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邓颖超： 把“指示”两字去掉
有一次邓颖超在政协小组会上即席发言，有位委员立即在讲话中对邓颖超主席的“指示”表示感谢，邓颖超马上说：“不是指示，不是指示，咱们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协商和交换意见，在我们这个圈中，要把‘指示’这两个字去掉。”
【人物风采】
父亲留在长芦的脚步
李卫东
我的父亲李明堂是一位把终生热血、汗水及智慧奉献于海盐事业的拓荒者，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12年的天地阻隔并没有减退父亲在我记忆里清晰的音容笑貌。每每想起父亲，我的内心都在隐隐作痛,也无不为父亲留在沧州盐业的脚步而敬仰。
初出茅庐的山东好汉
尽管父亲在世时很少谈起自己的过去，但听母亲和他生前的同事们说起来，无不感慨赞叹。
父亲，1938年出生于山东省宁津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人多地少且土壤贫瘠，是典型的封闭式内陆村庄。年少时，父亲像许多热血男儿一样也做过扛枪杆的梦。报名参军的时候，却因年龄差6个月，没能去成。年少气盛的父亲一心要离开故乡去闯荡，靠一双勤劳的手开拓一片新天地。1955年初，上级号召去北大荒垦区开荒，他便报了名，很快获得批准，并委以重任，带领一个区150余人的开荒队员，从山东徒步走到天津白沙头。那年，父亲刚满17岁。
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排山倒海，上级宣布要在黄骅东部沿海创建世界上最大的盐场。当时开进荒滩的建设者有1万多人，除了各县的民工，还有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也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戴帽儿”的右派。是年冬天，刚满20岁的父亲率领宁(津)吴(桥)二县的230名开滩民工加入了创业大军，并被编为“青年突击队”，父亲任队长。从此，他便与这“苦海沿边”的百里盐滩结下了不解之缘。
创业惟艰。人们啃得是掺了糠的窝窝头，没有咸菜就蘸盐水、盐粒儿吃，喝得是又苦又涩的咸水，住得是秫秸扎的简陋工棚。这种工棚当地叫做“一窝龙”，名字挺响亮，毕竟太简陋了，寒风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把一个个小伙子冻得爬不出被窝；夏季赶上连雨天气，蚊虫叮咬不说，棚子里漏得连块干地皮也找不到；天凉快时，睡个舒服觉，半夜里翻个身，被窝儿里多了个肉滚滚凉冰冰的玩艺儿，掀起被子，抻出来一条菜青色的长蛇，浑身一层鸡皮疙瘩。
海滩的苍凉与艰苦使创业者们瞠目，连一些从朝鲜战场趴冰卧雪下来的转业老兵都有些吃不消。有人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转来转去转到了这块苦地方，不如回家过个安稳日子去。也有的说，这块土地，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撇下回家对不起先烈。多数人还是认为，只有把盐场建设起来，才有幸福的生活，为了这，吃点儿苦又算得了什么!
