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仅办八个月的平民女校走出一批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作妇女解放运动的尝试，第一步就是创办平民女校。1921年10月，陈独秀与李达商量在上海创办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女工作。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

　　平民女校的师资力量是一流的，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各有一套独特新颖的教学方法，给学生真正的素质教育。邵力子教授国文，所选的都是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小说上所刊载的名著译文及评论等，和贵族女学的学习内容有天壤之别。陈望道的作文课鼓励大家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八股文。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讲授社会学，向学生宣传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讲课外，平民女校还安排每周两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大多是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问题、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何要反帝反封建等等。陈独秀、李达、施存统等人都曾到女校演讲。张太雷、刘少奇等也曾到校演讲，介绍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状况，这些极大地开阔了女生的视野。

　　平民女校前后共招收30多位学员，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女共产党员。

　　钱希均从小是童养媳，是张秋人的未婚妻，张秋人参加革命后，对童养媳制度深恶痛绝，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张秋人非常同情钱希均的处境，介绍她进入平民女校就读。钱希均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她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6年在上海与毛泽民结婚，是江西中央苏区长征队伍中30个女战士之一。

　　湖南桃源第二女师的学生王剑虹在上海访问了陈独秀、李达等后，1922年春和同窗好友丁玲、湖南溆浦小学教员王一知、堂姑王醒予等人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王剑虹还担任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妇女声》周刊的编辑。她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号召知识妇女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后来，王剑虹和瞿秋白喜结连理。

　　进校时，丁玲还是位18岁的姑娘，名字为蒋冰之。在班里很活跃，学习成绩也较好。在这里，丁玲开启了文学创作的启蒙教育，此后成长为共产党干部和作家。抗战时期，丁玲奔赴陕北参加革命，后来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

 

【本刊专稿】

献县盐山两个国家贫困县是怎样报批的
张士增

　　1984年初，接省民政厅通知，国务院要确定一批国家贫困县，各地区和有符合条件的县要尽快上报。当时，我正在沧州地区民政局任副局长，分管扶贫工作。局长办公会议定，将我区献县申报为国家贫困县。局长吕淑琴同志让我和局社救科会同献县民政局的同志，到献县重点调查四十八村的贫困状况。

　　我们用了近两周的时间，进村入户了解情况。调查结果表明，献县四十八村位于献县西南、滏阳河以西、滹沱河北大堤以南的区域，隶属张村、临河、小平王三个乡镇。“献县四十八村”，从修滹沱河叫起，至今已有100余年。清雍正九年（公元1737年），滹沱河改道，由束鹿、深县、饶阳入献县古洋河。因古洋河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滹水迅猛，难以容纳，经常漫溢，使献县四十八村十年九灾，深受其害。清光绪年间，“献县四十八村”被御为“钦定泛区”。这里每年深秋，等洪水落下去后，方能播种小麦。第二年小麦还未成熟，洪水就又来了，常常是几年颗粒无收。广大村民只能离乡背井，到外地乞讨为生。北京、天津、唐山以及东北三省，到处可见献县四十八村的灾民。“献县的奶奶”便是她们乞讨时留下来的绰号。

　　解放后，党和政府致力于兴修水利，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挖、疏浚河道等，献县四十八村的水患有所收敛。特别是1963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后，海河水系得到了根治，献县四十八村年年被水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水患走了，旱灾又来了。献县四十八村对干旱缺乏准备，水利条件极差。因耕地大部盐碱，浅机井水咸，不能用来浇地，深机井无钱打不起，多数村是靠天吃饭，靠国家的救济款、救济粮维持生活，个别户、个别村民外出讨饭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年清明节期间，我们地区民政局和献县民政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到小平王乡后小王村调查，了解这个村的贫困状况。该村共有125户，539人，耕地面积1792亩，多为盐碱地。全村无一眼能用来浇地的机井，无一摊工副业，人均收入不足200元，多数户生活极度贫困。当我们在一贫困户调查时，正赶上已出嫁的年轻女子回娘家给去世不久的父母上坟。该女子的嫂子跑了数家后才借来2斤面粉和一颗白菜，一心想给多日未回娘家的小姑子包顿饺子吃。小姑子看到娘家贫到这种程度，哪还忍心留下来吃饭，擦着眼泪回了婆家。

