多的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五一”大“扫荡”,疯狂地屠杀抗日军民,大肆烧、杀、抢、掠,妄图变华北地区为其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任丘县和整个冀中地区一样,由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变为游击根据地。然而这里的人民,不畏强暴,在坚苦卓绝的环境中,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任丘县曾被冀中区党委誉为抗日模范县。

  通过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碉堡政策,抗日政权日益巩固,抗日武装日益强大。日伪“五一”大“扫荡”之后,增设的岗楼先后被拔除和逼退,敌人只好龟缩在较大的据点中,抗日形势逐渐好转。到1943年8月,任丘县抗日游击大队、各区独立游击小队,积极主动地捕捉一切战机,打击和袭扰敌人,先后进行了思贤村伏击战、北漕口伏击战、青塔村伏击战、张各庄伏击战等较大规模的战斗。特别是1943年 8月 16日,日军满载服装的两辆汽车从保定驶向任丘,在任丘县的北漕口村南被任丘县二区区小队伏击,打死日军13名,其中有一名小队长,缴获全部武器、服装和秘密文件,所获文件为山区八路军反“扫荡”提供了重要情报。因此,地处冀中腹地的任丘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1943年,日伪军在冀中各地屡遭抗日军民打击,但不甘心失败,还在做垂死挣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为挽回败局,炮制了“新国民运动”在华北推行。所谓的“新国民运动”,是1941年汪精卫提出来的,直到1943年才得以实施。“新国民运动”就是使人人认定和平、反共、建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要集合人力物力,以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实质就是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灌输“善邻缔盟”、“中日亲善”、“反共”等观念,美化日本侵略,离间抗日军民的鱼水关系,以图确保其安全区,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日伪决定首先在战略重地任丘、高阳两县进行“新国民运动”的“突击示范”,成功后在华北推行。

  1943年下半年,日本特务团三十分队的50多名骨干分子,由日军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山奇少佐和他的助手恒尾带领,组成“突击示范队”来到任丘,以“对共调查团”的名义,搞“新国民运动”试点。按山奇授意,保定新民会长王九贞、伪河北秘书叶纪符、李弼臣秘书杨为之与任丘伪新民会长李润孚共同草拟了“反共誓约”六条,由李润孚润色定稿:一、“皇军”及中国军警到村庄时决不逃跑。二、对“皇军”及中国的各机关决不做虚伪的报告。三、今后绝对反对八路军政机关所约集的一切破坏行为。四、今后应对“皇军”及中国军警协力讨共工作,并提供迅速、确实的情报。五、严守本誓约所载的各项条款。六、如有违背甘受任何处罚。

  10月9日,伪县政府、新民会通知各村联络员开会,部署“反共誓约”活动,并将六条誓约印发各村,强迫群众背念照办。日伪扬言:“背过来的就是新国民,发给良民证。凡是背不过来的或不照办的,就要立即处罚。”

  抗日民主政府针对日伪的“反共誓约”六条,向全县人民提出了六条号召:一、不做汉奸顺民;二、不当敌伪官兵;三、不参加敌伪组织;四、不向敌人交一粒粮食;五、爱护抗日队伍;六、服从抗日政府法令。并广泛开展宣传,揭露敌人的阴谋,有效地控制了“反共誓约”六条的传播。

  一个月后,山奇见灌输反共思想难以进行,决定于1943年10月18日在任丘城里召开“反共誓约”大会,要求全县每户去一个人参加。诱骗说参加大会的发给良民证,“皇军”见了给打立正,并威胁哪村不去,就是八路村,百姓杀净,房屋烧光。中共任丘县委、县政府立刻下达紧急指示,揭露敌人的阴谋,劝阻群众不要上当受骗。为给群众不参加会议制造借口,县、区派出武装在路上对空鸣枪,应付敌人。敌人原先预计有4万多人参加大会,最后只有 17000多人被强迫、诱骗到了城里。

  会场设在城东南角的广场上,四周架着机枪大炮,会场西面还挖了几排埋人坑,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伪警备司令李弼臣宣布了三不准:一、见了“皇军”不许逃跑。二、“皇军”问话不准说不知道。三、“皇军”要东西不准不给。接着山奇规定了十枪毙:交头接耳枪毙;说话枪毙;流动枪毙;解手枪毙;吃东西枪毙;吸烟枪毙;咳嗽枪毙;吐痰枪毙;抬头枪毙;逃跑枪毙。随后山奇大声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给八路军藏东西?谁和共产党八路军通气?”会场上鸦雀无声。山奇见无人应声,恼羞成怒,叫李弼臣、张介福拉人到台前拷问。