父亲是代表上进派的。他们一到这里，就紧紧地抓住脚下的土地，立誓用血汗浸润它，让它变成富饶的盐区，让海水变成滚滚的财富。
在沸腾的工地上，最惹人注目的，要数父亲带领的“小老虎突击队”。父亲属虎，这支队伍里与他同龄的便有78个，号称“78只虎”。他们抬大筐、推大车，挥汗如雨，顶着星星下工地，踏着月色回工棚，哪里有困难，“小老虎突击队”的红旗就插到那里。第一座扬水站在施工中遇到了6米多深的流沙，许多人望而生畏。父亲带领78只“虎”前来应战。他悟性极好，加上学到的一些水利知识，立即决定采取打桩防护和修转盘出土的措施，苦干加巧干，拼命加科学，三个月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工程，为后来治理流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小老虎队”在整个工地名声大振。
煮海晒盐的大泽硬汉
1959年，父亲被调入长芦黄骅盐场一分场任制盐技术大队队长。为了完成占全场结晶面积1／10的8个生产结晶单元工程，大伙把命豁上了，挑灯夜战，一个人一天施工量达24立方，相当于4个标工。搞红旗竞赛，擂鼓助阵，党委书记三番五次做工作，双方都不收兵。数九寒天，大家全都甩了棉袄干活。不少人早起悄悄地加班，干了两三方土的活，天刚麻麻亮。
结晶池刚泡过荒(把结晶池底犁起来，放水进去，谓之泡荒)，就到了小雪节，要踩池子。天上飘着雪花，地上刮着寒风，父亲第一个脱光了鞋袜，跳进池子。刚放过水的盐池冰冷刺骨，两只脚顿时麻木了，他咬紧牙，拼命地踩着，一百五六十号人接着一起下到池子里。父亲和不少老盐工就是那时中下了寒腿病。
池子踩得光滑平整，固若金汤，拿铁锹戮一下，只能铲出一道白印儿，脚板站上去，又有弹性，这叫柔中有刚，没硬技术可不行。时至如今，父亲的老战友们忆起那段日子，依然眉飞色舞，感慨万千。
1961年，长芦黄骅盐场半年完成了一年的原盐计划产量，《人民日报》发表了《向黄骅盐场看齐》的社论，父亲也因此被树为技术比武标兵。从那时起，父亲这个大泽硬汉的血液里开始有了海的秉赋。他的命运，与这片海洋，这片海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第一锨破土动工，到飞出“一年任务半年完”的捷报，短短4年间，长芦黄骅盐场总投资1247万元，共完成主体工程199项，动土719万立方，建大小扬水站83座，建造涵闸41656座，建造房屋55711平方米，修铺公路82公里，安装通讯线路127公里。全场占地总面积8586公顷，年原盐总产46万吨，总产值达4316万元之多。一个初具规模的大型盐场出现在昔日荒凉贫困的渤海滩上。
1962年，因三年自然灾害及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缘故，上级命令长芦黄骅盐场停建下马。来建设世界第一盐场的1万多名干部、职工，顿时成了散兵游勇，大家流着热泪，三步一回头地和这块拼搏了数百个日日夜夜的盐滩告别。最后只剩下236人留守，父亲名列其中。留下来的人负责处理盐场的资产。至此，“建世界第一大盐场”的宣言，化为泡影。
历尽千辛万苦盖起的一排排房子扒掉了，修好的一座座闸门拆除了，最后连铺池子的砖也起出来卖光了。整个盐场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之后的废墟。而执行这毁灭性任务的，又恰恰是建设者自己。房子有不少是经父亲之手卖出去的，卖一间房子，就像从他身上割一块肉似的难受。
留守人员过着一挂肠肚闲半截的“瓜菜代”日子，雨天，抱着棍子推磨；晴天，还得去附近村上支农插秧。父亲一个人抱着一杆枪，在分场里一呆就是个把月。日复一日，他守望着一片片残垣断壁，看太阳在大海滩上升起又落下。他漫无目标地在荒滩上踱步，废弃的结晶池里，那泛着星星点点的盐花，使他格外的痛心。父亲和他骈手抵足的236名盐工兄弟，作为护场人员留守在盐滩，苦苦地排遣着胸腔里的烦躁与沉闷。
1965年，当恢复建设黄骅盐场的喜讯传来时，父亲和他的工友们每人一大海碗烈酒下肚，兴奋得热泪满腮。上级党委从塘沽、汉沽两个盐场调集来的200余名精兵强将，加上留守的236条汉子，集结成一支新军，开始了恢复盐滩的宏伟工程。黄骅盐场至此死而复生。
恢复盐滩，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役!当时在一工区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闯过了多少坎坎坷坷，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有的老职工一年365天泡在工地上，除夕夜赶回家，吃了顿饺子就往回返。也有的青年工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婚期，扬言不完成工程，不晒出新盐，甘愿打一辈子光棍!
