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贺龙重拳痛击住“小洋楼”的高官
西南地区解放之初，经费缺乏，部队亟需的营房、仓库、医院还没有全部建起来，有些武器装备油料桶在露天存放，不少部队还住在漏风漏雨的帐篷里。
1952年秋的一天，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看到有材料反映：重庆北碚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长，为自己盖了讲究的“小洋楼”，快成美国“华尔街”了。贺龙放下材料，就约上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干部部部长黄立清等有关负责同志，一起到北碚了解情况，事先也没有通知该部。
贺龙一行远远就望见了几座新盖起来的“小洋楼”。来到楼前，主人不在家，他们便走进屋里“参观”：电灯、电话、地毯、沙发、浴盆、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
贺龙从“小洋楼”出来后，抬头看到了附近山岗上有几个帐篷，便对闻讯刚刚赶来的该部负责人说：“怎么，‘华尔街’还有住帐篷的？”“报告贺司令员，那是高炮连的驻地。”贺龙说：“上去看看。”就迈开大步朝山丘上走去，进了一个帐篷。他关切地向连长指导员询问：“帐篷里这么黑，战士们怎么学习？”连长说：“报告贺司令员，我们这儿还没有拉电线。”指导员顺手点燃了煤油灯。贺龙又问：“你们这里怎么没有自来水管？吃水怎么办？”“我们每天到下边打水。我们担任保卫机关和首长的任务，战士们不怕苦。剿匪部队要比我们艰苦得多呢！”贺龙点点头，走到外面，端端正正地站在围在帐篷外的高炮连战士面前，恭恭敬敬地给战士们鞠了一个躬，诚恳地说：“我贺龙对不住大家了。我有官僚主义，到现在还让你们住在漏风漏雨的帐篷里，我向你们道歉了！”
然后，他指着对面的“小洋楼”，对随行的几位同志说：“你们回去后，叫他们从‘洋楼’里给我搬出来，到这个帐篷里来住。让高炮连搬到‘洋楼’里住！”住在“小洋楼”的两位高官，是贺龙的老部下，听到贺龙批评后，打算先给贺龙写个检讨，房子暂时不搬。
贺龙知道他们态度后，更加生气，说：“写个检讨就完了，还住在里边，以后谁都会这么干。有错不改，谁也不行！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星期给我把房子腾出来，让高炮连搬进去。他们的检讨要重写，还要降级使用。”
【本刊专稿】
亲历海兴县的建立和发展
武金琢
今年是海兴县建县50周年，由于自己是海兴县人，又曾经在海兴工作多年，对海兴有着特殊的感情。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当年海兴县建立和发展的许多情景，故写此文，作为对海兴县建县50周年的纪念。
副省长高树勋为海兴县取名
据自己回忆和后来查阅有关资料，海兴县是这样建立的。
1964年10月，河北、山东两省调整省界，经过两省协商、报经国务院同意，原则上以四女寺碱河（今漳卫新河）为河北、山东省界，决定将山东省无棣县所属四女寺碱河以北的辛集区划归河北省管辖，该区共辖辛集、朱王、宋王、付赵、良户、小山6个公社，同时划归河北的还有无棣县所辖的埕口区的杨埕公社，7个公社共有自然村50个。同年12月1日，沧州专区正式接管上述区域，并决定由盐山县暂行行政领导。
接管后，中共沧州地委、沧州专署经过全面分析研究，认为盐山、黄骅都是土地面积较大的县，将山东省无棣县划入的滨海地区的7个公社无论划归其中的哪个县，对这一地区的管理都有困难，而这7个公社所辖村的干部群众无论到哪个县城办事，都要跑近100里的路。因此，决定从盐山东部、黄骅南部各划出一部分行政区域，连同山东省无棣县划入的行政区域，在沧州地区东部的滨海地区单独成立一个县。这样不仅可以加强这一地区的行政领导，而且对进一步开发利用滨海地区的自然资源、发展滨海地区的经济、加强国防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地委、专署很快制定了组建新县的具体方案，决定将盐山县东部的苏基、赵毛陶、高湾、郭桥、张会亭5个公社和明泊洼农场共103个自然村，黄骅县南部丁村公社的24个自然村和扬庄公社的盘洼村，连同山东划归河北的7个公社的50个自然村，组成一个新的县，总面积915.1平方公里，总人口12万。县城拟设在小山，并取名为小山县。1964年11月30日，中共沧州地委、沧州专署向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上报了《关于增建小山县和盐山、黄骅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请示》，12月19日又正式上报了《关于建立小山县的请示》。省委、省人委对此极为重视，立即研究并上报国务院审批。时任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盐山县高金村人）在研究时提出建议，鉴于新建的县滨临渤海，应取“靠海而兴”之义，定名为海兴县，这一建议得到了省委、省人委的同意。1965年3月2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54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建立河北省海兴县。