  第一个被拉上台的是麻家坞村的王虎,他凛然答道:“六条不会,八路军不知道!”敌人立即把他推到坑里活埋了,埋后又刨出来,再次拷问。王虎依然回答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不省人事。接着又拷问了十几个人,敌人用尽残酷手段,依然一无所获,于是强行扣押了与会群众。下午3点来钟,群众被关进了圣人殿、城隍庙和汽车站3个大院里,进行单个刑讯逼供,叫人们背“反共誓约”六条,要各村拉出参加共产党、八路军的人名单,交出枪支、文件。3天中有150多人被拷打,近百人致残。仅打人折断的木棍就拉出10余车。

  山奇、李弼臣见酷刑未能征服群众,10月20日下午,下令掠去人们的裤腰带、绑腿带,不许各村送水送饭。并说如果群众不交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名单,不交出武器弹药和文件,统统渴死、饿死。断水断粮的第3天,饥渴的人们开始吃草根、蓖麻叶、蓖麻杆和树皮。这些东西吃光了,有的人就开始吃棉袄套、鞋底子。一个青年几次晕倒,同伴搀他到尿池边喝尿,几个日军发现后把他摔倒在尿池里。断水断粮几天后,成群成片的百姓晕倒在地,每天都有几百人病倒。敌人却下令:“凡是病人,统统活埋。”

  当人们倍受煎熬时,汉奸伪警们却大肆勒索钱财,他们暗地里卖给人们食物,一张大饼要100块钱,一个玉米饼子30块,一瓶水5块,一个白菜疙瘩还要3块钱。杨临河村60多人凑了50块钱买了半张饼,每人只分了手指肚那么点儿。北代河村给被围困的人们扔进了点粮食,被站岗的伪军敲诈了500 块钱。北代河村的陈可、杨池二人饿得实在忍不下去,夜间逃跑被抓回,扒光衣服捆吊起来一直打了一天一夜。

  东关张村陈卜赤手空拳和一个持枪的日军搏斗。他一边高喊着:“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一边猛地冲上去夺下日军的枪,由于体力不支,枪又被夺了回去。他又捡起一块砖头,砸中了日军的脑袋,顿时血流满面。陈卜最后被蜂拥而上的日军连刺数刀,壮烈牺牲。梁召村的高宝成乘着伪警不备,夺下敌人的枪想冲出去,也被日军开枪打死。

  任丘县委时刻关注着被扣押群众的情况,通过敌工关系掌握里边的动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千方百计营救被扣群众。县、区武装奉命夜间围城,鸣枪放炮,只要敌人出城,离开据点,就给予歼灭性打击,给敌人施加压力。

  山奇及伪军头目迫于压力,于10月28日下午,从扣押的群众中挑出1500名青年进“感化院”,其他人被释放回家。放回的群众,被亲人抬者,搀扶着离开县城。有的回家不久就死了,有的则落下终生残疾。

  被强行扣押的“感化生”,关押在西关天主教堂里,由李润孚进行训练、感化。青年们在里面受冻挨饿,每天每人只给半碗粥吃,背不过六条的就用铁棍毒打,敌人软硬兼施,企图把他们遍入汉奸大队,成为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骨干。青年们明顶暗抗,不断地逃跑,最终“感化”阴谋彻底破产。

  敌人在任丘城里召开大会后不久,便在全县开展了“反共誓约”大检查。任丘县伪警备保安团4个汉奸大队2000余人配合日军到处活动,宪兵队、侦谍班、伪工作团也天天出动,一时狼烟四起,人们笼罩在腥风血雨中。在大检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许多党员、干部、群众被活埋、砍头、枪杀、刀挑,房屋被烧,村庄被毁,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鄚州据点日军小队长小九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老百姓都叫他“活阎王”。在“反共誓约”大检查期间,他强迫鄚州周围5里以内的村庄,不管男女老少,听到钟声必须到鄚州北关外集合,晚十分钟就杀头。准时到的排成队,脱光衣服趴在冰上。天气寒冷,时间长了,有的人肚皮冻在冰上,小九保便命令伪军使劲拉,肚皮被拉破,鲜血直流。随后把冻僵的人扔进冰窟窿里,小九保管它叫“冰炸肉油条”。