父亲爱动脑筋，大家遇到疑难问题，总习惯找他讨教。那大汪子淤得太浅了，扬上来的水一拉就满，一用就完；那一丛丛的芦苇根深蒂固，刚刚制得卤水很快就顺着芦根渗下去了。这野火烧不尽的芦苇，最让人头疼，盘根错节的芦根在5℃的卤水中变得坚韧无比，刀砍斧剁也无可奈何。最后父亲想出了个办法，用卤水顺苇芯灌下去!这一招果然凑效，卤水就像给芦苇注射了毒药，再也长不起来了。
多年来超越人体极限的高强度劳动，使父亲落下了腰酸腿疼的毛病。但他苦活累活总是抢在前头,运盐的船在河沟搁了浅，要疏通河道，风刮得正紧，父亲二话没说，脱掉大衣，穿上胶皮衩裤挺身跳进冰水里，在冰茬割肉的严寒中，从早8点一直干到下午两点，整整6个小时!上岸脱掉胶皮衩裤，里边棉袄棉裤全湿透了……铁塔般硬汉子的父亲，收工回来几乎瘫痪在床上，再也无力爬起来。几碗烈酒下肚，竟暖不热前胸后背，两腿沉得如同灌了千斤铅!工友们吓坏了，大家连夜把他送到了沧州地区医院，在医院里，一位从天津医学院毕业的大夫无望地把父亲介绍给他母校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大夫。他摸了摸父亲那两条冰冷的腿，轻声问：“今年多大岁数?”父亲回答：“25。”老医生钦佩地点点头：“要是45你只有回去，等着把双腿锯掉；25岁或许还能治。太可惜了……”老教授除了给父亲作了必要的治疗以外，还让他做条狗皮裤子穿上，不论冬夏，穿不到时候不能脱。父亲遵医就诊，一条狗皮裤子连续穿了400多天。三伏天褥热难忍，他硬挺着，一直穿到皮板里生出麦粒儿大的虱子都不曾动摇。400多天的严寒酷暑之后，脱掉皮裤，他果然又可以健步如飞了!
他组织大家在实干中学习科学制盐技术，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技术革新。他组织设计的《黄骅盐场恢复十付荒滩设计任务书》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结晶单元模式，这项工程建成之后，增加了5.5万吨的原盐生产能力。扒泥在盐场是最累的活，比挖河要累几倍，修复大汪子时，父亲和老师傅们研制出了扒泥机，轰动了整个长芦局，引得兄弟场纷纷前来取经。
初露锋芒
1975年，父亲出任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场长，他罄其心血和汗水，立志在这片复苏的土地上，绘写出一幅“煮沧海、淘原盐”的恢宏画卷。他在积极组织并身体力行开展恢复荒滩大会战的同时，致力改善和创造良好的生产、交通、运销、电力等环境。经过几年的奋斗，场内不仅修通了连接盐区集中坨的地方准轨铁路，修通了53公里四通八达的盐区柏油路，还重新恢复了大口河海运码头，架设了26公里3.5万千伏高压线路，使百里盐区形成铁路、公路、水路“三位一体”的庞大的运输网络。父亲也因创业成绩卓著，管理指挥有方，于1981年当选为场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说出一句让人眼发热、心发烫的话：“如今，仍是艰苦创业时!”
食盐是人民基本的生活资料，更是基本的化工原料。从商鞅的《盐铁论》到晁错的《论贵粟疏》，历代王朝都把盐作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支柱。然而，盐业工人却是最辛苦的。因为在那时，500克食盐零售价才卖8分钱，工业用盐售价更低。父亲爱学习，肯动脑，所以在1980年初，他就提出了“无盐(业)不稳，无养(殖)不活，无化(工)不富”的口号，并提出了一系列兴场方针，由此开拓出盐场立体发展的广阔前景。
然而，要摆脱一种惯性并非易事。父亲是典型的“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性格。父亲在场里有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及各位副场长等组成的团结协作的领导班子，在外界有若干肝胆相照的朋友。他常说：“搞企业没有四面八方的支持，将寸步难行。只要有朋友支持，何愁大业不成?”
