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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4期
发布时间: 2015/5/18 17:40:04

【党史珍闻】

领袖们怎么立规矩

 

毛泽东 所收礼品一律缴公

  毛泽东对自己立下不少规矩。他曾说自己的“亲情规矩”有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送毛岸英上前线,生怕彭德怀不同意,毛泽东备下家宴,为子求情报名。当听到爱子牺牲的消息时,毛泽东掩住悲伤之情,说道:“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啊。”

  毛泽东兴趣广泛,还是诗人、书法家,他收到过许多书画家、收藏家、艺术家朋友馈赠的诗书画印等文物,但他并未将这些珍玩国宝归为己有。他自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礼品,一律缴公。

  1950年,毛泽东亲笔致信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友人姚虞琴先生赠送的王夫之手迹《双鹤瑞舞赋》转交国家。他在信中强调: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将中外友人所赠之私人礼品上缴国家。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1952年12月,毛泽东还将友人赠送的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送故宫。

  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他,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爱不释手。但仍按规定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

周恩来 一天只准泡一杯茶

  1949年4月25曰,刚刚解放的北平电车厂遭敌特纵火破坏。周恩来一听到消息就马上中止正在进行的会议,赶往火灾现场,并当即给北平(今北京)市公安局立了一个规矩:“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到大的事件、案件,必须亲临现场指挥!”

  周恩来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杨忠芳是原刘庄招待所副所长,接待了数十次周总理的他,最难忘的是周恩来的喝茶规矩。“周总理不抽烟.仅喝茶,但一天只准泡一杯。有一次,我看到他杯里的茶水都变成白开水了,想倒了再泡一杯,他摆摆手说:‘还可以喝嘛,再泡就浪费了。’”

  “有一回,我看到周总理的毛巾已经用得很旧了,都有些破了,就给他换了条新的,结果总理觉得还可以用,又特意去找了回来。”

  “好多次,总理都是坚持要住普通的内宾客房,同随身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与接待外宾的贵宾楼分开。”

  这些都是周恩来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一生都在遵守,从未违背。

刘少奇 外出视察“四不准”

  刘少奇多次讲过,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只是分工不同。所以他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

  他经常外出视察,调查研究,每次出发前总要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交待“四不准”规矩:一、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二、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三、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的也要婉言拒收;四、参观时不要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邓小平 一直提倡“光盘行动”

  我们如今提倡的“光盘行动”其实一直是邓小平的规矩,每每吃饭必执行。

  1980年7月,邓小平与家人一起入住武汉东湖宾馆,包括夫人卓琳、子女,还有孙子(女)辈。每次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吃到最后,他和卓琳都会教导孩子们将盘子清空,不要剩饭剩菜。他还教育工作人员也一定不能浪费。

任弼时 不能辜负人民希望

  任弼时也有自己的规矩,他的规矩是“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时,行政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穿着参加阅兵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1949年,斯大林送来几辆新车,行政部门分给任弼时一辆,他说:“不要去领,我那辆还可以坐,不用换。”

  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也非常严格,立下了不少规矩。他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全部到大灶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他和夫人陈琮英的衣服穿旧了,就改一改给孩子们穿。他教育孩子要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不能养成大手大脚的作风。他还用毛笔写了“随手关灯”的字条贴在开关旁边,让孩子们注意。

【本刊专稿】

 

勇于坚守与传承的沧州河北梆子剧团
魏新民

  2015年元旦前一天的《沧州晚报》,登载了一篇《十年坚守“沧州梆子”顽强求生》的报道,记述了沧州河北梆子剧团演出受到欢迎以及背后付出的种种艰辛。看到这些,我不由想起一段亲历的往事。

  那是1998年10月的一天,时任河北省作协主席铁凝打来电话,说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很想到沧州老家看一场家乡戏,希望我联系或安排一下,届时她将陪同王蒙一同来沧。

