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刘伯承抵制搞“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会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其长子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沧州抗战史料】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在冀鲁边
刘德峰
七七事变后，津南、鲁北沦陷。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共津南工委及其领导的盐山、乐陵、宁津、沧县、无棣等县委，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发动群众奋起抗日。1937年7月15日，在盐山县旧县镇（今千童镇）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10月，建立了边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隶属山东省委。但国民党支持的地方武装，不积极抗日，专门搞“磨擦”，威胁着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8年5月上旬，边区党组织派政治交通李广文到达南宫，向冀鲁豫省委、冀南军区汇报边区情况，请求支援。5月11日，冀鲁豫省委、冀南军区派由一二九师工兵连为主组成的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原中共津南工委组织委员)带领一个骑兵班和一部电台作为先遣队，东进冀鲁边区。但行至南宫县小屯村一带时，遭反动道会门——“六离会”围攻，王育民等牺牲，随行部队返回冀南。
这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控制共产党及其抗日部队的活动，又陆续收编了几股较大的地方武装，委任刘景良为鲁北督察专员兼鲁北保安司令，“CC”分子马皋如为国民党鲁北党部主任。6月12日，刘景良调兵围攻庆云、乐陵，冀鲁边区形势恶化。“三十一支队”(救国军1937年12月改称)派冯景恩去冀南，向冀鲁豫省委、冀南军区汇报边区情况，请求支援。
6月下旬，中央决定冀鲁边区划归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一二九师领导，并将一一五师永兴支队(支队长曾国华、政委李宽和)和一二九师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光、政策潘寿才)由冀南调至乐陵、宁津一带，增援冀鲁边区。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冀鲁豫省委书记李菁玉还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马国瑞为省委驻冀鲁边代表，随军来边区指导工作。刘景良闻讯撤兵。
八路军永兴支队、津浦支队到达冀鲁边区后，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①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马国瑞任书记。整编“三十一支队”，并改称为八路军“平津支队”。②在军事上，消灭了经常“蚕食”抗日根据地，盘据在黑牛王、毛集一带的地主武装刘彦臣一部；解放了宁津县城；配合台儿庄战役，永兴支队对连镇至泊头的铁路多次进行破袭；在东光、南皮收编地方武装李文成部和王奎部，改称为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在南皮县莲花池等地，消灭了顽军穆金城部。③加强地方党、政组织建设。先后建立了盐山、无棣、乐陵、庆云、沧县、东光、南皮、宁津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以马振华为主任的沧盐总战地动员委员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初步稳定了冀鲁边区的抗日秩序，使党的各项抗日政策得以推行。
1938年9月上旬，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中共冀鲁边区特委成立，李启华任书记。9月下旬，冀南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相继成立，杨靖远任专员兼司令员。辖沧县、南皮、盐山、庆云、宁津、东光、无棣、乐陵等县。但是，冀鲁边区的伪顽势力仍然很强，土匪武装、地主民团和各种反动会道门也十分猖獗。