办养殖场的第一步，就是要在一米多深的沼泽淤泥里开掘出1500亩虾池，开这么大的虾池，谈何容易!中型履带推土机刚开进去陷在那里寸步难行，怎么办?有的人幸灾乐祸等着看一场“好戏”，有的则心里没有底。“怎么办?”“就这么办!过河卒子只进不退!”他想起了老朋友，连夜冒着严寒直奔华北、大港油田，一见老朋友，门没进，水没喝，第一句话，就是求援D60型大马力宽履带推土机。朋友们受了感动，都说：老李，就凭你老兄干事业的这股劲儿，我们的工程再紧，也要全力支援你们。没过几天，来自两个油田的数台D60型宽履带推土机开进养殖场工地，水体育苗室也同期动工。农历腊月二十三，父亲又派人当天往返上千公里，从山东找来一流的冷库设计图纸。
三项工程紧锣密鼓，全部实行承包责任制，结果第二年就交付使用。9月，是收获的季节，当年产虾7万公斤，盈利40万元。改革旗开得胜。这一喜讯传遍了盐场每个角落，燃起了盐工们改革的热情，在当时全国的国有企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学习取经的人络绎不断。
这之后，父亲依照“无化不富”的思路，相继上马了国内紧俏的溴素产品和粉洗盐，使盐场由单一生产迅速发展成一个以盐为主，多种经营，集制盐、养殖、化工、盐机制造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企业，固定资产超亿元。从1980年到l989年的改革10年间，累计上缴利税17148.08万元。1989年，长芦黄骅盐场跨入国家二级企业，1992年成为国家大型企业。
迎着呼啸的海风
1987年，父亲率先在长芦盐区实行了场长负责制和场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把经营承包机制引入制盐工区和班组，将产品质量等技术指标落实到人，全场上下形成一股强劲的合力。当30名一线工人被聘为基层干部，当管理人员以实绩论升降，一线工人以完成技术指标论奖惩的竞争机制相继出台后，不仅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也为盐工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天地。
修配厂以往吃“大锅饭”，车间里“大帮哄”，车间外“大撒鹰”，管理混乱，每年亏损5万余元，承包后当年盈利4.5万元；常年亏损的供电所，凭借承包责任制的威力，半年盈利近10万元。这使父亲和他的伙伴儿们越来越清楚了不但要有“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还要有“拼命加科学”的智慧。不改革，绝对无路可走；不讲科学，只能事倍功半!
盐场又相继打破工资分配和劳动用工等项制度，新进场的工人全部实行合同制。整个企业在围绕着转换经营机制那个时代的课题做文章，煮海的盐工们决心张开双臂，去拥抱改革开放的瀚海春潮。
说到制盐区各个工序的管理，父亲同样功不可没。为了提高原盐产量和质量，他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制盐经验，积极推行“新、深、长”生产工艺，改变“老、短、浅”传统工艺，科学地总结出“治、改、保、排、灌、管、收”的制盐工艺系统理论，成为提高原盐单产的有效途径，作为一项科技成果在全国海盐区迅速推广；他经过反复实践总结出的最佳结晶深度、最佳扒盐周期和通俗易懂易操作的“科学制卤法”，实现了连续10多年在长芦盐区吨盐存卤量名列前茅；他创造的“制卤汪子大坡比筑埝抗冲刷技术”，在海盐区广泛推广，获得了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还通过大搞盐田技术改造，使全场塑料苫盖面积达到1.3万公亩，有效提高了原盐生产的抗雨能力。原盐质量自1982年以来，连年保持部优产品称号，并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银奖。
求知若渴 惜才如命
父亲在实践中深深认识到：一方土地的崛起，首要的是这方土地所承载的人的崛起。那是l982年春，盐场接到通知，上级分配6名大学毕业生来场负责技术工作，父亲高兴得睡不着觉。在此之前，一个拥有上千名盐工的中型企业，居然没有一个人拥有大专学历，盐工时常表现得如同老牛掉到井里，有劲使不上。父亲亲自驱车去沧州接学生，见面的第一句话是：“盐场欢迎也更需要你们!”