对于海兴县城的城址，据说曾经酝酿过几个方案。开始确定设在小山并取名小山县，是因为小山是沧州地区滨海区域唯一的一座小山，海拔30多米，风景秀丽，可登山望海，且山上水质甘甜，适宜居住。但小山位居海兴县的东北部，比较偏僻，这是后来被否定的主要原因。接着又酝酿过把县城设在高湾，原因是高湾是这一带比较有名的一个镇，且土质较好，商贸比较发达，但因地址偏南又没有被采用。经过反复比较、研究，最终把县城定在了苏基，这主要是因为苏基处在海兴县的中心地带。
听说要建立海兴县，这一带的干部群众欢喜雀跃，奔走相告。当时我正在苏基公社工作，亲眼目睹了当时人们的喜悦之情。苏基公社地处盐山县最东北角，东临宣惠河，河东就是山东省无棣县，北面不到5华里就是黄骅县，算得上是一个两省三县的三角地带，非常偏僻。如到盐山县城办事要走50多里路，没有公路，到了夏天还要多处淌水，非常不方便。一听说苏基要变成县城了，我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一时间，海兴县即将建立，县城要建在苏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座新县城拔地而起
1965年6月26日，海兴县在苏基召开成立大会，7月1日正式挂牌办公。第一任县委书记为平景儒，代理县长黄德堂。机关干部是地委、专署从地直和各县抽调的。当时，县直各部门的办公地点都是借用的苏基和马厂村的民房。在苏基十字街西北角的空地上，搭建了一个可容纳几百人就餐的临时食堂，县委、县人委和大多数县直机关人员就餐就在这里。
海兴县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县城建设。新县城设在苏基西村西部，规划为三纵三横，三纵分别为兴华路、建设路、新民路，三横分别为兴盛路、中心街、健康路，县委、县人委、武装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农林局、交通局、卫生局等多数机关都设在了兴华路。县城的建设进度非常快，因为建的都是一色的平房，可谓一天一个样，到了入冬时期，大部分机关都搬进了新盖的砖瓦房办公。由于当地农村群众住的基本上都是土坯房，而县城的房子都是红砖瓦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人们感到非常新鲜。那时我和公社机关的同志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县域转一转，自豪地称为“逛新城”，看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随着机关用房的建设，县城相继建起了大百货商场，成为全县的购物中心；机械厂、农机修造厂、面粉厂、食品厂、酒厂等一批国营和集体工业企业陆续建成并投产，县城成了全县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县城建立后，我所在的苏基公社机关也进行了迁建，新的公社机关建在县城和苏基西村之间，共有四排红砖瓦房，与县城融为一体，成为名符其实的城关。
但是，好景不长，海兴县很快就成了一个“运动县”。海兴县刚刚建立后的7月21日，中共沧州地委即组织“四清”（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工作团进驻海兴，开展了“四清”运动（亦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尚未结束，1966年又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7年形成高潮。此时的海兴县，领导干部被批斗，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成为一团散沙，派性斗争充斥街头，一乱就是十年。
改革开放使海兴靠海而兴
海兴县的寓意是“靠海而兴”。但海兴县刚建立时，虽然靠海，但既没有港口，也没有以海水为资源的工业，从事渔业生产的只有扬呈公社（后改成香坊公社）的海丰一个村。由于建县时间短，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加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经济十分脆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海兴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虽然从1978年就调离了海兴县，但由于这里是自己家乡的缘故，一直关注着海兴的发展，现在可以说，海兴县真的靠海而兴了。