为彻底改变冀鲁边区的抗日局面，1938年9月27日，遵照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指示，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司令部、政治部、教导队、警卫营各一部，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在司令员兼政委肖华、参谋长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的率领下，到达乐陵，标志着冀鲁边区的抗日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挺纵”到达冀鲁边区后，确定了巩固津南、发展鲁北的工作方针，并围绕此方针，做了大量工作。
一、整编边区部队和调整边区军政委员会。
“挺纵”到达冀鲁边区后，根据上级指示整编了边区部队。“挺纵”政治部所辖各科改为部，并创办了《挺进报》，扩大了文艺宣传队。“挺纵”下辖三个支队。津浦支队改为第四支队，永兴支队改为第五支队，平津支队改为第六支队。司令部驻乐陵城里。
部队改编后，为加强边区党、政、军统一领导，又调整了边区军政委员会，肖华任书记，符竹庭、马国瑞、李启华、杨靖远为委员。
二、建立边区各界群众抗日团体、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建立了冀鲁边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各县、区也建立了战委会。各级战委会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参军，打击汉奸敌特，积极筹粮、筹款、筹枪，以保证八路军军政供应。同月，冀鲁边区相继建立了各级抗日文化教育救国会，在全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抗日基础较好的县、区建立了抗日小学，组织了识字班，掀起了识字运动。12月，边区建立了妇女救国总会、回民抗日救国会。妇救会积极建立各级妇救会，向广大妇女开展抗日宣传教育，举办培训班，培训妇女干部。回救会号召回族群众坚决抗日，参军参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保家保教。1940年1月，边区建立了津南青年抗日救国总会。2月，又建立了津南农民抗日救国总会。农救会在县、区、乡、村成立了各级农救会，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借粮斗争。各群众团体的建立，推动了边区抗日斗争的发展。
建立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10月底，边区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各县、区普遍建立了民先队。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抗日，开展对敌武装斗争，区建立自卫队，县组织青年连，分区建立青年营。1939年5月，地方抗日武装蓬勃发展，南皮县大队、乐陵支队、济阳县“小延安”支队相继建立。
三、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串通一气，阴谋策划反共的“冀鲁联防”，企图吃掉或挤走“挺纵”在津南和鲁北的部队。1938年10月中旬，沈鸿烈亲赴乐陵，想把与八路军合作的牟宜之县长撤职带走。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肖华、李启华、邓克明等去乐陵会见沈鸿烈，进行说理斗争。边区发动群众开展“驱沈挽牟”斗争，组织一万人围住沈鸿烈的汽车，迫使沈留下牟宜之，溜回惠民。为保持乐陵县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争取与沈合作抗日，经谈判，由牟宜之推荐，肖华代表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指派，原县府秘书王亦山出任乐陵县长。
同年10月下旬，鹿钟麟又唆使盐山县第四区地主民团头子孙仲文屡向八路军挑衅，在大赵村、苏基、丁村一带挖沟垒墙，扣押八路军过往人员，活理抗日干部，威胁盐山第五区抗日政府。专员兼司令员杨靖远与孙仲文谈判无效后，率部强攻大赵村，不幸阵亡。几天后，肖华命符竹庭、周贯五、崔岳南带部队攻破大赵村，全歼孙仲文部，并建立了盐山第四区抗日政府。至此，国民党反共的“冀鲁联防”宣告破产。
国民党反共的“冀鲁联防”阴谋破产后，蒋介石又从鲁南山区调国民党石友三的十军团暂编第一军，由军长高树勋(盐山人)率领进入冀鲁边区。为团结争取高树勋部抗日，边区军民在乐陵县城召开欢迎大会，促使高树勋与“挺纵”订立了“互通情报、互保伤兵、配合作战”的抗战协定。