“盐场在哪儿?”大学生们睁大了疑惑而惊异的目光。
“从这儿往东，走上80公里，在海边……”
“还得往东呀!……”6名大学生的头一下垂了下去，没精打采地把行李从车上丢下去，说啥也不去了。
坐在空车上的父亲，心里像有一把利刃在割。他握紧拳头，如同当年在“小老虎突击队”时下战表：“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大学生!”
时隔不久，父亲去参加轻工部举办的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为期半年，结业时要进行严格的考试，考中的继续回原企业任职，考不中的就得另请高明。父亲倒不是非当这个场长不可，争强好胜的性格不允许他自己在任何地方落伍。培训班学的全是大专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也有管理科学，这些对于高小文化程度的父亲来说，就是啃硬骨头、嚼酸果子了。况且这项考试又是全国统考，那些本科生、研究生出身的厂长们，心里还咚咚地直打鼓呢!
培训班结束时，父亲的结业考试成绩让人瞠目：各科分数均在90分以上，捧回来一张实实在在的文凭。还有一个意料之外，他的体重从95公斤一下子减到84公斤，比吃什么减肥药都顶事。
有知识才有力量。每年，盐场都要拨专款用于智力投资。第一次开学典礼，父亲把拳头对准桌面当鼓擂：“我希望咱们把大耙大锨换成电脑换成按钮换成操纵仪。我们要有自己的中专生、大学生、工程师、经济师和企业家，盐场未来的担子，将落在你们肩上!……”
连年的智力投资，换来的是有26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在盐场各个技术岗位发挥着聪明才智的技术人才，另有120余名职工外出深造；高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近90名，3000余名职工平均文化程度达到初中以上。
决策者需要文化，职工们更需要提高素质。对此，父亲不惜重金，用“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培训了一批又一批职工。他还多次亲自登台，为职工们授课。有人想不通，觉得把这么多钱花在这方面不值得。但父亲不这么看，他说：“企业竞争就是智力竞争。钱是人挣来的，我们自己有了一大批人才，还愁财源不滚滚而来?况且，盐场的未来就靠他们了!”
凡干事业者，当以钢铁意志开拓，以仁爱之心得人。工程师刘世鑫家属在沧州市工作，住房有困难。为解决他的后顾之忧，1986年，盐场花1.5万元在沧州市为他购买了三间住房；搞盐机专业的大学生岳激伟，在盐场工作4年，25岁还没找到对象，父亲在沧州开会期间，忙中偷闲，给他四处张罗。
父亲是自学成才的高级盐业工程师，曾荣获全国优秀企业管理者称号。他的一篇学术论文曾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性专业研讨会上，受到国外专家的高度重视与好评。
荣辱不惊挑重担
1984年，地区行署主要负责同志找到父亲，叫其“帮帮盐税”。父亲说：“你也得帮帮我呀!”“帮什么?”“开个运销会吧，咱的盐正滞销呀!”领导同意了，沧州地区行署拨了4万元，当时的黄骅县拨了两万元。运销会开得非常成功，山西、河南、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的客商都来了，还请了天津小百花剧团。会后，盐卖净了，几千万元收入缴上来了，盐的销路也打通了。可是，紧接着，父亲也被告了：李明堂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各级纪委都来追查。
多少人为父亲鸣不平，多少人为父亲担着心!运销会期间，母亲和姥姥都病重住进了医院，可父亲为了确保会议成功，没能到医院照顾过一天。后来，没多久姥姥就去世了，母亲对此很伤心，父亲也感到十分内疚。即使如此，父亲仍然没有放下工作，运销会照常开，客人照常陪，买卖照常做，运销会是成功了，但家庭也遭受了波折，父亲没有泄气，更没有对告状人耿耿于怀：一切向前看吧!