　　从献县四十八村回来后，我们向地区民政局党组做了汇报。大家一致认为，献县属于冀中革命老区，这个县又有本斋回民乡，也属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除四十八村外，还有一些贫困村，完全够报国家贫困县的条件。于是地区民政局代行署写了申报献县为国家贫困县的报告，经地委、行署领导研究同意后上报省政府，抄送省民政厅。

　　1985年上半年，国家民政部和省民政厅主要领导同志，一并来任丘检查军队转业干部和退伍军人的安置情况。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和局长吕淑琴陪同行署副专员孙晔同志急速赶往任丘，当面向部厅领导汇报了献县的贫困状况，再次呈交了申报献县为国家贫困县的报告。部领导诚恳地对我们说：“今年下半年就要确定一批国家贫困县，国务院研究时，对献县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因国务院分管扶贫工作的副总理、国务委员和民政部领导，对献县“钦定泛区”四十八村的贫困情况早有了解，加之献县属冀中革命老区，又是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的故乡，献县比较顺利地被确定为国家贫困县。1986年初，献县县政府接到国务院的正式通知，全国共有258个县被审批为国家贫困县，河北省有12个县，其中有沧州地区的献县，衡水地区的武强、阜城、武邑和张家口、承德、邢台等地区的8个县。1994年，献县又被列为国家“八七攻坚计划”之内，即用7年的时间，使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现在，献县仍享受国家贫困县一切优惠政策，加快了发展步伐。

　　1986年，我离开地区民政局到盐山县任县委书记。这年正赶上盐山县自然灾害严重，“七场雹子三场风，倒了校宿砸学生。”在忙于生产救灾的过程中，又听到了反映盐山贫困的顺口溜：盐山“人好心甜，地碱水咸，无山无盐，缺粮少钱，农民贫穷，办事困难。”盐山县果真是这样贫困吗？县委研究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在县乡两级干部中开展“进十村，入百户，知民情，解民忧”活动。要求县委常委、县政府正副县长、民政局正副局长、乡镇书记、乡镇长要带头进村入户，调查研究。检查结果正如“顺口溜”中说的那样，在全县78万亩耕地面积中，盐碱地占一半以上。这些盐碱地集中分布在东部的马村、马牛、大付庄、小营、杨集、王可忠等8个乡镇的114个村庄。全县140多个贫困村中有70%也在东八乡。这些贫困村的人均收入不足200元，比全县农村人均收入354元低150多元。全县年财政收入仅2000多万元，维持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人头费都很勉强，更别说有余钱用来谋发展搞建设。在全县23个乡镇中，除韩集、小庄两个乡各有一摊规模较大的管件厂外，其他乡镇都没有像样的乡镇企业。特别是东部8个乡镇，基本上靠较低的农业收入维持生活。这8个乡镇水利条件又差，无深机井，浅机井因水咸不能用来浇地，多是靠天吃饭，靠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过日子。1987年春节前夕，我和县民政局长于汝英到全县最贫困的大付庄乡大付庄村走访农户，了解这个村村民的生活情况。在我们走访的贫困户中，有一户使我们心里最难受。这户只娘俩儿过日子，母亲年近70，双目失明，儿子已年近40岁，因家境贫寒还未成婚，他因重感冒已几天卧床不起。当问起这家的生活情况时，老大娘含泪对我们说：“吃粮早就断顿了，没几天就要过年了，俺还没有过年吃饺子的面粉。儿子感冒好几天了，因没钱买药，老好不了。”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心情都很沉重。作为县委书记，我深感愧疚。我有多年下乡带感冒药的老习惯，我让办公室跟随下乡的同志，从提包里取出药来，亲眼看着病人把药服下，剩余的药全部留给了病人。从大付庄回县后，县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贫困户无面粉过年的问题，决定本县筹集一部分，其余恳请地区给予支持。第二天,我和县长郑玉衡带领县民政局长和粮食局长,急忙赶赴地区民政局和粮食局进行汇报。地区民政局长刘润友和粮食局长钱忠杰听完汇报后，对盐山无钱、无面粉过年的贫困户都很同情，当即表示速拨部分救济款、救济面粉，让盐山的贫困人民过好年。腊月二十五以前，全县140多个贫困村的贫困户都领到了每人5斤的过年面粉。