在海兴县的大口河入海处，已经建起了一座万吨级港口——黄骅港。在黄骅港的南岸，海兴县建立了工业开发区，随着国家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这里已经成为商家投资的理想之地，多个亿元或数十亿元的项目在这里落地。
昔日的海兴县只有一条通往沧州的县级公路，而现在交通已是四通八达，其中津汕高速公路由北向南贯通海兴全境，乘车到北京也只用两个多小时，十分方便。邯黄铁路横贯海兴东西，给海兴发展物流业创造了难得的机会。更可喜的是，现在全县村村已经通上了柏油路，海兴人走泥泞路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交通环境的发展变化，沿海资源开始得到充分利用。在海兴县的东部建起了占地11万多亩的盐田，发展起了800多公倾的海水养殖场，一批风电项目在这里落地，成为沿海的一道风景线。
在小山的东南方向建起了一座面积为11.6平方公里、能蓄水6000万立方的大型水库，即扬呈水库，引来了黄河水，不仅可以供渤海新区用水，还使全县人民户户喝上了黄河水，从此告别了喝深井氟水的历史。
去年，又传来了令海兴人无比振奋的好消息，投资1200亿的核电项目落户海兴，该项目建成后，可增加税收100亿，带动起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到那时，海兴县更会让人们刮目相看了。
海兴县的发展远远不止于此，其潜在的优势才刚刚得到发挥，海兴人正在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大思路、大手笔描绘着海兴发展的蓝图，决心大步挺进沿海地区先进县的行列，以此来告慰当年以“靠海而兴”思路为海兴定名的决策者们。
(作者系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基层视点】
创办绿色农业企业的历程
张树行 口述 高连杰 整理
我今年62岁，是土生土长的青县农村人。1993年，我和别人合伙承包了一座砖厂，当时正赶上天津加速城市建设，建筑市场火爆，红砖的销路行情很好，利润十分可观。1996年，正当砖厂干得红火的时候，我们村里选举村委会主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意外地高票当选。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既兴奋，又困惑，兴奋的是乡亲们这么信任我，盼着我回去让人们早日脱贫致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回去，不能辜负了乡亲们的一片厚望。困惑的是，我们苦心经营了 3年多的砖厂，也正是该得到回报的时候，此时要我放手，损失可想而知。我自己也清楚，如果将自己回家的决定告诉合伙人，将会得到坚决反对。而回村里，我更明白，由于村里的混乱状况，路也很不好走。但在权衡了回不回村的利弊后，我毅然撤出自己在砖厂的股份，在人们的不解中，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尽管我有着充分的精神准备，哪知道回村后还是让我大伤脑筋，除了班子的乏力、人心的涣散，村里需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公路要修，街道要整，村里的砖厂也奄奄一息……我没有多想，立即将全部气力都投入到村里的事业中，整天忙得不着家，村里的工作也渐渐有了起色，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此时，县政府发出了关于“西菜东扩”的号召，在参观了几个地方的大棚蔬菜，特别是看到种菜的效益大大高于大田作物之后，在县镇政府领导的鼓励下，我们村决定尝试一下温室蔬菜种植。
为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经村集体研究决定，由村里投资，统一建起了12个温室大棚，计划由村民承包，村里给予一定补贴。办法是按投资额的70%让群众承包，村里负担30%。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对蔬菜种植的陌生，这些新建大棚竟无一户承包，有的甚至提出自己出30%，村里出70%的要求。怎么办？我思考后决定，如果实在无人承包大棚，我就一个人全部买下来，由“两委”决定合理作价，并且不享受村里30%的优惠。就这样，我带头干起了“蔬菜大棚”。结果是，一季下来，我的菜不是病害，就是虫害，要不就是枯苗、死苗。尽管力气下得不小，也请教了不少行家，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加上家人的埋怨和不理解，使我陷入了苦恼之中。