后来，各级领导很快按政策办事，事情圆满地得到了解决。
1992年春节，父亲和盐场的决策者们聚在一起，为企业的发展作新的抉择。新春刚过，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在沧州地委、黄骅市委主要领导同志陪同下，莅临盐场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精神，为百里银滩带来了新的春天。父亲代表全场职工向省、地领导汇报了“十抓十依靠”的兴场之道，父亲的长篇汇报，得到了省、地领导的赞许，一再鼓励盐场在改革开放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绩。离场之前，邢崇智兴致勃发，欣然挥毫题写了“艰苦奋斗，振兴盐业”八个大字。
省委书记的题词和父亲的“十抓十依靠”兴场之道，通过舆论工具《盐工报》，迅速传递到了广大盐工的心窝里，鼓舞着人们夺取了“黄金季节”的累累硕果。一季度首创利税“开门红”，二季度原盐生产传捷报，三四季度销售出现新局面……
1992年，父亲兼任党委书记的第一春，就遇到了天灾接连不断、生产举步维艰的严峻考验。在春晒生产的关键时刻，连绵不断的降雨使生产损失异常惨重，平晒池内近1／4面积的盐碴被化净。老天似乎在故意刁难人，捉弄人。
在不断急剧恶化的生产形势面前，他带领党政领导班子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响亮地提出“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口号，倡导开展了多种竞赛活动，为抗灾保产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5月下旬，正值夺盐的“黄金季节”，灾情进一步恶化，结晶池的盐碴已所剩无几，完全丧失了抢扒的条件。如果老天再度降雨，后果将不堪设想。父亲带领班子成员深入班组征求意见，亲临现场通宵试验，经过无数个昼夜的实验，父亲果断地做出了一个由抢盐变保盐上塑料苫盖的决策。在汛期前夕上塑苫，这无疑是一招险棋。然而，起死回生只能背水一战。父亲披挂上阵，带领机关干部与一线盐工泥里滚，卤里拼，人拉肩扛，挥汗大干。经过l7个昼夜的鏖战，全场2299公亩的塑苫工程提前告捷，终于抢在了雨季之前，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天灾带来的损失。
大灾之年夺得了原盐大丰收，这一成绩凝聚着职工的血汗，也倾注着父亲的智慧与汗水。就在这一年，长芦黄骅盐场在全国同行业率先完成生产任务，创造了战天斗灾夺丰产的业绩，受到了沧州地委、行署的通令嘉奖和表彰，给场级领导班子记集体三等功一次，全场干部职工增发一个月工资，上浮一级工资，并号召全区广大干部职工向长芦黄骅盐场学习。
百里盐滩的荣耀
1992年10月12日，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父亲作为正式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盛会。踏上人民大会堂高高的台阶，端坐在大会指定的代表席上，父亲全身心沉浸在汹涌澎湃的海洋里。
置身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之中，父亲不仅感悟到了这来自盐滩深处海啸般的欢呼，而且预感到了改革的大潮将再度掀起，将会把自己所衷爱的那片土地那项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境域。同时，他也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从一个普通的盐工到统领数千名职工的场长兼党委书记，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到河北省“十佳公仆”劳动模范……其间的每一步跨越，每一番风雨，每一次坎坷，每一缕春风，每一次微笑，无不和那片盐滩那些盐工兄弟息息相关，无不和煮沧海这项艰辛而豪迈的事业息息相连。
父亲在长芦黄骅盐场工作37年，无论从事基层工作，还是在领导岗位上，始终坚定政治信念，以党的事业为最高利益，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勇于实践，为沧州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由于他出色的工作，盐场领导班子被沧州地委、行署授予集体三等功，他个人受地市级以上奖励20多次，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91年4月授予父亲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1991年12月荣获“河北省十佳公仆”荣誉，1992年被省政府授予“河北省改革先锋”荣誉，同年被授予河北省劳动模范。1995年2月，父亲任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丹心照汗青
父亲退休之后，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沧州盐业的发展，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2年11月19日，在沧州市经济发展协作联合会举办的管理创新与领导艺术报告会上讲话时，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上午8时50分逝世，享年65岁。
原市政府副秘书长王继丰叔叔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悲恸万分，提笔写下哀痛而深沉的挽词：
每一条皱纹都含着微笑，每一个微笑都充满智慧；
每一条皱纹都铭刻着拼搏，每一次拼搏都留下光辉；
每一个脚印都清清楚楚，每一个脚步都值得回味!
