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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6期
发布时间: 2015/3/4 16:39:53

 

【党史珍闻】

 

党代会史上的数个细节

 

中共一大曾热烈争论“当官”问题

  一大代表们对于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有个问题引起了热烈争论:中共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家议员?对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如下记载: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见。”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

  “……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

  争论的结果是,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个规定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而上段引文的英文稿有一条注释:“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代表们历尽艰辛赴延安参加七大

  中共七大是在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召开的。1939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不久,代表们即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

  大家耳熟能详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而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1942年3月19日,他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准备筹备和参加七大。

  而当时华北形势特别严峻。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在华北全面推行野蛮的“治安强化”运动,挖壕沟、筑碉、筑墙,企图隔绝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此时,国共两党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当局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铁道游击队故事中的描述,即是对当时严峻形势的写照。历时9个月的艰险“小长征”,在八路军护送和地方游击队接应下,穿过一百余道敌人的封锁线,克服艰难险阻,刘少奇终于在年底到达延安。

  “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这是陈毅赴延安途中所作的十余首诗词中的一首。他走了近半年。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有多名代表在途中牺牲了。

  代表们历经艰险,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由于会期的推延,许多人已在延安等待几年。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代会,是多么不容易!

 

周恩来和刘少奇彻夜商议八大文稿

  八大的整个筹备工作紧张繁忙。当时,刘少奇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

  周恩来的作息时间和刘少奇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钟以后还互通电话。有一次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秘书回答说:“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刘少奇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秘书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秘书立即报告刘少奇,他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来吧”。

  周恩来下车后,一边疾步走着,一边还借着灯光拿着材料看。秘书把周恩来和李富春直接领到刘少奇的卧室。这时,刘少奇正坐在床上看材料。他们没说半句客套话,周恩来就近坐在刘少奇午休用的躺椅上,李富春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开门见山谈问题。

  时间不长,谈话结束了。下楼时,走在前面的李富春迷了路,这时,周恩来也下来了。李富春回头一本正经地说:“糟糕,我迷失方向了。”周恩来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我做你的向导。”

邓小平: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十三大政治报告实际起草工作从l987年3月下旬开始,5月、6月、7月分别写出三次草稿。第一、二稿写成后,邀集中央部分主要负责同志进行讨论,同时征求中央国家机关和理论界部分同志意见。7月底,在北戴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第三稿讨论了三个半天。

  经进一步修改形成第四稿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发到党内约5000人的范围内征求意见。与此同时,专门约请了中央和地方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人物约l00人,集中讨论了一个多星期。在党内讨论的同时,还请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共数百人进行讨论。经过这样广泛的讨论,集中起来的修改意见数以千计,各方面送来的集体修改稿有数百本。

  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原则批准了经过认真修改后的第五稿。第五稿根据政治局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做了两次修改,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是第六稿。经中央全会认真讨论,又修改了l50多处,形成了全会一致通过并向大会正式报告的第七稿。经代表大会认真讨论,又做了数十处修改,公开发表的是第八稿。

  这个过程充分说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对这篇政治报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89年后曾有针对性的不止一次反复强调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的意见,他们赞成。”

 

【本刊专稿】

 

海兴县劳务输出业发展回顾
王连治口述 金连广 李秀明整理

 

  海兴县劳务输出工作从1990年开始,至今20多年了。多年来,历届县委县政府对这一工作都非常重视,劳务输出力度不断加大,输出数量逐年增加,输出质量逐步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劳务经济成效显著。

  1998年,我们县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定为劳务基地。2003年,被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定为船员劳务基地。并先后与天津、北京、上海、广州、青岛、大连、深圳等150余家用人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劳务合作关系,先后有组织输出劳务工人5万人,现仍在岗3.6万人,全县劳务收入逾5亿元,农民收入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海兴先后被省、市评为“流动就业先进单位”、“劳动力市场建设先进单位”、“就业服务先进单位”、“农村就业示范县”、全省“劳务输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在2010年全省就业交流会上,海兴县作了典型发言,劳务派遣模式被称为“海兴模式”。前几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农民工大量返乡。据河北省就业服务局统计,全省共有56.59万农民工失业返乡,约占外出务工人员总量的9%,但海兴返乡农民工仅为300余人,返乡率不足1%。此现象被业内人士称为“海兴现象”。多年来,海兴劳务输出工作被省、市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报道。