  王蒙是南皮人,对家乡感情尤深,曾多次参加家乡的文学活动。先生说的家乡戏即在燕赵大地家喻户晓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王蒙喜欢河北梆子,在后来他出版的《王蒙自传》一书中得到印证,先生开篇即写到,他虽生在北京,可老家是沧州的南皮,见到乡党喜欢说南皮“龙堂儿”话。还写道,他自小喜欢戏曲,尤其喜欢那“大放悲声”、“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

  王蒙和铁凝,是中国顶尖级作家,他们的作品引领和影响了一个时代,王蒙还任过国家文化部部长,此等文化大家,专程回家乡看一场地方戏,绝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个人的喜好。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名人效应,在文化界的巨大影响,怎么说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

  可剧团不归文联管,眼下剧团还存不存在?是否还能演出?我心里没底。放下电话,一面向市里有关领导汇报,一面和文化局主管剧团的张伯伦副局长联系。伯伦说,沧州梆子剧团时下正在青县物资交流大会上演出,台口都事先定好的,要去,只能到青县去看,条件艰苦了点。

  90年代末,正是国家经济转型,举国皆商,文化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和冲击,所有的文艺团体,改行的改行,解散的解散,唯有梆子团还强力撑着。依靠在城市演出已经发不出工资,只好把目光转向农村,“送戏下乡”,到农村包“台口儿”才能勉强维持。

  我把想法向铁凝主席作了汇报,铁凝征求王蒙意见,王蒙高兴地说:“好啊!”

  第二天,不到中午王蒙一行就到了,铁凝亲自陪同。中午在沧州迎宾馆简单用了点便饭,甚至没进客房歇歇脚,即出发了。

  青县离市区不远,只有半个多小时行程。

  农村“庙会”,都不生疏,在空旷村野用帆布大棚搭建的简易“剧场”里,砖码上面搭块建筑工地上用的竹排脚手板,老百姓就坐在木板上看戏。

  王蒙和铁凝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记得县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不知从哪里给王蒙和铁凝找了床棉被,垫在脚手板上。已是深秋,天气很凉,在四面透风的大棚里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王蒙和铁凝看得津津有味。当时特意选了几个折子戏,文戏是《杜十娘》,武戏好像是《伐子都》。演员们听说是中国有名的大作家、原国家文化部部长,就坐在台下的木板上看戏,倍受鼓舞,演起来就格外卖力。据说一位已经多年未登台的老演员那天坚持上台演出,摔“僵尸”时,就在实地上摔,引得台下阵阵喝彩。

  演出结束,王蒙、铁凝上台接见演员。王蒙握着演员的手,动情地说,沧州的河北梆子剧团是最过硬的!铁凝也感慨地说,如果不是陪王蒙,她一辈子也不会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在乡镇大集庙会四面透风的简易大棚里,坐在“砖凳”上看戏。更难为她的是空旷的四野找不到女厕所……)。

  命运似乎有意要考验王蒙的这个论断。就在王蒙看戏不久,梆子剧团演出大棚不幸着火,家当全部烧毁。面对一片狼藉,好多演员都绝望地哭了,为了支撑剧团生存,这些道具、设施,都是个人凑钱置办的呀!这把火对这个步履维艰的剧团来说,不啻是毁灭性的打击。好多人都猜测这回剧团算是彻底垮了。

  可不久,剧团竟然又恢复了演出!不仅如此,他们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开拓创新,抓精品剧目,出优秀人才,创两个效益,被省文化厅誉为“上山下乡模范剧团”,多次荣获沧州市“文化先进单位”,其事迹还上了2005年2月6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历史验证了王蒙先生当年没有说错,沧州河北梆子剧团的确是“过硬的”。几十年来,剧团领导和演职员工为了留下这个“火种”,顽强坚守难以想象的困难日子。这“过硬的”不只是他们身上的功夫,更有他们对地方民族艺术的执着和传承。