老兄您匆匆地走了，
走向更加光辉!
当我们兄弟三人接过他写就的挽词时，他老人家已是泣不成声……
2007年元旦，我去探望刚刚大病初愈、曾经与父亲一起开荒建设盐场的老战友、原新华区人大副主任王长森大爷，他和我讲起了他们共同度过的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讲到动情处，不由得老泪纵横!他哽咽着说：“你爸爸干工作就是太认真、太要强了，只知道工作，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只知道照顾别人，从不考虑自己，才导致身体透支过度，要不然也不会走得这样早。他是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盐场，交给了党的事业!假如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来形容你爸爸的话，真的不为过!”
父亲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团结同志，谦虚谨慎，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处事公道，为人正派，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父亲是伟大的，但也是普通的。在盐场工作时，他出差最多，却没领过补助；旅行途中，他总是出钱请别人。他说，我工资最高，职务最高，年龄最大，理应结账。l980年前后，盐税占沧州地区财政收入的三四十个百分点，是对全地区贡献最大的企业，但每次领导们谈起这些，他总是很快地转移话题。他和家人、邻居、同事、上下级之间都能和睦相处，情真意切。记得父亲与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吃亏就是福!”凡事要懂得吃亏，学会吃亏，这样才能有一个和谐的环境，大家共同进步。每当提起父亲，和他共过事的人们总是说：“和老头儿没处够，一想起他，心里就热乎乎的。”
2007年，我遇到市发改委的崔怀洲大哥。听他意味深长地说，2008年是盐场建场50周年，是应该好好地搞一些有意义的庆祝活动，让新时代的盐场子弟了解当时创业的艰难和曾经走过的光辉历程，也是为了长芦黄骅盐场今后能够走向更大的辉煌！
父亲虽然走了，但是，他的优秀品质，一直是我心里的一面镜子；他的形象，一直是我心里的一座丰碑。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系沧州市外办（旅游局）副主任（副局长）；原文本刊有删节）
【沧州抗日英烈】
杜子孚 抗日先锋 炳耀千古
杜子孚是个好党员、好书记，对党忠心赤胆，对革命事业公而忘私，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劳其筋骨竭其心血。他形体虽殁，但其精神炳耀千古。
杜子孚，原名杜兰友，1916年6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宁津县张大庄乡后郑村一个农民家庭。在父亲教育和艰苦生活的磨练下，杜子孚从小养成吃苦耐劳、刚毅坚强的性格，聪慧好学，善于思考，敢于发问。
1931年，杜子孚考入南皮县黑龙村县立第二高小。是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激起了杜子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憎恨，一颗爱国抗日的种子在他心头萌发了。杜子孚积极联络进步同学，决心抗日救亡。1932年夏天，在砥桥的一个集日上，杜子孚带领几个同学聚众讲演。他站在一家馒头摊的车上，挥舞着拳头，愤怒的高呼：“同胞们，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决不当亡国奴……”他那富有号召力的讲演使一些爱国青年握拳顿足，恨不得马上奔赴东北三省和日本侵略者大干一场。1934年高小毕业后，他考取天津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杜子孚深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影响,思想非常活跃，逐渐懂得了用马列主义唤起民众救国的道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波及到天津。12月16日,天津市民、学生发起反对“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运动,一师广大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游行集会。杜子孚当时担任学生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他积极奔走联络、宣传呼吁，活跃在斗争的第一线，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分裂，万众一心抗日救亡。