说来也巧，就在这年8月，县镇领导陪同一位北京生态文明研究院的营销人员来到我这里，向我推销他们厂生产的“生态肥”。在耐心地听了他们的产品介绍后，我决定试试，就留下40袋底肥，并立刻划出专门地块，搞起了对比实验。两个月后，结果显现出来，这种“生态肥”确实如他们宣传的那样，凡用过肥的地块病虫害明显减少，并且枯苗死苗现象也很少出现。原来这种“生态肥”是一种有机肥，是运用由北京生态文明研究院刘宗超院长主持的国家“九五”规划生态文明课题——“生态文明观与生态产业”理论而研究出的“纤维快速分解菌”与有机生态肥工厂化生产的生态还原技术，在此基础上生产出的最新有机生态肥。它是利用大量的秸杆、畜禽粪便、草泥、蔗渣、生活污泥等工农业废弃物用纤维快速分解菌并辅以细菌激活素和固氮、解磷、解钾和中微量元素经刀片式模糊造粒挤压而成，特点是腐熟快，成本低、肥效高。已通过多方面的检测和鉴定，2004年已申报了新型肥料使用型专利并荣获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颁发的2005年度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用肥证书。
对此，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鉴于我们县正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又是环京津菜篮子基地，不仅种大棚暖室的多，金丝小枣、瓜果梨桃和农作物的用肥也相当可观，但我们本地没有肥料产品，全靠外地输入。如果我们自己生产、推广、使用这种肥料，不仅可以提高产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让群众就近购买使用，节省费用，效果更好，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项目。于是，我找到了县镇有关领导，汇报想法后，得到领导的支持，并去北京找到了北京生态文明研究院的刘宗超院长，刘院长是中国生态文明首倡者、生态学农业专家，生态农业、生态产业与世界农业经济博士后。他听了我的想法后，对我的想法与态度非常赞赏，很快便签订了合作协议。
从北京回来，我东拼西凑了150多万元，开始筹划建厂，刘院长也对建厂给与大力支持，并推荐我去河南周口一家已经引进这项技术的企业学习。没想到，我把电话打过去，却吃了闭门羹，对方说这项技术在他们那效果并不是很好，婉言谢绝了我们学习的要求。
开弓没有回头箭。别人不让我们看，我们就自己摸索着来，买不起200多万元一台的进口翻抛机，就依葫芦画瓢，找人花10多万元组装了一台；厂子里没技术人员，我就从人才市场招聘了6名大中专毕业生；建不起新厂房，就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利用两排已经废弃的厂房修整一下，又招了十几名工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名为沧州坤源生态产业有限公司的工厂就建起来了，不久产品也出来了。
然而，由于管理混乱、营销不利等诸多因素，开工后的两年里，企业不仅没有盈利，还搭进起几十万元。我实在想不通，这么好的技术，这么好的产品，却把厂子办成这个样子，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一方面与北京总部取得联系，争取支持，另一方面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我首先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从生产、质量、营销、财务等人员不分亲疏都要令行禁止，人人遵守；尤其在生产上，严把质量关，在元素配比、品种分类等要严格遵守规范，绝不允许马马虎虎，偷工减料；同时以销定产，减少库存；同时，重新调整策划营销战略，建立一支过得硬的营销队伍。
建立营销队伍后，首先进行了全方位的岗位培训，并将全国的市场划分成不同区域，又利用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发布广告，在电视台举办专题节目等，造成了一定的声势。果然，《河北科技报》的广告刚刚刊登，咨询、求购的电话就纷至沓来。我吸取以前的教训，庄重做出承诺：凡是送出去的样品，分文不取，最大限度地取信于民，让利于客户。同时，我亲自带领一班人深入到大宗用户地区进行推销，先后到有名的大蒜之乡——山东金乡、产棉大区——新疆、产粮大省河南等进行产品宣传和技术服务，摸索探讨出一套依靠协作单位、用户关系，进行连带式、启发式、捆绑式的销售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的生态肥在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山西、福建、新疆等都打开了市场，坤源公司产销两旺，开始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为了迅速打开石家庄的市场，我找到了一位自己当年的关系户——石家庄农科院研究员、大地种业公司经理赵文庆，当听到我们的来意后，这个著名的棉花专家连说不成。他说我同农业交往这么多年了，什么样的肥料没见过，难道你们的肥料还有什么新奇的地方？碍于朋友的情面，赵文庆留下了一些叶面肥。经过一季的对比实验，赵文庆惊奇地发现，喷施了“生态源”的棉花，不仅长得好长得壮，病虫害少，而且产量还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一下，他服了，不仅成了“生态源”积极的用户和宣传员，他的种子公司也成了“生态源”的实验基地。