  沧州河北梆子剧团久负盛名,誉满燕赵大地。多少年来,受邀应接不暇,出市、出省演出接连不断,辖区内各县市城也并非年年都能看到他们的演出,如果哪一个村镇能请到他们唱几天戏,更是求之不得的幸事,周围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闻讯蜂拥而至,已出阁的老少姑太太也都借机住娘家看上几场戏。

  我知道沧州河北梆子剧团由来已久。第一次听说这个剧团的名字,是1966年“文革”初期,那时候我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大字报的揭发中,别具新裁地贴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地委二号“走资派”(地委副书记)接见演员的合影,题目是《揪出伸向红鹰梆子剧团的黑手!》,这位领导头上自然划着叉叉,用箭头做了标注,因此记住了红鹰梆子剧团(沧州河北梆子剧团前身)。能得到地委大领导的接见,自然是不一般的。后来我所在的一中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有幸和梆子剧团的样板戏选段同台演出,地点就在当时的梆子剧场。和武生演员高凤池、拉板胡的琴师刘凤来等成了朋友,也因此得知这个剧团昔日的辉煌:建团初期,1947年就奉命赴西柏坡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演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员;1950年和天津梆子剧团合并;1961年改名为红鹰梆子剧团;1970年后更名为沧州地区河北梆子剧团,1993地市合并后改为沧州河北梆子剧团。

  上世纪70年代,我与剧团著名演员林婉茹的丈夫朱玉清先生做过几年的“工友”(70年代初,他到我所在的一家建筑部门做临时工,为我们导演排练革命样板戏);再后来,梆子剧团著名演员巴玉玲曾担任我们文联的剧协主席,自然有过接触;再后来,他们排了一系列由本市剧作家石润生先生创作的现代戏,在河北戏剧节上屡次拔筹获奖。2000年,河北省剧协主席、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裴艳玲回乡,白天陪她一起观摩梆子团排演的新戏《大洼的女人》,晚饭后陪她在宾馆里聊天,期间不断有剧团的“老人儿”前来拜访,有的还专门带了几个年轻人“翻跟头”给她看。裴艳玲跟他们聊得兴致勃勃,桩桩件件似乎都与梆子剧团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剧团的经营管理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之电视、摇滚、流行歌曲等新的文艺形式和演出团体的出现盛行,传统文化无一不遭到挤压和冲击,影响极大。尤其像河北梆子这样的历史文化瑰宝,被严重边缘化的现象更为突出。尽管如此,在2014年我市迎双节戏曲演唱会上,沧州河北梆子剧团连续三天的精彩演出,让冬日的狮城洋溢着高亢激昂梆子腔,又一次让家乡的戏迷们过足了戏瘾。再次验证了剧团艺术家们顽强的坚守与传承。团长刘长友面对记者采访“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继续创新、改革,把这门传统文化艺术坚守下去”的表态,又给大家带来一丝欣喜和愉悦。我相信,随着党和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加强,这支压不弯、烧不毁的文艺队伍能更加坚强,克服所有的困难,让慷慨高亢、苍劲悲凉的河北梆子,永远响彻在雄浑苍茫的燕赵大地。

(作者系沧州市文联原主席)

【专题史料】

南皮县南下干部纪事
赵树森


  67年前,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组织解放区的领导干部随军前进,支援新的解放区。南皮县78名优秀县区干部积极响应号召,毅然加入到南下干部队伍的行列。他们艰难跋涉5个月,步行4000里,到达了浙江省的余姚,被分配在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在开辟新区的过程中,有的同志为剿匪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因工作需要走上了县、市、省级领导岗位,有的由于业绩突出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扬。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南皮人民的骄傲和自豪。

  重温那段历史,追踪他们的经历,既是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需要,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知中指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

  战争形势的发展比预料的更顺利,我们取得的胜利也比预料的更大、更快。1948年11月6日拉开序幕的淮海战役,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必然土崩瓦解的命运。向新解放区输送干部的任务也随之提前。