　　我到盐山县工作二年来，走访了全县23个乡镇的大部分贫困村，对盐山县的贫困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前任县长郑玉衡和接任县长武金琢也经常到贫困乡镇进村入户，了解贫困情况。县民政局在接任局长王金良的带领下，调查了全县23个乡镇的所有贫困村，对全县的贫困状况了解得十分清楚。1988年上半年，县委、县政府和部分离退休的老同志共同听取了县民政局长王金良关于盐山县贫困状况和申报国家贫困县的想法后，一致同意将盐山申报为国家贫困县。特别是已离任的原县委书记陈炳文更是支持县委、县政府的申报举措。从此，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和县民政局的负责同志，便共同踏上了跑贫困县之路。

　　我们首先向地委、行署和省、地民政部门汇报了盐山县的贫困状况和申报国家贫困县的想法，得到了地委、行署和省、地民政部门的一致赞同和大力支持。行署专员赵金铎、副专员赵维椿先后赴盐山了解贫困状况和扶贫进展情况。省民政厅厅长李炳岐、地区民政局长刘润友，先后几次到盐山了解全县的贫困状况，指导如何写好申报国家贫困县的报告。我们赴京汇报前，地委书记郭枢俭亲笔给来沧州视察回京不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写了信。信中简要介绍了盐山县的贫困状况，请杨老把盐山的申请报告转交国务院。并告诉我们杨老正在首都医院住院。我们持信直奔首都医院，看望杨成武同志，面交了郭枢俭书记的亲笔信和盐山申报国家贫困县的报告。杨成武看了信和听了我们的简要汇报后，在病床上给国务院田纪云副总理，陈俊生、宋健国务委员写了信。信中说：“我刚从沧州检查工作回京，听地委书记枢俭说，盐山县还很贫困。这个县又属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是肖华同志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这里也是刘格平同志的故乡，是他建党和工作过的地方，属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国务院再确定国家贫困县时，对盐山县望给予考虑。”接着我们又找了原籍为盐山县堤东村、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书记、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的刘格平同志。刘老当场给出具了证明：“盐山县是我的老家，我是回族，这个县实属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现在仍很贫困。”“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生产条件差造成贫困”申报国家贫困县的三个必备条件都有了，怎样才能把杨成武的信、刘格平的证明和盐山县申请国家贫困县的报告送给国务院有关领导呢？这时，我们又找到了回家探亲时，县委、县政府曾热情接待过的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玉柱，他和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宋健住对门，二人经常接触，交往很深。由刘玉柱同志引荐，我们来到宋健同志家里，呈交了盐山县的申请报告和杨成武、刘格平同志的信和证明材料。宋健同志摊开地图，找到了濒临渤海的盐山小城，详细询问了全县的贫困情况，爽快地答应第二天就把申请报告、杨成武的信、刘格平的证明转交给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和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随后，我们又登门拜访了原籍为盐山马牛乡宋牛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成员的宋德福，给他留下了申请报告。接着，又登门找了曾到盐山检查过扶贫工作的民政部扶贫司白司长等有关领导和盐山老乡。这次我们赴北京申报贫困县，为申报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以后的年月里，县民政局长王金良分别陪同县长武金琢、县委副书记张玉岩、副县长张连荣、刘兴德等县领导又多次到北京走访，同样得到了多位领导的帮助与支持。

　　1991年6月5日，盐山县政府收到了国务院将盐山县列为国家贫困县的正式批文。县委立即召开了由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抢抓发展机遇，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动员大会。会上，县民政局长王金良做了“为什么争取贫困县、怎样争取的贫困县、如何用足用活国家给贫困县的优惠政策”的长篇发言。漫长的跑办过程、感人的跑办故事，令所有与会同志动容。大家纷纷表示，绝不辜负县委、县政府、县民政局的一片苦心，一定要用足用好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按照县委提出的“以商兴县、以农稳县、以工富县”的思路，以实际行动做好和支持扶贫工作，为盐山早日脱贫致富贡献力量。

　　国家贫困县的确立，国家的扶贫优惠政策，确实给盐山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在以后的岁月里，国家为支持盐山脱贫致富，每年都要投入扶贫贴息贷款、农业开发资金、扶贫工副业项目资金、以工代赈、电价优惠等约2000万元的资金。省地共有48个厅局到盐山对口扶贫，支持全县所有贫困村打井、办电、修路、建自来水、建蔬菜大棚、建畜禽养殖基地、搞枣粮间作等，极大地改善了贫困村的生产条件和贫困户的生活状况，加快了全县脱贫致富的步伐。

