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1月至1973年10月我在盐山县旧县（现千童镇）供销社当售货员时，亲身经历和见证了那个年代公职人员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不谋私利、廉洁清正的优良作风，那些一个个十分感人的真实故事，至今仍不时浮现在眼前。

工作服自掏腰包

　　当时，商业职工不能像产业工人一样发工作服，上班穿自己的衣服。旧县供销社只有单位食堂和两个国营饭店的炊厨人员及糕点房的糕点师，经主任会议批准，用随批发货物来的外层包装布，给每人做了一个能罩到胸的长围裙。像这样的包装布，凡与上级批发单位有大宗批发业务的零售门市部都有，如百货的布匹包装，食品的奶粉包装，等等。至于我所在的生产门市部，随整箱整桶整捆的玻璃、染料、铅丝等等而来的包装布，更是几乎天天收到，几天攒一大摞。即使这布料稀松如蚊帐、色彩不灰不白、脏兮兮皱巴巴且印有洗不掉黑字的包装布，我们都没自己占用过一块，别说做围裙，连副套袖都没做过，除部分按规定交回原批发单位再次使用外，其余全部按国家价格售给群众，所得收入一律交公入账。

　　1972年，有人向社领导反映，许多部门的营业人员干的活很脏，天天油污、锈垢、尘土缠身，衣服脏了很难洗净；特别是经常抬、扛、挑、搬、挪货物，衣服磨烂得比常人快几倍，请求领导考虑给发工作服或做围裙。

　　时间过了不长，职工们得到消息，全社除行政干部和财会人员，每人给做一件工作服上衣，而且很快就有裁缝到各门店逐人量尺寸。人们十分高兴：这可是多年没有过的大好事！大家还纷纷猜测，可能会是什么面料的？有的猜是蓝色劳动布的，有的猜是草绿色的确良的，有的则猜测是或蓝或灰或黑色的新型布料涤卡的，大家光把颜色和布料猜了个遍，就是没猜到事情的关键——做衣服用的布钱、布票和加工费由谁出。

　　之所以大家对单位给做工作服这么高兴？第一，大家工资都很低。尽管每尺布贱的才四五角钱，贵的也只有一两块钱，做一件衣服，少的三四元，多的也不超过十几元，但有些人真要从连当月糊口都几要借债的工资里挤钱买件衣服，不会不头沉。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布票奇缺。当时无论买成衣还是买布料，都必须拿布票，买一寸布拿一寸布票，少一点也不行。每人每年只发17.3尺布票，小孩还好说，一个成年人，刚够一身衣服，做了单，就做不了棉；做了表，就做不了里；做了衣，就做不了被。受布票限制，人们添件衣服也十分不易。所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既是光荣传统，又是现实写照。自从有了的确良和涤卡之后，这种情况有所缓解（每尺布票给3尺这类布，且比其他类布幅面宽），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工作服做好了，原来真是蓝色劳动布的。不管猜对的猜错的，大家都在喜气洋洋的领衣服，有的还当场穿上“走两步”，得意极了。但财会人员一宣布，不少人愣了神。原来，所有费用和布票都由自己负担。要求身上带着钱和布票的，当场交清；没带着的，回去抓紧筹措，近几天交齐。除少数人早些知道“内幕”有所准备当场交清外，多数同志没有思想准备，有的想不通，说如果自己花钱花布票，工作服还用得着单位集体做？有些爱美的年轻女同志更有想法，嘟囔道，早知这样，还不如自己买布做个花方格褂子呢！有领导解释：虽然费用自付，但仍有好处，一是统一着装，既促使大家有集体荣誉感，又落实了大家的意见和要求；二是集体批量做比个人单做加工费要省，样式也规范；三是个人单做还得跑这买那耽误工夫，不如这样既省时又省心。失望归失望，议论归议论，毕竟大家还是有觉悟的，急着回单位边筹措钱、票，边上岗工作了。记得我的工作服用了8尺劳动布、1.5尺兜布（一般白布），劳动布0.56元一尺，白布0.33元一尺，加上加工费，大概5.8元钱、9.5尺布票，我当时找了几人才借够，直到年底发下新布票才把欠别人的布票还清。