  中共南皮县委在当时的渤海区党委和一地委的领导下,坚决响应上级号召,放眼全国,胸怀大局,积极做好南下干部的选拔工作。1948年12月13日,县委召开全县脱产干部会议,在县委书记王瑛作完南下动员报告后,与会人员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经过县委认真、严格的审查,根据具体条件,最后批准了78人(含10位女同志)。

  1948年12月17日,被批准的南下干部全部到罗张村集合。县委副书记宋读亭代表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群众代表,欢送南下干部启程。一时,锣鼓喧天,彩旗飞舞。78名优秀干部带着全县人民的期望和嘱托,迈着整齐的步伐出发了。


  南皮县南下干部队伍到达渤海区党委一地委的驻地寨子村后,进行了整编。按照渤海区党委的统一编制,南皮的南下干部编为“渤海区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由刘春泉(由乐陵县南下干部中调来)任中队长,林生为指导员。同时,建立了由林生、刘春泉、孙华甫、李克南、潘振铎、袁利民等组成的六中队党支部,林生任党支部书记,孙华甫任组织委员,李克南(由盐山县南下干部中调来)任宣传委员。全中队编了7个组,分别由林生、高宝善、边书义、季殿凯、张植兰、季玉君、潘振铎担任组长。

  队伍整编后,又出发到达了渤海军区驻地山东惠民(其时,南皮隶属于山东省),军区副政委、南下干部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向全体南下干部做了动员报告;华东局宣传部长彭康传达了毛主席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下干部在惠民过了元旦,随即出发南下。

  1949年元月初,南下干部队伍走到山东分局驻地益都县(现青州市),住在城北双庙村。当时,淮海战役正进行到即将全歼敌人的激烈阶段,南下干部队伍遂暂停前进,在这里住下来学习政策一个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下干部队伍过完春节后便兼程前进。队伍行至临城(旧县名,现划归枣庄市),由于国民党政府搞“和平谈判”阴谋,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迟渡江作战,南下干部队伍便又在这里停下来,学习有关政策一个月。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他们的“和平”阴谋彻底破产。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的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一举击破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市。

  解放军在战场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残敌,南下干部队伍也日夜兼程紧跟,做好了接收新解放区的一切准备工作。5月1日,南皮县南下干部中队(即六中队)渡过长江;5月3日解放军解放浙江省会杭州后,南皮县南下干部中队紧紧跟随部队向浙东进军;5月23日,解放了宁波地区的余姚县;5月24日,南皮南下干部中队就进入了余姚县,把这个新解放县的党、政单位的领导职务及职责大部包了下来,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安民开辟工作。

  当时,担负这个县领导工作的有:林生任县委书记;孙华甫任县委组织部长;李明任县委宣传部长;杨胜远任县委秘书;李月亭任县政府秘书;潘振铎任县公安局长。

  林松、张英仓、边书义、张植兰、季殿凯、王宝树、高宝善等任区委书记;宣玉林、张瑞兰、翟培田、李连杰等任区长。


  南皮县的78名南下干部进入余姚之后,就把他乡作为故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开辟和发展新解放区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9年在余姚县梁弄区剿匪时,刘文正不幸牺牲;1950年在金华地区狭石区为争取一股土匪势力,金仲华身入虎穴,被匪徒残忍杀害。余姚县人民忘不了这些为他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南皮干部;而南皮人民也永远怀念那些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奔赴新解放区进行工作战斗的好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78名南下干部群体中,就有受到毛主席批示表扬的季殿凯。

  50多年前的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等7个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这就是在全党、全国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五•九”批示。在这7个材料中,就有时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季殿凯的调查报告《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