（作者系沧州市教委原主任）

 

【忆昔话往】

盐山县广大民工根治海河简忆
邵明海口述　赵志鹏　席文武整理

　　我叫邵明海，衡水市阜城县南霞口村人，1967年9月至1971年6月任盐山县根治海河指挥部政委。

　　毛泽东主席1963年11月17日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后，海河流域各级政府均成立了根治海河指挥部，具体领导海河工程施工，对河道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盐山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实施本县治河工程的同时，积极到外县施工，投身于根治海河的洪流。1964年5月到1980年4月，在盐山县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全县10余万民工大军，跨越东西，转战南北，艰苦劳作，先后参加了南排河（沧县）、子牙新河（青县）、独流减河（天津市南郊）、黑龙港河（大城县）、青静黄排水渠（天津市北大港）等20条河、渠的开挖扩建。施工范围东至渤海岸边，西到献县，南至邯郸，北达天津。整个海河流域都洒下了盐山广大民工的心血和汗水。

　　1965年10月14日，全县组织8295名民工，在沧县穆官屯参加南排河扩建工程，到12月18日停工。翌年春继续施工，5月竣工，共动土218.74万立方米。在施工中，盐山的孙凤元，创用“滑车拉坡”代替人力拉坡，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效。这一作法，很快在各县工地推广应用。1968年10月至1969年5月，在天津市南郊扩建独流减河时，盐山县民工住在用高粱秸搭建的窝铺内，顶着星星起床，月亮出来收工，中午没有休息时间。11月中旬，天寒地冻，河底挖出水来后，很快结冰，各大队民工没有一个叫累叫苦。席园大队民工席国华，奋力爬坡推车，六车就能推一方土，被评为治河标兵。

　　到外县施工中，盐山县民工团曾多次被评为先进，施工质量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嘉奖。1967年参加滏阳新河（献县）施工，盐山工段优质高效，名列沧州地区第一名，受到上级表彰。

　　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明确指导思想。以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为指导思想，以实际行动为保卫天津和华北平原做贡献。盐山县是一个中等县，每年冬、春两季，我亲率治河大军开赴工地。我任政委期间，共计出动干部和民工12万多人次，完成挖河土方达500多万立方米。当时国家的政策是以工代赈，国家按民工完成的土方量，给补粮、补款；超额完成，剩余粮款归民工；完不成任务，由地方回家要粮要钱。盐山民工提出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不回家要粮要钱，不向国家要救济”。每次竣工后，民工回家可捎余粮和余款。

　　实行财务公开。在工程开始前，指挥部首先向干部民工交待家底，说明此次任务有多少，上级给拨粮、拨款多少，剩余归已，欠缺自负，让干部民工心中有数。任务完成后，指挥部把剩余的粮、款合理平均分给民工所有。同时，充分发扬民主，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调动广大民工的劳动积极性，努力施工。

　　组织严密，层层包干。县指挥部下设工程组、政治组、财务组和卫生组，全县23个公社，实行军队编制，以公社为连队，下设排和班，选出连长、排长和班长，包任务、包质量、定时间、有检查、有验收。在每期工程开始前，指挥部召开动员大会，明确表态：只要大家遵照毛主席根治海河的指示施工，功劳是大家的，出了问题领导负责。动工后，凡要求民工做到的，领导干部先做到，使民工们干有样板，不浪费人力，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如县海河指挥部副团长贾耀华在施工中，身先士卒，脱下上衣，光着膀子，抡大锨，推小车，天天与民工干在一起，吃在一起，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工。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技术革新。每期工程中，沧州地区根治海河总部按时到工地放电影。县指挥部经常派代表团去工地慰问，并派人到前沿阵地与民工谈心，了解有什么困难和要求，然后给予解决、答复，达到民工满意。民工有了病，医生深入工棚，送药治疗，伙房给改善生活。因此在每个工期内，没有一个人闹情绪或开小差回家的，都是全身心投入海河施工。

　　初期施工运土是用大筐抬、篮子挑，费工费力，进度慢。后来发明改用“滑车拉坡”（用滑车往坡上运土），大大提高了工效。盐山民工没有一次延误工期，都是提前圆满完成任务。如在挖独流减河（天津市南郊）时，全县10800名民工，提前10天完成任务，得到沧州地区根治海河总部的表扬和嘉奖。

