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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1期
发布时间: 2015/4/21 16:28:38

【党史珍闻】

人民英雄纪念碑,问号里的故事

选址曾有三处,为何最终确定天安门广场?

  最初关于纪念碑的建造地点曾有过多种意见,委员们讨论时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的八宝山,最终是由周恩来根据多数委员的意见,决定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周恩来认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天安门广场将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当时大多数人赞成这个意见。

  1949年9月30日下午,毛泽东就与全体政协委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奠基典礼。

  由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要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中,因此碑体不能太小。考虑到天安门高33.7米,正阳门城楼高43.65米,设计者最初将纪念碑的高度定为39米,实际建成的高度为37.94米。“今天所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不是先建成天安门广场再进行设计的,而是根据未来广场可能达到的规模来设计的。这在世界广场建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作者殷双喜如是说。

154字的碑文,周恩来写了多少遍?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址奠基典礼上,毛泽东宣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这篇雕刻在碑石背面耳熟能详的碑文,是由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周恩来亲笔书写的。
那时,周恩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前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他拿到工地,征求雕刻家刘开渠的意见,诚恳地问:“怎么样?行不行?”刘开渠说:“以前只看到您的题词,还没有看到过您写这么多字、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

  碑文写好后,雕刻碑文的任务也非常艰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篆刻师陈志敬之子陈光铭记得很清楚。1949年9月23目,突然有几位政协的同志到他家,要求在9月30日前把154字的碑文刻好。

  陈光铭还透露说,当时父亲看到的碑文共有154字。大约在1954年后,碑文发生了两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碑文少了“为国牺牲的”5个字,第二个变化是落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敬立”中,“敬立”改为“建立”。

  纪念碑从开始设计到1952年8月1日正式开工,再至1958年5月1日正式落成揭幕,共用了8年多的时间。

  毛泽东于1955年6月9日亲自为纪念碑的碑石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的题词。这个“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题词毛泽东共写了3幅,殷双喜说,“现在纪念碑上的8个大字,就是征求专家意见后,从3幅字中选取8个字重新编排而成的,极充分地体现了毛主席书法的神韵。”

 

【本刊论坛】

 

努力抓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落实
沈志鸣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分别于2015年3月15日和3月13日胜利闭幕,一个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两会精神的热潮已在全国范围展开。“四个全面”是今年两会上热议的话题。通过收听收看全国两会期间的电视播报,阅读《人民日报》等报刊的报导,从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他们参加各省(区)市代表团审议讨论的发言中,从两会代表委员的讨论发言中,特别是从两会期间那些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各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一些专家的发言和对中外记者的提问回答的对话中,使我对“四个全面”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下面我仅就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问题谈点个人见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问题都不是这次全国两会新提出来的。“全面小康”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设想,只是当时对小康的要求着重在人均GDP方面,以后提全面小康,其内涵有了延伸,不仅有经济发展这个最重要的基础性指标要求,还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要求;改革问题(开放也是改革)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开始了,已经搞了30多年,改革使中国面貌大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作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旨在解决那些深层次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党的治国方略中,依法治国是核心内容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国的宪法及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等诸多法律虽不能说已经很完备,我国的立法、司法、执法体系工作虽不能说已经完美无缺,但经过60多年的实践,总体上应当说是行之有效的;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作为执政党,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举世瞩目。“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已经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做出的两个决定,2014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对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制定了许多举措,作了具体部署。现在,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明确了,战略举措也已经非常具体地明确了,就要在落实上做文章、下功夫。对此我认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要抓短板。全面小康必须是全国东中西部全覆盖,城乡全覆盖,哪里也不能漏下。要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方面的要求对照审视,看看我们在哪方面,在哪里存在着差距,差距有多大?时间不多了,离2020年满打满算只有五六年的时间了,要采取有力措施,抓紧工作,补齐短板。从全国看,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离小康要求差距更大,国家应当从多方面予以倾斜扶持,补齐这块短板。