  季殿凯是南皮镇季九拨村人。1942年,刚满18岁的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1945年8月上旬参加八路军,在沧州枣园战斗中英勇负伤,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1948年末,他不顾身有残疾,毅然加入南下干部队伍的行列。他先是在余姚县逍林区任区委副书记、书记,1952年调瑞安县塘下区工作,后任瑞安县委书记。在瑞安的18年,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参加劳动,蹲点调查,并以隆山公社为试点,组织和带领全县各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干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解决了大量群众关心、期盼的民生问题,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人民公仆的形象,受到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由衷的赞誉。

  1963年春,瑞安县委将《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调查报告呈报中共浙江省委,得到充分肯定,并安排季殿凯在浙江省第四次党代会上发言。其后,省委又将以瑞安县委书记季殿凯署名的《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参加劳动》的调查报告及其他6份有关干部参加劳动的报告一并呈送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于1963年5月9日作出批示:“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此后,毛主席的批示及这些材料又作为中发(63)1347号文件发至全党、全国。一年后的1964年5月27日,刘少奇又作了重要批示(即“五•二七”批示)。此后,瑞安县的17个公社都被列为全国性的试验区。在毛、刘两个批示的指引和推动下,瑞安县的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工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

  2003年6月11日,中共浙江省委在瑞安县组织召开座谈会,重温“五•九”批示精神,纪念毛主席批示40周年。季殿凯获邀出席会议并作了以《一次初步成功的尝试》为题的发言。

  2007年5月10日、2011年5月7日,《瑞安日报》发表了纪念“五•九”批示的文章。

  季殿凯把瑞安作为第二故乡,离休后,当他应邀去看望那里的老农友、老劳模、老党员、老干部时,人们竞相前往探望、慰问。看到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随行人员的感慨油然而生:这真是鱼水情深啊!

  最近,浙江省温州市(辖瑞安县)市委党史研究室刊物《温州史志》,全文发表了笔者在南皮县志办公室搜集、整理、撰写的文章“毛主席批示表扬的南皮人——记南皮县季九拨村南下干部季殿凯”,既表达了对季殿凯的尊敬与爱戴,也是对当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推动。

(作者系南皮县职教中心原书记)

 

【沧州抗日英烈】

 

黄 刚 刑场唱戏文 浩然正气存

  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誓死不降;他面对敌人的穷凶极恶,毫不畏惧。在刑场上,他把对敌人的愤怒和抗日宣言配成京剧唱段,向敌人发起最后的攻击。他就是黄刚。直至今日,沧州人民还在称颂他的抗日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永远弘扬下去。

  黄刚,又名黄炳伦,河间县黄留保住村人。1940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建国县二区和三区区长。他斗争坚决、英勇果断,工作成绩突出。敌人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到处想抓捕他。1941年3月,黄刚到郑留肖村工作时,被高鸿基部特务认出,不幸被捕。

  黄刚区长被带到铁杆汉奸高鸿基盘踞的景和据点。这里刀枪林立、戒备森严。黄刚知道,越狱是不可能的,被敌人抓住,就只有两条路:一是屈膝投降,一是以身殉国。黄刚抱定了必死决心。

  黄刚被关进一间血腥味很浓的小黑屋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一连二三天无人过问。这天晚上,看守人员突然打开锁领进一个人来,他看清了这个人的脸,是建国县三区一位姓韩的区干部。他在一次战斗中缴械投降,当了高鸿基的忠实走狗。

  一见面他显得非常热乎。“炳伦兄,这几天我没在景和,让你受委屈了。”

  黄区长抬头看了看这位曾经共同战斗的战友,不屑一顾地说:“这算什么,我在参加革命时,就已料到了。”

  “好了,炳伦兄,咱兄弟相处一场,总不能在你落难时我袖手不管。这不,我一听说,便星夜赶了回来,我已和高队长谈了话,他对你的才能深表钦佩,他有意……”

  “他要给我个什么官,是小队长还是副官?”

  “岂止,岂止,莫说小队长,让炳伦兄当个中队长或低于高队长一级也够屈老兄的才了。”

  “条件太低了!”

  “那你要什么条件?”