还有不少事例说明我们的产品质量是过得硬的。我省临西县是一个棉花种植大县。2003年开始，由当地临西农华公司引进生态源系列有机肥，经过4年的试验、示范、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随着农民对生态农业认识的不断提高，生态源肥料在临西及周边十几个县市大面积推广，受到了农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据农华公司生态源系列有机肥施用情况统计，临西附近县市生态源有机肥施用面积已达到100余万亩，叶面肥施用面积扩展到了500万亩，农民直接增收受益超过4亿多元。
为了搞好科学实验，我们公司还专门建立了实验基地，用于科研实验，品种有甜瓜、西瓜、黄梨、冬枣等十多个品种。特别是鸭梨，过去我们这个地方的梨树因为多年传统型的种植，粗放式的管理，品质早就退化了，不仅产量低，更重要的是虫害多，皮厚肉糙，木质增多，甜度小，口感很差，许多农民都刨树不种了。我们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经过多次实验，研制出了专门供梨树使用的生态肥，效果非常明显，使这些老梨树“返老还童”，让果农们重新看到了丰收的希望。
现在，我们先后研制生产了颗粒肥、叶面肥等五大系列近20个品种。公司先后被河北省农业厅授予“河北省放心农资企业”、沧州市政府授予“重点龙头企业”、省技术监督局授予“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放心示范”单位、“中国3.15诚信会员单位”等荣誉称号，被中国诚信企业协会评为诚信会员单位等。生态源牌有机肥还被河北省土肥总站评为河北省重点推广产品、央视上榜品牌、“河北省放心农资产品”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并于2008年获得国家权威部门有机食品生产资料认证。
2007年5月18日，一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生态文明研究院15名资深专家组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科学发展观专家调研团”来我们公司观摩考察，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世界经济调研》主编王秀奎、中国社会科学马研室科学发展观研究室博士、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刘宗超等高端学者和权威人物。他们先参观了公司生产车间，然后又到了实验种植基地，看到“博爱三”黄瓜、“白天鹅”甜瓜、“澳大利亚106”西红柿等瓜果时，专家们喜形于色，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真正看到了生态文明工程结出了实实在在的硕果，希望坤源生态肥走向全国，造福人民！”
为了更大地提高企业效益，扩大“生态源”的影响，我带领技术人员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泛开展了全方位、多样化的服务，在为广大菜农、果农、茶农等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基础上，用过硬的产品，完善的服务，赢得用户，占领市场。为此，我们在公司成立了一个集科研、种植、服务于一体的农业发展协会，并明确了提供肥料、培训技术、推荐品种、推广新的种植模式的职能。还开通了一部服务热线，由专人负责接听客户打来的咨询电话，解疑释难，不管是用户还是非用户，也不管是品种问题还是种植技术问题，只要有人找上门，就义不容辞地给以帮助。
通过这些年的锻炼，我一边忙里偷闲学习农业方面的多学科知识，一边搞经营，使我从一个“农盲”变成一个“农技”人，俨然成了肥料与温室种植方面的专家，自己可以说清的就自己讲，自己不明白的就出资聘请县内外资深专家讲，在同专家的交道中也学到了许多最前沿的理论知识。
公司名气大了，产品供不应求。我又集思广益，在沧州地区使我们的产品更上一层楼。2013年10月9日，使用过我们生态肥的果农、菜农、枣农、棉农等200多人聚集在青县天河宾馆大会议室举办了金丝小枣高产擂台赛暨企农对接洽谈会，并特意邀请了北京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刘宗超博士到会发言讲课。