  在“全面深化改革”上,要抓重点。“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改变农业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引导农民通过分户承包土地的依法流转,形成种植、养殖、加工、农技等各种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等新的经营模式。搞集约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深化改革的重头戏。解决就业问题也是一个重点。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三期叠加阶段,产生了经济发展中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个特点的新常态,劳动力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要通过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改革,审批、准入等方面的改革,广开就业门路,这不仅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需要,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很重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不只是一个两个,凡是影响发展、稳定的问题都要下决心攻坚克难,冲破阻力闯过去。经过30多年的改革,深层次的问题大都已暴露出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决定对解决这些问题也大都有了改革的顶层设计,我们要分清轻重缓急,一个一个地稳妥地逐个予以解决。

  在“全面依法治国”上,要抓“关键少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治国方略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里说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不是指单个的普通党员,单个的普通老百姓,都是就整体而言的。在中央、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治国理政的是经过选举产生或组织任命的领导干部,是具有一定职务和权力的官员。这些领导干部在党员中,在人民群众中,只占少数。这些少数人,在治国理政中却起着关键作用。如果领导干部党性强,民主法治意识强,遵纪守法,以身作则,依法依规章制度办事,公道正派,公正廉明,他所带的队伍就风清气正,办事就符合法规,党和政府的形象就好,威信就高,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政通人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反之,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上梁不正下梁歪,就要脱离群众,失去民心,甚至怨声载道,酿成大问题,出大乱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一场浩劫,使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因此,依法治国一定要首先抓好这关键少数,建立健全严格的错案责任追究制,使这些司法岗位上的关键少数和虽非直接执法、司法却具党政权力的关键少数都能自觉地依法办事。

  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要常抓不懈。落实战略举措,实现战略目标,关键靠党的坚强领导。打铁还须自身硬。思想要硬,理想信念坚信不疑,坚定不移。作风要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攻坚克难,坚韧不拔。归根到底,要有坚强的党性。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开始就提出八项规定,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作为聚焦点,就是抓作风建设,把作风问题作为突破口。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力度,以敢于担当、不怕风险的勇气抓作风建设,抓反腐倡廉,使曾经一度形成常态、被视为顽疾的一些不正之风,立即得到收敛、遏制,群情振奋,一致认为我们的党越来越成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有希望。整党整风、从严治党就是要抓作风问题。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作风是一个人、一个党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要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从严治党抓作风问题,抓反腐倡廉建设是抓到点子上了。我们一定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把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梳理,形成规章制度,使之成为长效机制,常抓不懈,巩固并创新发展这次活动取得的可喜成果,在治国理政方面也出现一个新常态。

(作者系原沧州行署副专员)

 

【心路历程】

 

青县政协离退休老主席们的心态意境
陈文升

 

  我参加工作44年间,在县政协工作是最长的一段。从1990年初,我任中共青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连续三届近14年。

  期间,我和政协老主席们的亲密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那服人的言行让我受益匪浅。他们的心情那么平和,那么容易知足,那么积极向上。他们在职时热爱政协,离退休后不忘政协,处处严以律己,事事善解人意,发挥余热不遗余力的形象,成为我安心政协、研究政协、宣传政协、维护政协,千方百计做好政协工作的无形动力。

张秀斌托人送来感谢信

  1992年秋季的一天,政协办公室秘书苑桂云很激动地对我说:“这是老主席张秀斌托人送来的一封信,说让交给您。”我打开信一看,不由热泪盈眶。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政协领导和全体同志:我这么多年不工作了,不仅给你们帮不了忙,反而总给你们添麻烦,实在不忍心啊!机关车少人少经费少,你们又那么忙,可我用车就给,还带我去看病,找大夫为我会诊,总来看我,县委政府领导也来,县财政不惜为我治病花钱,我真不知该怎么报答啊,只能在此发自内心地谢谢党政领导,谢谢政协领导,谢谢机关的全体同志……”