1936年初，杜子孚回到了家乡后郑庄。不久，他又考上了泊镇省立第九师范。入学后随即投入秘密活动，串联同乡学生，组织“南皮同乡会”(当时后郑庄属南皮县)。他好书善画，用书法绘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抒发革命情怀，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鼓励生活困难的学生振作起来和国民党旧官府斗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日军大举南下，于9月占领泊镇。杜子孚辍学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中去，经张文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冀鲁边工委受上级党的指示，于1938年3月组织建立了南皮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杜子孚任主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战委会成立初期，南皮县各种封建势力拉队伍、占地盘，各树一帜。杜子孚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动员开明绅土和上层人物参加战委会，捐献枪支，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同时打击地主恶霸势力，争取中间力量，开创了南皮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38年，日本侵略军在南皮县到处设据点，建岗楼，修公路，架电线，抗日斗争日趋艰苦。杜子孚和县工委书记张白水不畏艰险，东奔西走，建立区、村抗日政权，巩固扩大县、区武装，带领群众扒围破寨，袭扰打击敌人。这一年，他动员亲属及群众参加了战委会和抗日县政府的工作，并带领群众扒掉了附近几个村的村围子。他的家乡后郑庄也成了地委、县委领导往来的立足地。地委的印刷厂和第四交通站设在他家屋檐下的地洞里。他的家人也都参加了收藏文件、送信、探听敌情、印刷文件等工作。
1939年，杜子孚调任中共津南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长，后又调任冀鲁边二地委书记，为开创抗日斗争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1年，杜子孚调任冀鲁边一地委书记兼一军分区政委。他作风民主，联系群众，不管是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谁损害了群众利益，他都毫不保留地进行批评。在革命队伍中，他用一种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洗刷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烙印和创伤，因而受到同志们的爱戴和敬重。
杜子孚善于学习研究党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战争问题。他把《共产党宣言》和《论持久战》等书带在身上，一有空闲就孜孜不倦地学起来，每张《烽火报》都认真阅读，从中汲取养分，指导自己的工作。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结合地下工作和游击战争问题做了很多笔记。
杜子孚有丰富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验，他善于抓住战前短暂时机对部队进行政治鼓动工作。1941年地委和专署机关及所属部队驻在苟张寨时，他向战士们风趣地学起火车鸣笛的声音，他说“你们听到火车叫了吗?我们在根据地要想着敌占区的人民，打到铁路沿线去，破路截车，你们敢不敢?”战士们个个握拳发誓，请求任务。
1942年6月，日军集结重兵对冀鲁边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边区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全区 17个县设据点456个，驻日军3600余人，伪军万余人，机关部队的活动非常困难。为粉碎日军的“扫荡”，杜子孚等组织一地委在东光县三区大高台村召开了县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分析日军大“扫荡”的形势，布置反“扫荡”任务，并组织边区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作战。
1942年6月18日，一地委书记杜子孚和专员石景芳等带一地委、一专署的机关干部和警卫连100多人与敌周旋，由崔达转移驻在大单家。同日晚侦察得知，日伪军3000余人向冀鲁边区的东光、南皮、鬲津、宁津四县交界处合围。根据这一情报，杜子孚和石景芳等地委、专署领导通宵开会，研究突围计划。19日拂晓，敌人一窝蜂似的合围上来。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杜子孚镇定自若，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奋力突围。他率部给敌人以杀伤，打开一个缺口冲出村子，顺着通往砥桥的一条道沟向鬲津河猛冲，打到河岸时，又遭到河岸埋伏之敌的堵截。这时杜子孚和石景芳商量，一人带部队掩护，一人带队伍撤退。于是，杜子孚带队伍转向西北方向边打边撤。当撤到了四柳林一带地域时，部队的子弹打光了，陷入敌人团团包围中，杜子孚带领战士们喊着冲向敌阵，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白刃格斗。拼杀中，杜子孚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6岁。
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杜子孚入选由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