（邵明海，盐山县武装部原科长；赵志鹏，盐山县农业局退休干部；席文武，盐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沧州抗日英烈】

石景芳　血染柳林　功绩卓越

　　石景芳生前曾经说过：“中华民族的抗战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但黑暗即将过去，胜利就在前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为抗日而献身的准备。请大家相信我们的血不会白流，伟大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他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石景芳，原名石玉琮，字景芳,1912年腊月初八生于山东省无棣县刘风台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位开明的教书先生，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剪掉辫子，以示拥护革命，反对帝制。在父亲的影响下，石景芳从小就养成了不畏强暴、爱憎分明、急公好义的性格。

　　1928年寒假，他同关兴甫等同学考上了无棣县立第一高小。1930年暑假，石景芳高小毕业，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中学。在四中读书时，石景芳开始阅读一些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教育思想，积极参加了学校学生进步团体“学生自治会”及其组织的各项活动。1933年夏，他升入本校高中部学习。因参加学校驱逐校长学潮，后被反动政府拘留并被学校勒令退学。石景芳回家不久，又考入北平私立宏达中学，因学费太高辍学回乡，参加本地抗日救亡斗争。

　　1936年秋，石景芳担任了农村短期小学教员。他和进步青年关兴甫、党员丁洪泽、于梅仙等人，在刘风台小学成立了“友谊读书会”，搜集进步书籍、传播进步思想，受到广大小学教员和进步青年的欢迎，很快发展到80多人，凑集进步图书600余册。同时石景芳与关兴甫等还秘密组织了山东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鲁北分会，由济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同学经常给他们寄送抗日救国会的秘密材料，像党组织一样进行秘密学习和活动。

　　1937年2月，石景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投入到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之中。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无棣县政府装潢门面，将部分地主、豪绅、商会头目纠集在一起，拼凑了一个国民党官办的“抗日后援会”，打着抗日旗号，到处搜刮民财、鱼肉乡里。石景芳等人与之针锋相对地在城关小学成立了一个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的“抗日救亡会”。他到各地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展会员，很快发展到800多人，遍及到全县。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强烈阻挠，抗日救亡活动被迫转入秘密活动。1937年8月，中共无棣县工作委员会成立，石景芳任书记。这期间，他与其他工委成员一起，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编印了刊物《斗争》，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思想，以教育党员和知识青年。

　　1938年3月，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攻克无棣县城。石景芳卖掉自家的骡子，买了枪支，带着2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加入了第三十一支队，被编入三路军第三大队。同年7月，石景芳任“三十一支队”政治特派员。是年夏秋之交，党派石景芳到东光，负责创建抗日根据地。东光县西靠南运河和津浦铁路，是冀鲁边区的西方门户和屏障，是通向冀中、冀南两大战略区的交通枢纽，也是日军南侵的必经之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石景芳深感建立东光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来到东光之后，石景芳依靠早期进行革命活动的李光前、牟致祥等及东光的劳苦大众进行抗日活动，于1938年8月31日在灯明寺镇东于庄村成立了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石景芳任县长。

　　石景芳扎根群众之中，为开展抗日斗争四处奔波，日夜操劳，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1939 年10 月，东光县人民代表大会上，石景芳被评选为抗日民主政府模范县长。他响亮地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口号，号召东光县“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在东光县，石景芳积极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面教育和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一面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在石景芳的领导下，东光县很快成为一个有初步基础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3月，石景芳被调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40 年10 月，鲁北行政委员会撤销，石景芳调任冀南六专署专员。1941 年2 月，冀鲁边区党委成立，冀南区六专署改称冀鲁边区一专署，石景芳仍任专员。3月，冀鲁边军区正式成立，石景芳兼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他十分重视结合本地实际，推行党的各项抗日救国政策，对开辟巩固新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为此，石景芳被冀鲁边区行政委员会评为推行政策法令的模范工作者。

　　为培养提高专署机关干部队伍素质，石景芳经过深思热虑，并征求大家意见，提出在专署机关内部建立工作日志制度，以科室为单位，记录每人每天的工作、学习、行军、战斗情况，因连续行军或战斗频繁时，事后补记，半月交专员查阅一次。当时有人觉得在战争年代写日志无必要。石景芳说：“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工作日志是对干部的一种锻炼；抗战胜利了，也可以做为历史资料，教育后人，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他认准了这件事情对人民有意义，一直坚持到他牺牲。