但是，在高树勋部任政训处长的“CC”分子马皋如，以第十军团暂编第一军的名义在宁津县建立了“二政权”(国民党在八路军已建立抗日政权的县、区又建立的政权)，成立“河北省保安第二总队”，袭击宁津县抗日民主政府，打死打伤干部战士10余人。1939年2月，马皋如又在庆云、东光、沧县、盐山、南皮等县建立“二政权”，继续与抗日民主政权为敌，扣押共产党、八路军军政人员，制造冲突。“挺纵”多次与高树勋交涉，据理斗争。时值1939年春，边区粮荒严重。边区军政委员会、各县政府，号召群众不向“二政权”纳粮，挫败了马皋如等人的反共阴谋。
1939年7月11日，高树勋部2000余人在乐陵西部宁家寨一带，遭日伪军千余人包围，在危急时刻，肖华率部赶至宁家寨，与高部内外夹击，将日军击溃，高树勋部得救。同月，高树勋部越过津浦路到鲁西，撤离冀鲁边区，其附属的“二政权”也随之垮台。
“挺纵”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四、在军事上，连战连捷，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1939年1月上旬，日伪军开始“扫荡”边区，占县城，安据点，修公路，筑碉堡，步步进逼边区抗日中心区。为避开敌人锋芒，从10日起，边区各领导机关和驻军先后撤出乐陵县城，部队化整为零与敌人迂回周旋。肖华、邓克明带五支队一个营活动在乐陵北部、东光、南皮一带；符竹庭带特务连、王叙坤带五支队两个连活动在商河、乐陵边界，曾国华带五支队主力活动在陵县、临邑一带；周贯五带六支队活动在乐陵、盐山一带。
1月下旬，周贯五率部在盐山县韩集村附近设伏，歼灭到旧县镇安据点的日军百余人。肖华、邓克明三打东光县灯明寺，歼灭日伪军500余人。接着，“挺纵”在陵县魏龙集村、大宗家村、济阳县陈罗二庄、惠民县沙窝、翟家村、南皮县王八家(今东光县丰果村)、临邑县刘海波村等地与日伪军激战，歼灭日伪军近1500余人。
“挺纵”连战连捷，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妄图与八路军主力决战的阴谋，保卫了边区。
另外，“挺纵”在边区创办军政学校，培训干部；收编地方武装；推行“合理负担”，推行抗日经济政策；配合军事斗争，开展破袭战，挖交通沟，在各县建立“三三制”政权，有力地配合了边区的抗日斗争。
1940年3月，按照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指示，符竹庭率“挺纵”司令部直属队、商河支队一、三大队等去鲁西。这是八路军主力第八批离开冀鲁边区。前七批是：第一批是1938年10月孙继先带走的四支队；第二批是周贯五带走的六支队七团；第三批是宁津支队和乐陵的泰山支队；第四批是曾国华带走的五支队主力；第五批是王叙坤带走的五支队一部；第六批是邓克明带走的“挺纵”机关一部和特务营、军政学校；第七批是肖华带走的“挺纵”司令部及特务连。八批近2万人。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在冀鲁边区，进一步加强边区党政领导，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大力加强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抗日工作，开创了边区抗战的新局面。到1938年底，边区党员发展到25000余人，人民武装发展到20000余人。“挺纵”在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时期，是边区抗战的兴盛时期，对边区军民坚持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强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肖华统战冀鲁边
李 冬
1938年9月，年仅22岁的肖华率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抵达冀鲁边区。当时，冀鲁边局势混杂，敌我顽相间，犬牙交错。为了开创冀鲁边区的新局面，肖华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巧妙周旋，游刃自如，巩固和发展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一
挺进纵队刚到冀鲁边，人们听说司令员年仅22岁，有的表示担心和怀疑，私下议论共产党把如此重任交给一个“娃娃”行吗?好奇心驱使人们很想结识一下“娃娃司令”。肖华不厌其烦地接见各阶层人士的拜访，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
1939年冬，挺进纵队在乐陵县召集边区的100余名各界士绅名流开会。肖华脚穿草鞋，身着旧军装，英姿勃勃地步入会场，热情地同与会者握手寒暄。面对一个个探寻和期待的目光，肖华用他那过人的激情和口才侃侃而谈。从平型关战斗讲到乐陵局势；从毛泽东《论持久战》讲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最后强调，只要我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日本侵略者就一定会被打败。