  张秀斌是1984年青县建立政协时,从县长岗位上转任青县第一届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的。他虽是外籍人,但把平生精力都用在了青县这片热土上。1987年离休后,老人家一直想着大局,处处严以律己,自从去天津查病确诊后,他知道不好办了,为了节省医药费,就一直坚持在县医院治疗,后期索性不住院了。他的敬业精神与为人处世,一直令人称道,不愧为德高望重的好领导。如今,老人家享受应该享受的待遇是理所当然的,而他却那么的知足和感恩,能不令人动容、肃然起敬吗?

  我默默读完这封信,心里觉得一阵热乎,在场的人也都很激动。我对苑秘书说:“老人家越是这样,咱越得上点儿心啊,请把老人家这封信收好,永久保存!”

 

刘忠泰心里装的全是工作和他人

  刘忠泰是1987年5月任青县第二届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的,1990年4月届满离任。他离任后半个月就病倒了,两年多就病故了,与他共过事的人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记得政协为他退休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参加的茶话会时,人们有说有笑,而他却没怎么说话。合影留念时,别人都高高兴兴,唯独他一脸的沉重(有照片为证)。人们心里都明白,他这是对工作岗位恋恋不舍啊!

  他离任后的第二天早饭后,抓起上班时不离手的挂胶帆布提兜儿就往外走。老伴见状忙提醒他:“你还去干什么啊?”他叹了口气说:“对,退了,退了。”他说完就进屋躺着看书去了,结果半个月就病倒了。我们去看他,劝他别总闷在家里,他答应好好的,可还是很少出门。我们知道,他曾任副县长管农业,常年跑基层、抓典型、开现场会,忙于抗旱排涝,没有闲心,到了政协还保持着那股子劲,如今退下来刹不住车了。于是我们几次约他到机关上来转转看看,他来过几次,一旦谈起政协的事、全县的事,他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可以后就很少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来了,人们就得陪我说话,耽误事啊!

  1991年夏季的一天,他突然来机关问我子牙新河周官屯拦洪橡胶坝建得怎样了。显然,退休后的他仍然关注着防汛抗旱两手抓的问题。在他的提醒下,我们搞了一次拦洪蓄水工程视察,特邀他参加,听取了他的意见和看法,并在现场合影留念,他脸上溢出难得的成就感。岂料,这次合影竟成了他与人们的永别照。

  刘忠泰退休后生活拮据,但从未向组织和任何人提起。已参加工作的大儿子盖房时,他说:“你是‘放心户’了,自己想办法吧。”大儿子深知父亲的脾气,顺从地自己借钱去了。当时戴主席打算求人给他买点便宜砖,被他谢绝了。他为老儿子备婚房时,除了向亲友借钱,听说还悄悄贷了款,可这事谁也不便问,因为谁问他也不会说。

  按说我俩的私交也不错。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都从教,他任文教局秘书,我是小学教师。除了这种关系,我们还做过几年邻居。因为他爱喝点酒,有一年去拜年我给他带了两瓶酒,可他又骑自行车亲自给我还回两瓶酒,并深情地说:“文升啊,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辈子是不会占公家便宜,也不会欠个人情的,改不了啦!”

  在他病痛难忍时,一向是咬紧牙不出声。他见人们都跟着难受,就一再要求医生给打杜冷丁,实际上是不忍心让人们跟着他摽劲。我一再劝他:“听大夫的吧。”他才会咬着牙闭上眼睛。