　　是因供销社经济状况不好不允许给大家出这件衣服钱？一年几十万的利润全部交给了国家，出这点钱还不是从牛身上拔根毛！是因本社不交布票买不到布？百货门市部掌握着大批零售布匹资源，从上级站每次批发来的布匹与所收布票挂钩既不同量又不同步，如果近水楼台先得月，别说每人做一件衣服，就是做几身都挤得出来。那是为什么？后来社主任一番话说得大家疑懑冰释、心悦诚服：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给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半点动用国家和人民财富的权利和资本。穿着公家的衣服能为人民服务，穿着自家的衣服就不能为人民服务？看看焦裕禄、王国福、杨水才、李月华，哪个不是穿着自己的衣服为党和人民奋斗，最后献出生命？大寨人，全国的农民，正在咱家门口漳卫新河上治河的民工，天天都在战天斗地，哪有什么工作服？现在我们苦，群众比我们更苦，我们就是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公家的人要给老百姓做榜样，老百姓买衣料要布票，如果我们自己不要，就是搞特殊、以权谋私、脱离群众，说重了，就是吃私贪污、监守自盗，不光上级不允许，群众也不会答应！

　　那件工作服我一直穿到由商业进党政机关后，几年已洗得发白都没舍得脱下。

“煤油炉”名副其实

　　当时，社里四五十号人所需的饮用开水及洗手洗脸洗脚用热水，全凭一只小锅炉烧，不但容积小供不上饮用，而且为节省开支，只用一名老年兼职人员烧。他还有主营业务，忙不过来，往往烧火的时间少，闷火的时候多；加之小锅炉还要经常停火检修，造成开热水时有断档。冬天还好说，各门店点有取暖煤火炉，可以自烧水，但春夏秋三季，特别是夏季，一线职工工作忙碌出汗多，没有开水喝不行。增司炉人员、增锅炉或更换大容量的锅炉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但主任们不同意，认为年初没有预算，不能突破，凡事要考虑勤俭办商店办一切事业，最大限度的为国家节约和积累财富。最后还是采取精打细算的办法，决定给每个部门每月发几十张开水票，到西街大队茶炉打开水。这办法不错，但由于社驻地离茶炉太远，打一趟来回得半个小时；有时忙起来，顾不上打水，去晚了还可能遇上封炉;赶上刮风下雨，打不了水。特别是财会室，白天出来进去报账的人多；和主任们住在一起办公，主任们几乎天天研究工作到深夜；紧靠会议室，每周一个半天和3个晚上的全员学习雷打不动，开水需求比其他部门多出几倍，根本打不上喝。社统计兼出纳于香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自决定做好人好事，自己花几元钱买一煤油炉放在财务室，一旦开水供不上就自己烧，他本人则成了“业余锅炉工”，工作、烧水两不误，不但能基本满足本室和会议室的需要，而且后来如哪个部门临时需要开热水，也可以提壶到他那里取。

　　于香亭不但用自己的钱买煤油炉，还用自己的钱买燃油。更可贵的是，在选择用什么油上，他充分体现了那一时代公职人员“身处膏脂不自润”、影正端表束个人的行为准则和高风亮节。当时，煤油炉在一些城乡开始应用，是比较时兴的生火炉具。该炉在用燃油上，既可以用煤油，也可以用柴油，因而也称“柴油炉”。用煤油价贵，每斤0.365元；用柴油较便宜，+10#的每斤才0.085元，0#的才0.1475元，-10#的最好也最贵，也只有0.225元。但是，煤油是一般民用商品，群众一般用于无电和临时停电区域的点灯照明，但也可作他用，国家不限指标，不控制销售，敞开供应；而柴油属定向供应商品，专门供给生产队抗旱排灌和公社拖拉机站耕耙打轧，国家严格控制销售，按指标供应，凭公社革委会介绍信购买。在一般居民和农民那里，点煤油炉除了用煤油别无选择。可在于香亭那里，供销社既经营煤油又经营柴油，完全可以买柴油。全公社的柴油供应全部在本供销社所属的生产资料门市部掌握着，上级虽有指标限制，但为应对特殊情况，公社下分每批指标都留有余量，且滚动批售，上批尚未售完，下批又至，当中有可利用的时间差，只是全社无一人占过此类便宜。于香亭虽然自己出钱为大家做好事，但也不例外，每次都是自觉坚持买煤油。虽然一次只买3斤，多花不了几角钱，但在工资普遍偏低，一分钱都攥出汗来的经济条件下，哪怕省一角也是人们所望。给他打油的同志知道他是为“公”烧水，于心不忍，要给他打柴油，他坚决不干，说群众点炉买煤油，我们不能比群众多长俩“岬岬”（盐山方言，指牲畜的角，即比别人特殊的意思），用于农业生产的柴油比煤油再便宜也不能挪用，不能与民争利，弄得卖油人员毫无办法。一次，两次，三次……后来被主任知道了，非常赞成他不打柴油打煤油的做法，表扬他这种不因自我和“小公”而牺牲群众利益这个“大公”的精神；而且上升到人民公仆决不能滥用人民给的权力与岗位谋求特殊的原则高度来认识，让全社所有人员受到教育。但不同意油钱由他自己出，而是最后由几位工资高的领导强逼着给他分担了支付。后来，即使单位出钱开票打油烧炉，也没有用过一次柴油，旧县供销社的“煤油炉”真正成为名副其实。好的公职人员之风，带动了好的民风。在我对两年售货员生涯和燃油销售的记忆中，除经公社党委特批，给一名曾参加过宁都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县唯一的红军老战士，退休定居旧县西街的孙玉亭供应过柴油烧水做饭外，无任何改变柴油用途的事情发生。