  11月7日,小九保把鄚州镇及附近村的10至60岁的男女老少赶到老当铺大院,大院的一头挖了42个埋人坑。他强迫人们背“六条”,逼问八路军的情况。群众没人吭声。小九保拉出黄俊旺又问又打,最后把他和杨临河的王老卜活埋。庞临河的杨培青,被日军撕开棉衣领子用刺刀挑死。他见群众仍不配合,下令把七八个村保长活埋。过了一段时间才挖出来,全都口鼻流血。又逼着部分群众脱光衣服,趴在冰上,不然立即枪决。这次检查先后杀害8人,打伤多人。

  12月8日,小九保带领日军、伪军百余人,赶着大车几十辆,到城东村检查“反共誓约”。他们把人们赶到大院里逼问拷打,可是没有任何收获。于是便下令把全村的房子拆掉,只有4户因给敌人做饭或与伪军有关系而未被拆除。400余名百姓无家可归,数九寒冬时节,只能在野外度日。

  第二天,小九保又带领日伪军400多人,把李庄子、王庄子的群众赶到一个大院里,先砍了青年王发旺的头,接着又拉出十几个不背誓约的人要砍。这时李庄子村长张树青、农会主任赵克甲,还有张玉彬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说:“老百姓无罪,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杀吧!”小九保立即下令将3人活埋。张老六被活埋后往上拱,被日军发现后用脚踩住并往坑里灌上水后惨死。王庄子王三和一个过路的山东人也被砍死。

  秋末,青塔炮楼上的日伪军100多人,突然包围了陈家营。把7岁以上的男人全部赶到村东边的一块空地上,并在南面挖了几个埋人坑。强迫人们背“六条誓词”,谁不会背就是一顿毒打。全村的人编成“甲”,一队队头朝北跪着听日本翻译官点名,点名完毕,将村干部拉出来进行毒打。游击组组长戈胖被打的晕了过去,棍子都打断了。村长边亭被打的头破血流。敌人最终没有任何收获,于是把边亭活埋了,埋好后,那个日本军官还在上面踩了踩。随后又将于家营的尹宗宣活埋了。由于时间过长,人们抢救时边亭已经死了,他的妻子身怀有孕,抱着他痛哭不止。

  10月31日,山奇带着60多名日军和40多个伪军包围了袁果庄,乡亲们被赶到村西一个大院里,房顶和门垛上架着机枪,接着又在群众面前摆了两张桌子,两桶凉水,一场血腥的屠杀就要开始了。共产党员、武委会主任李白被打得遍体鳞伤,面对敌人蘸了凉水的屠刀,他视死如归,一言不发。李白被残酷地杀害了。敌人又拉出老人王玉祥和青年高佃军拷打。老人对乡亲们喊到:“李白是好样的,我王玉祥也不是孬种、软骨头。”老人的头被砍下放在桌子上。高佃军被连砍两刀,身受重伤。

  10月10日,日军到青塔检查“反共誓约”,又活埋了4个人,打伤十几人。

  出岸、东良淀一带,当时隶属高阳县。山奇、恒尾每到一村,先杀人示众,然后再对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强迫人们跪在地上举重物,重物掉下来就惨遭毒打;强迫人们攀房檐,鬼子却用脚踩人们的手指头。还有灌辣椒水、压杠子、放狗咬、吊梯子、顶板凳、打洋井等种种酷刑。所犯罪行令人发指。

  11月9日,日军到东良淀村检查“反共誓约”,全村群众被赶到一个大院里,日军逼迫人们背“反共誓约”六条。大家抱着一死的决心,谁也不出声。敌人把农民董增拉出来,董增不背,被推进坑里活埋了。接着又活埋了4人,砍死两人。日军随后支上机枪威胁人们:“再不说开枪射击!”这时,共产党员、武委会主任孟家之,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说:“中国人宁死不当亡国奴,我是八路军的干部,杀吧!”敌人砍下了孟家之的头。这次东良淀检查,共杀害8人,打伤17人。

  日军在任丘推行的“新国民运动”,长达6个月之久,敌人用各种残酷手段杀害百姓513人,拷打致残1900多人,烧毁房屋2500间,关押群众170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冀中惨案,犯下了滔天罪行。

  任丘县党、政、军民,在军分区党委领导下,积极组织人民武装打击侵略者。1944年1月24日,日军小队长小九保去苟各庄检查“反共誓约”,被五区小队和四十二区队伏击,小九保和40多名日军被歼灭。日军的“突击示范队”到处挨打,不敢外出检查。山奇和恒尾狼狈逃回北平,“新国民运动”彻底破产。任丘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加共产党、八路军,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一度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景。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和全国人民一道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段俊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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