这几年，我致富了，有钱了，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生我养我的故里，始终把回报家乡、热心公益当作自己的分内之事。其实早在外出承包砖厂的时候，我每年为当地的校舍整修出工、捐砖等，累计就达20多万元。回村办生态肥公司后，对乡亲们更是有求必应，逢难必帮，热心公益事业。这些年，我先后用于捐资助教、扶危济困等方面，累积捐资捐物超百万元。我先后两次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十佳政协委员”、“十佳科技带头人”、县劳动模范等一系列荣誉称号，被人们称为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张树行，沧州坤源生态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连杰，中共青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沧州抗日英烈】
张凤亭 铁骨铮铮铸英魂
日军和汉奸为了阻止他对群众讲演，用刀割掉他的两只耳朵，但他还是讲个不停，对敌人骂个不停。敌人又抡刀砍掉他的一条胳膊，他摇晃了一下身子，仍顽强地站在那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铁骨硬汉，就是张凤亭。
张凤亭，1908年出生于小堤东村一个贫苦回族农民家庭。十五六岁时，与两个哥哥商妥，借贷买了一头小毛驴，参加了由大堤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负责人刘子芳、刘景泉领导的回回毛驴盐帮队。1923年，大哥张凤臣由刘子芳介绍加入青年团。从此，张风亭在团组织的关照下，跟着盐帮队往返于沿海和沧县、交河、东光、宁津一带，贩运私盐，倒卖粮食，力求增加收入，维持一家生计。生活的艰辛，政治上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使他受到了磨练，爱憎分明，形成了坚强、爱打抱不平的鲜明性格。
1925年春，张凤亭加入共青团，并参加了一个秘密宣传小组，经常夜间出去贴标语、撒传单、插印有镰刀斧头的小红旗。从此以后，张凤亭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刘格平在大堤东创建了党支部。10月，张凤亭由党支部书记刘子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大堤东党支部改为中共堤东区委，又组建了第二届党支部。2月，中共津南特委在大堤东建立。特委与堤东区委都设在刘子芳家后院的地下室中，张风亭担任秘密警卫。他认真负责，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张凤亭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党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的主张。张凤亭与其他党团员、积极分子，把油印津南特委机关报《红线》、传单、标语，随盐帮队撒遍津南广大地区。
1933年4月，重建津南中心县委后，张凤亭又担任了负责人的警卫，在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1934年4月，大堤东党支部发动党团员、积极分子参加，以盐帮手枪队为骨干，成立一二百人的沧县农民自卫队，张凤亭任突击小队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刘子芳在沧县的十区组织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张凤亭参加了救国军，大队扩编后任一团一营营长。他带领一营，每到一地就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军参战，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
1937年冬到1938年春，张凤亭率一营300多名战士，两次参加攻打南皮县黑龙村反动地主民团，缴获步枪50支，还参加攻克海丰、无棣土顽据点，俘300余人，缴获步枪一二百支，匣枪十几支。这样，一团六七百名指战员很快武装起来。1938年12月，救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张凤亭任一路一营营长。日军占领盐山不久，张风亭指挥一营在吕宅设伏，击溃敌人，俘日军1人；接着又在韩桥设伏，歼灭日军一个小队，缴枪10多支，缴获汽车1辆。
1938年初，张凤亭率领一营英勇抗敌，为据守盐山县城、打退“皇协军”刘芳庭部的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9月底，肖华率部到达冀鲁边区，将“三十一支队”改编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张凤亭仍任一营营长。是年冬，张凤亭率一营配合兄弟部队攻打旧县日伪据点，打伤、俘虏日伪军、反动民团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1938年11月，张凤亭调任沧县县大队副大队长。他号召堤东、石桥、北小庄等村回族爱国青年入伍参战。不久，县大队发展到50多人，活动在沧县、盐山、南皮、乐凌、宁津等县交界地区，运用游击战术，取得歼敌数十人的战果。