肖华慷慨陈辞，会场鸦雀无声。联想到挺进纵队到边区后深入发动群众，收编游杂武装，消灭祸害百姓的土匪的所作所为，在场的人无不点头称是。肖华讲完后，名流士绅们纷纷请肖华题字留念。肖华再三推辞无效，凝神沉思片刻，挥笔急就：“慷慨解囊，毁家纾难”八个草书大字。其用典精当，寓意深刻，惊服四座。一时间，“娃娃司令”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无形中增强了挺进纵队的吸引力。
肖华深深懂得地方政权对抗战的重要作用。他了解到乐陵县县长牟宜之，少年时代参加过共青团，当看到日军入侵，国土沦陷，便向其舅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提出到敌后抗日，丁把他介绍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沈委牟任乐陵县长。在职期间，牟宜之政治开明进步，比较倾向抗日，对沈鸿烈反共限共那一套看不惯。于是，肖华和挺进纵队其他领导商量，决定争取牟宜之。除了积极配合县政府的工作外，肖华派人主动接近牟宜之。他自己也多次与牟会晤，互诉真情，求得相互理解和信任。在肖华的谆谆诱导下，牟宜之更热心抗日事业，自觉抵制上峰的反共部署，给挺进纵队开展各项抗日活动提供了便利。后来牟宜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
肖华凭着对党的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社会各界的信任和支持，很快打开了边区的局面。这引起了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恐慌，他们宁肯把大片国土拱让日军，也不许八路军建立抗日根据地。于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策划了“冀鲁联防”，妄图南北夹攻，把挺进纵队赶出冀鲁边。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肖华以大局为重，对山东方面沈鸿烈的限共反共政策一忍再让，以求和平相处。出于诚意，肖华带着牟宜之和少数随从人员，亲往山东惠民拜会沈鸿烈，争取他一起抗日。曾任过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舰队司令、青岛市长的沈鸿烈，工于心计，擅长辞令，哪里把肖华放在眼里。会谈中沈傲慢无礼，借口“军令统一”让挺进纵队撤出边区。肖华据理力争，并恳切地告诫沈鸿烈，大敌当前，应协同对外，不要同室操戈。牟宜之从旁时时帮腔，盛赞八路军得民心顺民意，气得沈鸿烈抓耳挠腮，又无可奈何，再也不提挺进纵队撤出冀鲁边之事，会谈不欢而散。
栽在“娃娃司令”手里，对沈鸿烈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不甘心凭几十年官场阅历和心计斗不过“娃娃”，决心再同肖华较量一番，赶走挺进纵队，挽回丢失的面子。当然，他作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带走牟宜之，另派嫡系任县长，同挺进纵队搞磨擦。不久，沈鸿烈致信肖华，说要到乐陵商谈政事。
肖华看信后，已猜出沈的来意，但他从教育团结的愿望出发，痛快地答应了沈鸿烈。他要抓住一切机会，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百倍地争取，同时作了必要的防备。见面后，沈鸿烈摇头晃脑，对八路军冷嘲热讽，横加指责。肖华用八路军坚持抗日、重挫日军的事实“回敬”沈鸿烈。在挺进纵队去留冀鲁边区问题上，肖华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沈鸿烈理屈词穷，竟不顾自己的身份，命令马弁强行挟持牟宜之回省府。眼看牟宜之被推上汽车就要带走，挺进纵队的同志们焦急万分。此时，肖华依然镇定自若，望着起动的车队只是鄙夷地笑了笑。
沈鸿烈一行，才到乐陵城南关，便遭到上万名群众的阻拦。群众将汽车团团围住，高呼“坚持抗战，反对磨擦”“欢送沈主席，挽留牟宜之”等口号。众怒难违，沈鸿烈只好留下牟宜之溜回惠民老巢。
为了照顾沈鸿烈的脸面，尽可能地争取沈合作抗日，肖华在乐陵县长人选上作了让步。经过再次谈判，由牟宜之推荐，肖华代表冀鲁边区最高领导机构，重新指派了乐陵县长。沈鸿烈无计可施，不得不放弃染指边区、赶走挺进纵队的念头。
三
沈鸿烈软招失败，未使河北方面受到“教训”。行伍出身、曾追随冯玉祥将军征战多年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更崇尚用武力征服挺进纵队。他指使盐山县四区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在大赵村、苏基、丁村一带，挖沟垒墙，屡屡向八路军挑战。他们扣押八路军过往人员，活埋抗日干部，威胁第五区抗日政府。冀南第六专署专员、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得知后，立即写信向肖华报告孙仲文的反共逆行，并打算亲自找孙仲文谈判。