戴义浦发挥余热频传佳音

  戴义浦,回族,1990年4月由政协常务副主席提任第三届政协党组书记、主席。1993年退休后,他按着县委要求筹办起青县道德建设促进会,并任主任。他在建立健全各级公民道德建设情况评议、评选、表彰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又具体抓了“建设文明经商一条街”等试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94年10月,青县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他欣然受命为关工委主任。我劝他:“咱不闲着,可也别累着啊!”他说:“这是组织对咱的信任,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他一心扑在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各项活动上,戴着老花镜搜集资料,撰写讲稿,组织发动500多名“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教师、老战士)讲革命传统、办建国50周年成就展,对青少年进行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1997年,为搞好对青少年的“三结合”教育,他又通过抓点带面,办起家长学校,组织十名有经验的教师编印了《家教读本》一万册,供家长学校参考,并开展起“银发家教进农家”等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为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教学环境,他带领关工委成员发动社会各界捐资80多万元,添置教学设施,资助一批批贫困生圆满完成学业;会同有关部门为108所小学配备法制副校长;协助法院创办了“育新学校”,挽救了90多名失足青少年。

  为帮助农村青年掌握科技致富本领,他带领农艺师、政协副主席任廷经和农艺师、民革成员张志良等,协助木门店等4个乡镇开办科技学校,进村入户帮助青年农民解决技术难题,起到了示范作用。

  他先后在康泰、新华两个小区居住,都通过组织青少年德育智力竞赛、文娱演出等形式,开展“老少共建文明社区”活动。为强化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他动情地说:“关心下一代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但是打铁必先自身硬。”他提出创建“四型关工委(学习型、调研型、创新型、服务型)”,得到上下一致响应。为此,我给写过十几篇稿子,都见了报。

刘锋就像个老农民

  刘锋是1993年3月从县委副书记提任第四届政协主席的,本应到1998年任职期满,而在1996年8月,他出以公心,主动请求不再担任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职务,退居二线。组织批准后,他很快腾出办公室,回了乡下八里庄老家。当时很多家在农村的公职人员,退休后为了生活和就医方便,要求在县城定居,而他的孩子都在外地或县城上班,自己却偏要回老家,他究竟图的是什么?当时我只是觉得他这个人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那种勤奋质朴的本色,愿过素净日子。

  有一次,在老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二弟陈文明来县里,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在你们政协退休的老主席刘锋,简直就像个老农民!”我问:“怎么呢?”二弟说:“我好几次在县蔬菜批发市场见到他,他总是骑着辆旧自行车,穿戴一点儿也不讲究,就像刚从地里干活回来。他常在市场和菜农唠嗑,尽说庄稼话……”

  他正式退休后依然居住在村,和老伴养鸡养羊,还种着点地,整天长在地里,有活干活,没活转悠,查看墒情和庄稼长势,从不闲着。我问过他累不累,患有糖尿病的他很风趣地说:“干点活,出身汗,血糖降下来了,有时比吃降糖药还灵。”其实孩子们是不同意他种地的,理由是费劲不小,收获有限。他却绷起脸说:“账不能那样算,一是咱生活在农村,得随地道,种点地有玉米粥喝,有菜吃,省得让亲友和邻居惦记;二是便于了解农民的辛劳甘苦,不脱离群众;三是常活动筋骨有益健康,甭买健身器材,一举多得嘛。”

  因为养着鸡,他常骑自行车去县蔬菜批发市场捡拾菜叶,本村在市场卖菜的村民林永康见了打趣说:“县太爷拾菜叶,栽面儿吧?”他回答:“咱一不偷二不抢,捡拾菜叶利于环保,喂鸡下蛋改善伙食,有什么不好!”

  当人们问起他为什么这么钟情农村时,他总是笑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树高百尺不忘根嘛,咱从农民家庭走出来,退了休又回农村还原为农民,很正常,挺好的,不忘本来,才有未来嘛!”平时,他常在村头或田间和父老乡亲谈论勤俭过日子和科学致富的话题。有一次,他发现一家种的玉米株距与行距不合理,当即指出:“种玉米,不怕根连根,就怕叶搭叶。”意思是株距要小行距要大,令这家主人很受启发。

  他离开政协不忘政协,常回政协说说在农村和市场的所见所闻所感,为政协搜集社情民意信息提供线索。他进城来回都是骑自行车,就是去参加老干部局组织的活动,也喜欢骑自行车。政协和老干部局的领导常对他说,需要用车时说一声。他却很风趣地回答:“骑自行车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说明身体还行,这要比农民种地舒服多了!”