1940年春，沧县县政府及县大队在冯家洼被日军包围，干部战士死伤30多人，张凤亭命令突围出来的战士分散隐蔽。张凤亭由于被汉奸，特务追捕，一时难于立脚，就去大连兄弟处存身。几个月后，他又返回家乡，召集原县大队的20多人，编入冀鲁边区回民抗日大队二中队，任中队长。
1941年春，回民大队收编了投诚过来的“皇协军”，成立了回民救国总会武装大队，张凤亭调任武装大队副大队长。
8月1日，张凤亭率部配合回民大队参加攻打旧城据点，毙敌5人，俘敌45人，缴枪31支，小炮1门。
9月，在原回民大队的基础上，建立了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张凤亭任回民支队第二大队副大队长。这时边区抗战形势日趋紧张，敌人已经深入抗日根据地建据点、修炮楼，不断对抗日军民进行“扫荡”和“围剿”。根据地缩小了，回民支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经常露宿在红荆丛里或交通沟中。风餐露宿，回民支队的很多干部战士都患有关节病。张凤亭双腿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有时痛得迈不开步子，但他为了抗战，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坚持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受到支队领导和战士们的尊敬。
1942年5月18日，回民支队二大队隐蔽在堤东附近的杨村时，张凤亭因双腿病痛请假秘密回到小堤东家中休息，不料被敌特侦悉。21日上午，距小堤东三里远的纸房据点出动100多日伪军，包围了小堤东。当张凤亭得知日伪军包围了小堤东时，为时已晚。敌人包围了他家所在的村子西头，并挨户搜查。张凤亭临危不惧，毙伤数名日伪军，后因寡不敌众，子弹又打光，被敌人捉住。
张凤亭被押到纸房据点，下午又被解往盐山。日军连夜审讯张凤亭，讯问回救总会、回民支队领导人都叫什么名字，藏在什么地方，回民支队现在哪里。张凤亭怒视敌人，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这些强盗，侵略中国，屠杀我同胞，我恨不能宰了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再问这些！”日军每次追问，张凤亭总是横眉冷对，回答：“不知道！”日军恶狠狠地下令：“动刑！”敌人用吊打、压杠子摧残张凤亭的肉体，但他一字不吐。一夜过去了，敌人一无所获，便又生一计，摆上丰盛的宴席，妄图软化收买张凤亭。张凤亭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一脚踹翻桌子，一拳打在身边一个鬼子的脸上。日军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吼道：“死了死了的！”几名日本宪兵闯进来，把张凤亭五花大绑捆起来，先是一顿毒打，后押入死牢。张凤亭的民族骨气，使盐山的日伪军认识到，张凤亭和他所代表的回民支队是不可征服的。敌人露出了狰狞面目，决定处死张凤亭。
1942年5月23日上午，日军在盐山县城东面的开阔地上设下刑场，并强迫盐山城关三四千名群众前来观看，企图借杀害张凤亭来恐吓群众。张凤亭拖着伤病交加的身子，被敌人从死牢里提出来押往刑场，沿途大街小巷都站满了观望的人群。他边走边讲，宣传抗日的道理，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他大骂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大骂汉奸卖国贼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很多群众被张凤亭的爱国主义精神打动，眼含热泪。张凤亭站在刑场上，面对城关父老乡亲，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痛斥敌人。日伪军为了阻止张风亭对群众讲演，用刀割掉张凤亭的两只耳朵，但张凤亭还是讲个不停，对敌人骂个不停。敌人又抡刀砍掉凤亭的一条胳膊，张凤亭摇晃了一下身子，仍顽强地站在那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日军喝令张凤亭跪下，张凤亭挣扎着就是不跪。残忍的敌人抡起刀砍掉张凤亭两只脚，张凤亭才不由自主地跌倒在地上。张凤亭骂声更高了：“老子今天死了，34年后又这么大，再来杀你们这群野兽！”万恶的敌人又砍掉张凤亭的另一条胳膊，割掉张凤亭的舌头。为了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张风亭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4岁。
张凤亭一生光明磊落，为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不愧是回族人民的骄子、抗击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