肖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想单凭孙仲文的实力，是不敢如此嚣张的，有鹿钟麟当后台老板，谈判不管用。他召集挺进纵队其他领导人共同研究对策。如果孙仲文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就用武力解决他。果然杨靖远又来信，说孙仲文猖狂至极，劝阻无效，他决定带队攻打孙仲文。肖华同意了杨靖远的部署。杨靖远接到命令后，率部强攻孙仲文驻地大赵村。战斗中杨靖远身先士卒，中弹牺牲。敌人抢走了杨靖远尸体，割下头颅挂在寨门，向八路军示威。
不幸的消息传到乐陵，肖华悲痛万分，他含泪写下两幅挽联：“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肖华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给顽固派以有力回击。他派部队攻破大赵村，全歼孙仲文部，建立了盐山县第四区抗日政府。鹿钟麟穷兵黩武，结果以失败告终，至此，“冀鲁联防”被挺进纵队各个击破。
四
正当肖华领导抗日军民致力于根据地建设时，国民党军石友三的十军团暂编第一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开进冀鲁边。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肖华苦苦思索着对策。
高树勋原籍盐山县人，系冯玉祥旧部，蒋介石派他来显然另有深意。他想利用高树勋的乡土情谊笼络人心，配合鹿钟麟继续制造磨擦。至于高树勋本人，虽有比较倾向抗日的一面，但在国民党军内部受石友三的排挤，旁有cc分子、政训处长马皋如的监视，处境尴尬。基于此，肖华认为只要晓以民族大义，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感召，就能争取高树勋成为抗战中的朋友。
出于八路军的一片真诚，肖华在乐陵主持大会，欢迎高树勋北上抗日。高树勋受到感动，在会上作了诚挚的讲话。会后肖华把一二九师刘伯承的亲笔信，转交给高树勋(高早年曾当过刘伯承的副官)，劝高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像石友三、张荫梧等人那样，成为历史的罪人。他多次到高树勋驻地或邀高树勋来挺进纵队，一起谈身世，论时局，坦诚相待，增进了解。肖华和挺进纵队其他领导还经常到高部发表抗日演说，情真意切，深入浅出，倍受下层官兵的同情和拥护，促使高树勋与挺进纵队订立了“互通情报，互保伤兵，配合作战”的协定。
然而，蒋介石派在高部的马皋如，不顾八路军劝阻，以暂编第一军名义，在宁津县建立了“第二政权”(即在共产党已建立政权的地区，国民党又建相同的政权)，保举高树勋内兄刘松龄为宁津县长，并网络惯匪成立了河北省保安第二总队，还勾结叛徒袭击宁津县抗日政府，打死干部战士多人，占领了宁津县城。肖华敏锐地感到马皋如等人用心险恶，企图以此为焦点，挑起挺进纵队与高部发生大规模冲突，借以消耗非嫡系部队实力，重伤八路军。于是肖华派两个连消灭了保安第二总队。
马皋如不思反悔，继续与八路军搞磨擦。他趁边区春荒，组织操纵“第二政权”四处催粮逼款，挑动高军当众撕毁抗日公告，扣押打死抗日军民，而高树勋又态度暧昧，甚至包庇放任。对此，在挺进纵队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肖华严肃地表示：忍让是有限度的，在关系到根据地命运的问题上，决不能含糊，要以斗争求生存，求发展，求团结。他出面找高树勋交涉，陈述事实，指出马皋如这样做有其险恶的政治目的，想让挺进纵队和高部拼得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利。高树勋终于答应，加强军纪，减少冲突，和地方抗日政府协商解决军粮问题。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对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的反共限共政策坚决抵制，发动群众不向“第二政权”纳粮，挫败了马皋如的反共阴谋。
1939年7月11日，日军包围了高树勋军部。高树勋向国民党军张国基、曹振东部求援，张、曹见死不救。危急关头，高树勋只得向挺进纵队求援。肖华不计前嫌，立即带队深夜赶到高军驻地，击溃了日军，解救了高树勋部。高树勋感激万分，他看到在抗日救国中，只有八路军真能以诚相待，搞反共磨擦是没有出路的。这以后高树勋毅然率部撤离冀鲁边。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邯郸率部起义，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肖华在冀鲁边区短短一年多，坚决而灵活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开创了边区的新局面，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沧州日报副总编)