  “我要高鸿基的脑袋!”

  随即,“扑”的一声,灯吹灭了……

  当黄刚苏醒时,已是血迹累累,遍体鳞伤。

  黄刚在景和据点内被关押了大约一个月,敌人的每次刑讯都得到黄刚区长对高鸿基罪行的有力斥责和无情揭露。高鸿基无奈,决定杀害黄刚。

  临刑的前一天晚上,姓韩的叛徒奉命再次来到这间潮湿阴暗的小屋子,“规劝”黄刚。这也是敌人最后一线希望了。

  “炳伦兄,今天可是你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总不该执迷不悟啊,现在只要你说一句话,照样会……”

  “哪一句话?投降,哈哈……”

  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姓韩的在临走之前,又假惺惺地说:“炳伦兄,你死事小,可要为妻儿老小想想啊!”

  “我早已想好了,这一点用不着你惦记,他们会知道怎么活下去的。”

  “那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

  “如果你乐意把话捎给她们,就对她母子说:‘当汉奸决没有好下场!’”姓韩的自知无趣,灰溜溜地走了。

  杀害黄刚这天,正是景和大集。敌据点的大门打开,随即,一批汉奸簇押着满身血污、衣衫褴褛的黄刚向集市走来,他眉宇间仍显露着刚毅和坚强、不屈。赶集的人群中,有的认识黄刚区长,顿时围拢过来。一个多月未见到群众了,黄刚多么想回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起投入抗日斗争啊!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利用临刑前的机会,向广大群众进行了最后一次宣传,他唱起了自己提前配词的京剧唱段:

  “父老乡亲且听真,

  咱同是中华民族人。

  一个天来一个地,

  一个祖先一个根。

  现而今,鬼子闯进我家园,

  杀我同胞烧我村。

  狗汉奸,实可恨,

  认贼作父丧天伦。

  你吃的是中国饭,

  杀的是中国人。

  他们是辱没祖宗的狗奸匪,

  你们是民族败类遗臭万年人。

  我黄刚,虽死无遗憾,

  入九泉听那抗日枪声奏凯音!

………………………………”

  敌人不让他再唱下去,想堵住他的嘴巴。可是,人流在拥,黄刚挺直胸膛,双目烔烔,大义凛然,仇恨的光芒似两道闪电,群众们连连称赞,“黄区长是好样的!”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黄刚仍在唱,人们听着他的京剧跟在后面,直到行刑的地方。他把头抬得高高的,给群众留下最后的话:

  “20年后,我又是一个杀敌的中国人!”

  “乡亲们!快快觉悟啊!只有抗日,才有出路!”

  刽子手们的枪响了,黄刚从容就义,年仅21岁。

 

【信息窗】

 

  河间各界纪念齐会战斗胜利76周年 4月23日是齐会战斗胜利76周年纪念日。4月21日上午,河间市组织部分党员干部、离退休老干部、中小学生聚集齐会战斗的遗址处,听亲临战斗一线的老兵讲述战斗故事、看齐会战斗图片展览、向齐会战斗纪念碑敬献花篮,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

  76年前的齐会战斗中,贺龙师长指挥八路军一二○师消灭了不可一世的日军吉田大队700余人,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创造了冀中平原大规模歼灭日军的空前范例。

  在齐会村,一株老槐树上,弹眼清晰可见,宛如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向人们诉说着它见证的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亲历过齐会战斗的今年已是95岁高龄的时雁南老人在大槐树前讲述说:“你们看看,这些都是鬼子打的。记得当年,鬼子的子弹将这棵老槐树的树叶都打秃了……”时雁南介绍说,前几年,贺龙的女儿曾专门到河间,找到这棵老槐树,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

  据悉,齐会战斗纪念室今年也已完成布展,展出了100多张图片,图文并茂地还原了战斗的经过。近年来,齐会战斗纪念室先后被评为沧州市国防教育基地、河间市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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