  老主席们的功劳,成为政协的骄傲。2003年3月,我也该退休了。受老主席们的影响,我还没办理退休手续,就到老干部局报到,提前加入到离退休干部行列,得到时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长李华静和时任关工委主任的戴义浦的热烈欢迎。从此,结束了我在职直接为老干部服务的使命,但政协那些老干部,尤其老主席们光辉照人的形象永记心中。我将像他们那样走好退而不休,尽力为政协争光的每一步。

(作者系青县政协原常务副主席)

 

【沧州抗日英烈】

黄 骅 渤海之滨的丰碑

  

  “黄骅烈士永垂不朽”,这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是聂荣臻元帅为黄骅纪念碑的亲笔题词。纪念碑矗立在河北省黄骅市大赵村,供后人瞻仰。

  黄骅,原名黄金山,学名为有,1911年2月2日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良上村一个雇农家庭。

  1926年9月底,北伐军第七军攻克阳新城。在阳新县委的积极推动下,阳新县的工农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年仅15岁的黄骅参加革命。黄骅发动少年儿童建立儿童团并担任儿童团长。

  192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员吴致民到阳新、大冶一带开辟工作,重建了阳新县委。黄骅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秘密参加了赤卫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第四纵队,来到鄂东南的阳新、大冶、通山等地,黄骅带头加入了红军。

  黄骅参加红军后,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活。在那漫长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在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黄骅出生入死、英勇顽强地战斗着。经过战斗的锻炼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黄骅成为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他从司号员、勤务员很快成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以后又担任了团参谋长、总支书记等职。在这期间,充分显示了他的钢铁意志和指挥才能。

  1936年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黄骅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红军大学工作,任干部二团政委。1937年,黄骅从红军大学调到山西,任晋西南游击支队支队长。1938年8月,黄骅任晋西南边区党委军事部长,同时兼任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副支队长。

  1940年4月,黄骅调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分区司令员。1941年7月,调冀鲁边区,任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

  黄骅由一个红军战士成长为领导干部,职务变了,但不以“官”自居,不搞特殊化。黄骅身居要职,又体弱多病,按当时规定可以享受一些照顾,但他始终坚持和广大指战员同甘苦、共患难。他爱吸烟,但从不吸纸烟,不用火柴,用火石打火。战士们风趣地说:“司令员比我们‘特殊’的地方,就是常年戴着一付眼镜,喜欢吃辣椒。”

  黄骅穿着极为朴素,和战士一模一样。当时,行军打仗极为频繁,很费鞋子,他的布鞋补了又补,一双鞋穿了一年多还舍不得丢掉。黄骅结婚后,也没有换一件衣服,并经常告诫自己妻子:“要朴素,不要与别人比穿得好,要比学习好,比工作好。”在冀鲁边军区上任后,黄骅抓了队伍的整顿和军事纪律教育,很快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建立起很高的威信。

  黄骅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老百姓比我们吃得还差,要时刻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边区部队菜金很少,每人每天不过一角五分钱。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对爱人说:“我们要省下一点钱粮,去接济苦难的同胞。”有一次黄骅在宿营地发现一户群众揭不开锅,他马上派炊事员送去柴米。

  黄骅除了指挥打仗外,还不辞劳苦,深入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有段时间机关伙食搞得不好,干部战士有意见,他到炊事班,当了一个星期的司务长,改善伙食,让干部战士满意。