【日军侵沧暴行】
青县小王庄、流河惨案
流河镇位于青县城北偏东13公里处，小王庄（人们俗称北王庄）在流河镇北，距流河镇约1公里。两村东靠津浦铁路、南运河，南依津保公路，西临黑龙港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侵。9月，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自卢沟桥退却后，以南运河、马厂减河作屏障，以青县为中心，在流河及其以西设阵地，阻击南侵日军。镇守流河、小王庄一带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二一团爱国官兵在两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冒雨浴血奋战，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给入侵之敌以重创。敌人正面进攻受阻以后，即绕道西侧丁苑庄、滕庄子、康家庄三村，对小王庄两路夹击，9月9日首先攻占了小王庄。第三营官兵退守流河后，当夜，在营长郑昆庭的率领下，袭击了小王庄日军阵地。激战三四小时后，三营退守流河。翌日，流河失守，两村皆为日军所占。
日军在这次战斗中损兵折将，对抗日军民异常仇恨，进行了疯狂的残杀。9月9日，日军攻占小王庄后，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群众于凤翔被抓住后，几个日军一起动手，先扒光其衣服，然后按住，一个日军抽出锋利的战刀，一刀割下其小便，痛得他一声惨叫，当时昏死过去，日军却在一旁哈哈大笑。随后又把他拉到村边，一刀刺死。邓福岭是个结巴，被抓住后，一个日军头目向他问话，他说不出话来，日军头目大怒，冲着旁边的几名日军哇哇叫了几声，七八个日军一拥而上，有的拽手，有的按头，还有的掰嘴，一个日军上前一刀，割掉了他的舌头，折磨够了，尔后又一刀刺死。有七八个群众被搜出后，日军用铁丝穿着他们的腮帮，牵着拉到村西苇子坑边，挨个用刺刀挑死，然后踢入水中。双目失明的老人于忠福，行动不便，日军进村后不及躲藏，被抓住后连拉带扯拖到街上，用一条绳子拴在脖子上，日军在两头用力拉，被活活勒死。群众胡殿甲，被日军一刺刀捅在小肚子上，当时昏死过去。醒来后拖着肠子，挣扎着去村外寻找亲人，过村边壕沟时陷入泥中惨死。仅仅几个小时，小王庄这个只有37户180人的小村，就被日军杀死了30人。
9月10日天刚亮，日军又派出飞机数架，对流河镇轮番俯冲扫射，狂轰滥炸，又在村外座炮轰击。霎时大半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上午八九点钟，飞机大炮停止了轰炸。日军扑进流河镇，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三四个日军首先从北头窜入，继而大批日军从西、北两面涌进流河镇，没来得及出村的群众及二十九军伤兵急忙四下躲藏。日军端起机枪，对着人群猛烈扫射。藏在屋里的群众范云青，想出去看看动静，刚一露面，就被日军一枪打中，爬回屋中，死在炕沿下。其弟范兰青见日军到了跟前，急忙将一盘耙竖到房前，蹬着往上爬，爬到半截，被日军一枪打了下来，日军上前又补了一刀，当即身亡。
日军杀光了院外、大街上的群众，又逐院逐屋搜索杀人。群众王镜泉、任柱、张殿元正在王镜泉家躲藏，见敌人搜到近前，便翻墙过院，跑到邻居张登科家，从炸倒的墙里扒出刘庆林。人和镇的王某某和张登科的二哥张码爷也在这里，他们便一同到张码爷家的一间南磨屋里躲避。刚刚进去，刘庆林被搜查至此的两三个日军一枪打死在门口。日军进屋，一见王某某藏在门侧，又是一枪，王某某顷刻身亡。看见躲在磨盘后的张码爷，日军抬手一枪，张码爷“唉呀”一声，没等倒下，日军又补了两枪。枪声震得屋中尘土飞扬，模糊了日军的视线，其他人这才幸免于难。荆凤山等20多个青壮年被搜出后，日军把他们押到村北大坑边，站成一排，只听日军一声令下，机枪顿时吼叫起来，20多名青壮年纷纷倒下。李顺友老人被抓住后，日军竟把一个枣核钉钉入他的头顶，老人惨叫身亡，其状令人毛骨悚然。韩庭贵之妻一听日军进了村，挟着包袱就跑，被几个日军追至村边，按倒在土坡旁，轮奸后用枪打死。
在流河这个当时不足500户的村镇，日军半天之内就屠杀了群众186人。其中男人155人，妇女13人，小孩18人。群众范文德一家14口人，被日军杀害了9口；有6户人家被日军斩尽杀绝。此外，700余间民房被炸毁，损失其它财物难以数计。
遭难后的小王庄、流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有的群众被刺刀挑入猪圈，扎入粪水中，只露双脚；有的被打死后踢入水中，露着肚皮；有的被吊死在树上，疯狗掏吃了内脏，挂着一个胸腔……活着的人不敢回家，惨死的人暴尸月余。时逢阴雨连绵，尸体全部腐烂，臭气熏天，令人窒息。逃难的群众回村后，看到自己的亲人遭到这样的惨杀，无不悲痛欲绝，呼天喊地，胆肝欲裂。小王庄、流河家家穿白戴孝，无处不闻哭声。
（刘茂才 姚振江 苏树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