　　石景芳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1941年6月，上级决定将老宁津划为振华、宁津两县，李光远任宁津县长。在他上任时，石景芳找他谈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宁津划县的意义，指出：“宁津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方，是我们保卫宁（津）乐（陵）边中心根据地的屏障。把宁津县的工作搞好了，就等于拖着敌人的一条后腿，只要依靠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强大的敌人。领导相信你们会把那里的工作搞好。”石景芳那谦逊而朴素的举止，坚强而有力的语言，激励着李光远的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石景芳善思多谋，指导工作具体而切合实际。1941年冬，南皮县抗日政府派县大队攻打桃园，决心铲除桃园猴（侯）这个势力雄厚的封建堡垒，攻而不克，却把侯某刚几岁的“小少爷”带回作抵押，提出要对方捐献50支枪，方可放回。这时，石景芳正在南皮境内活动，南皮抗日县政府向他作了请示。石景芳沉思片刻，提出异议，帮助他们具体分析了换枪、还是做争取工作的问题，明确指出：“你们这样做不策略、不现实，我们要利用疏通关系，尽最大努力把候争取到抗日队伍中来。”按照石景芳的指示和要求，南皮县大队多次派人与侯某会面交谈，用民族大义教育争取，终于使侯某转变了立场，为抗日作了有益工作。

　　石景芳作战英勇顽强，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1941年冬季，专署在东光县大柳树张村宿营，拂晓前遭敌奔袭，敌强我弱，情况十分危急。石景芳听到枪声，马上到岗哨位置，等敌人快进村时，令一个班把敌人打了回去，待机关人员多数退出村子，又整理了下队伍，最后和队伍一起退出村庄，进行有计划的转移。1942年春天，专署行军到东光县大付家遭“扫荡”之敌的奔袭，干部战士疲劳紧张，又是石景芳到前沿组织战士用火力压住敌人，争取了转移的时间。石景芳作战奋不顾身，不怕牺牲，警卫员经常为他的安全而担心。在一次战斗中，一梭子弹朝石景芳打来，警卫员石玉林一膀子把他扛出老远，石景芳说，战士打仗不怕牺牲，我们当指挥员的就怕死吗？在这期间，无棣县伪六旅头子曾给石景芳写信劝降，他坚定如山，当即将信撕碎，并回信怒斥其无耻的卖国行径。

　　石景芳在任六专署专员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抵制宗派主义，团结全专署党政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主要功绩是：贯彻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锄奸原则，纠正了1940年以前乱杀人、捕人的现象，对扩大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伪起了积极作用；推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优待烈军工属、救济贫困户等法令条例，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改造旧乡村政权，使各级政府体现抗日民主的性质；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体现了政府的廉洁奉公，改革旧教育，实行抗日爱国教育，为抗日培养了不少人才。

　　1942年，正是冀鲁边区最艰苦的年代。侵华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近5万兵力，从5月1日开始对冀中进行大规模“扫荡”。从6月9日，日军开始对冀鲁边区进行大“扫荡”，冀鲁边区的环境更加残酷恶劣。6月18日，石景芳与一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长邸玉栋等率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干部和警卫连的干部战士共百余人驻在鬲津县三区大单家(今属东光县)。当夜，被敌包围。敌之合围中心正是大、小单和宫、王、赵、孙四柳林村，被合围的还有驻在小单家的分区青救会主任燕明，驻在宫柳林的鬲津县大队一连连长沈玉臣所率之部，另外还有冀中过来的参观团。19日拂晓，石景芳、杜子孚等亲自组织突围。向南冲到鬲津河堤下，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的敌人居高临下，用轻重武器封锁了我军过河去路，向北转到寺后杨附近，石景芳不幸中弹负伤。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就走，他硬是不让背，说：“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战斗！”石景芳带着重伤忍着剧痛，指挥突围。敌人四面重兵包围，轻重武器压境。我军战士多数身亡，石景芳带领的干部战士被压缩在赵柳林村村东的一块开阔地上，子弹打光了，敌人端着枪嚎叫着冲上来，石景芳鼓励战士：宁死不做亡国奴。在开阔地的一个松林坟场中与敌人拼刺刀，展开了肉搏战。由于寡不敌众，在拼杀中，石景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时年30岁。

　　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石景芳入选由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