  黄骅自强不息、勤学苦读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无论是长途行军之后,还是在激烈战斗的间隙,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敌占区,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望,孜孜不倦地学习。他有一个用白铁皮做成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书籍,同志们都称这是司令员的“学习箱”。由于他刻苦学习,所以文化程度、政治水平、思想修养、军事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他亲自动手写请示报告、战斗经验总结、部队教育讲话,从不让别人代劳。黄骅对干部战士的学习也抓得很紧。他到冀鲁边区后,就发现司令部的文化学习不如政治部抓得好。为此,他专门召开会议,给大家讲学习的重要性。接着,他又让干部带头学习,对股长们严格要求,谁不好好学习,就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自己带头执行机关每天学习两小时的制度。这样,司令部很快掀起了一个学习热潮,对部队的思想建设和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黄骅任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后,领导边区军民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其后方,对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加之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边区抗日军民的处境十分困难。是年秋,八路军宿营在宁津张大庄一带,被敌人包围,黄骅命令警卫连用机枪掩护部队突围。突然,机枪坏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黄骅不顾自己的安危,纵身跳入“抗日沟”,随手拔出二十响匣子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同时大声命令:“机枪快撤,我掩护!”最后,部队突出重围,安全转移。

  1943年1月,日伪军对冀鲁边区实行“合围”、“扫荡”。为钳制沧州的日军,黄骅指挥教导六旅十六团和部分地方武装力量,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全线出击。一夜间,敌人的10多个据点被相继清除,津浦铁路的铁轨挪了位置,军用货车出轨颠覆,沧盐公路上的电线杆被放倒、电话线被割掉几千米……敌人的“合围”计划被彻底粉碎。

  1943年,正当冀鲁边军民以新的战斗姿态,准备度过黎明前黑暗的时候,发生了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的反革命事件。邢仁甫在抗战初期,为发展抗日武装,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在旧军队的经历,使他沾染许多恶习。邢仁甫在入党后不注意思想改造,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黄骅同邢仁甫的错误行为做过坚决的斗争。1943年春,山东分局决定调邢仁甫去中央党校学习,让黄骅接替他的工作。邢仁甫拒不执行组织决定,还收买了军区手枪队队长冯冠奎来刺杀黄骅。

  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处长陆成道,在新海县(今黄骅市)大赵村召开侦察通讯工作会议,研究敌情,部署侦察通讯工作。军区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池田、侦查股副股长崔光华、政治部锄奸科科长陈云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侦通站站长齐耀庭、二军分区侦察参谋兼侦通站站长刘金财、三军分区参谋兼侦通站站长迟麟兆参加了会议。会议进行到下午6时左右,军区手枪队长冯冠奎带领10余人骗过警卫,闯进会场开了枪。黄骅、陆成道、陈云彪、董兴根、崔光华5人当场牺牲,池田、齐耀庭、刘金财、迟麟兆负重伤。警卫连闻讯赶到出事地点时,叛徒冯冠奎等人已跑出村外,钻入青纱帐逃走。

  黄骅被害的噩耗很快传遍了边区,边区领导和广大军民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人而悲痛万分。为尽快抓住凶手,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和军区迅速向全区发出《通缉令》,追捕凶手冯冠奎和其他暴徒。

  大赵村惨案真相揭露后,邢仁甫开始公开叛变,逃到天津投降日军,当了“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邢仁甫又投靠国民党。天津解放后,邢仁甫被捉拿归案,1950年9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判处死刑,在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处决。

  为纪念黄骅烈士,1945年9月,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将新青县改名为黄骅县。1953年3月,黄骅烈士的遗骸由黄骅县搬迁到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重新安葬,烈士墓前树立着刻有黄骅烈士英名的纪念碑。1988年6月,在黄骅牺牲的旧址许官乡大赵村,为烈士立碑,聂荣臻元帅的亲笔题词——“黄骅烈士永垂不朽”镌刻在纪念碑上。为再现1941至1943年黄骅在冀鲁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奋勇抗日、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英雄黄骅》在大赵村开机,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影片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黄骅入选由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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