做糕点不解嘴馋

　　上世纪70年代初，糕点是乡村婚丧嫁娶、走亲访友、人情往来、探病祭祀、个人解馋最好最时兴的礼食品，市场需求量很大。旧县供销社糕点房担负着全公社29个大队、几十家社直单位及周边附近农、居民糕点市场需求的成品制作和货源供应，但只有一名年已60的老糕点师兼烘烤工，平时已忙得跟头骨碌、焦头烂额，若赶上中秋或春节，走亲串友送礼的多、儿娶女嫁待客的多，需求大增，一人烤制更是供不应求。于是，两个主要节日之前及期间从各部门抽人帮忙做糕点，就成了解决当务之急的应对措施。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我作为当时全社最年轻的一线工作人员，理所当然被第一个抽去帮忙，也是唯一一个安排在夜间协助老师傅制作的人，从晚上7点上岗，一直干到次日早晨8点，通宵夜战。有几个中秋和春节的各十几天时间里，白天当生产资料门市部的售货员，夜晚当糕点房的烘烤工，不但经受了黑白干、连轴转紧张工作的考验，还经受了“面对香甜忘肚饥，手把糕点不解馋”的特殊考验。

　　我的任务是看烘炉，翻倒炉盘。摆满生坯“炉花”（一种类似饼干的糕点）的四层炉盘，每经过几分钟的烘烤，就上下移动一次顺序，并把已熟的搬出来，再把生坯续进去。不但不断折腾，十分劳累，而且要求极严，不能打盹，否则一不留神一盘“炉花”就会烤煳。这些再苦再累都能坚持，困了、累了，喝口水、冷水擦把脸也就挺过去了，可就是面对糕点这一美味佳肴的诱惑实在让人难以抗拒。

　　当时由于国家经济条件限制，上级规定用于做糕点的油、糖比例很小，特别是食用油，每百斤面粉用量不能超过3斤，也就是说每斤面粉只能用3钱油，所以做出的糕点硬而不脆、焦而不香，当时流传一句笑话：“糕点比砖硬”。但是，油糖再少，在成天吃粗粮为主的日子里，糕点也是人们舌尖上最奢侈的向往。走进糕点房的炉旁，面粉、食用油、糖烤制后特殊的香甜味迎面扑鼻，烤好的糕点金灿灿、红嘟嘟令人垂涎，不想多抽一鼻、多瞅一眼都不行。特别是到了夜深人静，晚饭吃的几个窝头早已被不停地劳作消化殆尽，肚子饿得咕咕叫，面对大堆烤好的香喷喷的糕点，真恨不得抓两把放嘴里解解馋。帮忙的第一个夜晚，老师傅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到大约凌晨一点时分，他给我抓了几块“炉花”，并倒了碗水，说，你先歇歇，吃几块点心，喝点水，我替你看一会。并像做贼似的小声嘱咐，慢点嚼，千万别出声，别让别人听见。本来糕点就硬，不出声根本嚼不动，他这一嘱咐，让我放在嘴里半截的“炉花”嚼也不是，不嚼也不是。我问他，您怎么不吃？他说老了，牙口不好，嚼不了了。我指着案板上他刚做成的一堆“排糕”、“软糖”（均为糕点的一种，相对“炉花”油糖较多，但制量很少，只是作为每包糕点的点缀）说，那个不好嚼吗？他支吾了半天，只说了句，我不饿，你们年轻爱饿，别看我!我登时明白了，不是老师傅牙口不好、不爱饿才不吃糕点，而是认为这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不能随便动的！我顿感羞愧。其实，我早知道这糕点不能吃，要不早先吃为快了，不是老师傅给我，我是不会动一屑一沫的。但是，老师傅给就吃吗？这叫意志不坚定!在一种极其内疚的窘态中，好不容易咽下一块“炉花”，再不想吃第二块了，赶忙把其余的全部放回糕点箱里，暗下决心今后再饿再馋也不白吃糕点房的点心了。从此，再没有在制作糕点的岗位上吃过一块糕点。

　　自律自觉，不依赖别人约束；防微杜渐，从一点一滴做起，是当时旧县供销社人普遍做到的行为准则。

作者：左德兴（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