  我1993年任劳动人事局副局长,1998年任劳动人事局局长,一直到2007年转到政协任职,分管招商引资工作至今,见证和亲身经历了海兴劳务输出产业由起步到发展壮大的历程。

明确思路,引领扶持,构筑劳务输出发展平台

  我们县原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加之建县晚(1965年),县乡工业不发达,工业吸纳劳动力人口不足,特别是农村实行第二步改革后,有剩余劳动力愈8万人。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农民既没有外出务工意识,也没有外出务工经验,又对外出务工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都不敢贸然独自外出打工。为引导人们放下思想包袱,改变农民“宁在家受穷,不出外打工”的旧观念,我们出动宣传车、印发宣传资料、制作大幅标语等形式,大造劳务输出声势,同时组织乡镇长、有关村主任、务工人员家长代表去输入地与工人共同体验生活。在县电视台开设“就业金桥”栏目,每天分三个时段循环播放就业政策、就业信息、就业故事、创业英雄、农民工维权等内容。政府的推动、舆论的宣传引导、政策的支持,减轻了人们的顾虑,“在家呆着半年闲,不如出外挣大钱”已经成为海兴县广大农民的共识。

  为加强领导,海兴县成立了由政府常务副县长担任组长的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我县实际,确立了“以劳务输出为突破口,立足本县劳动力资源优势,依托京、津、港和环渤海经济区,通过加强劳务交流与协作,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发展劳务经济,实现农民增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并将劳务输出确定为海兴县富民强县的重要战略之一。

  为加快劳务输出步伐,整合了县、乡、村三级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县人力资源市场全部更新了办公桌椅,添置了微机、打印机、复印机、空调机、饮水机、数码相机、数字摄像机、触摸屏以及电子显示屏等现代化办公设施,优化了办公环境;成立了劳务输出信息服务中心,专门负责劳务输出信息的采集、劳动力资源的培训与整合、输出与后期服务;全县9个乡镇场建立统一名称的劳动就业保障事务所,为财政全额拨款股级事业单位,每个所配备两名专职工作人员,聘用劳动保障协管员2名,配合县劳务输出信息服务中心开展劳务输出工作;全县197个行政村确定了294个信息员,建立了信息员队伍,从而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就业服务网络。

创建“海兴模式”,开辟农民工安全务工通道

  农民的观念转变了,就业服务体系建好了,怎样提高农民的技能,怎样为农民找到薪资高、待遇好的企业,怎样为他们服好务、维好权是做好劳务输出工作的关键。我们几经探索,创建了“订单式培训、有组织输出、劳务派遣管理、品牌化全程服务”一条龙的“海兴模式”。实施以来,海兴县外出务工人员都有劳动合同,人人都有社会保险,多年来无一例工资拖欠事件发生。

  订单式培训。按照市场化与社会化的原则,充分利用就业训练中心、技工学校等社会力量办学实体,对劳动者开展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培训,坚持双结合原则,坚持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积极开展“订单式”培训。如开设电子、电工、计算机、电焊工等专业,每年培训2000人以上。坚持技能培训与道德素质培训相结合,保证受训者技术过关,思想过硬。在培训过程中,我们贯彻落实了“劳务输出激活就业培训,就业培训促进劳务输出”的指导思想,一是通过培训,务工人员业务技能素质和政治素质得到了提高,用工企业满意率上升,“海兴劳务”信誉度不断提升。在天津开发区组织的80家用工企业对各用工基地调查评比中,海兴劳务基地排名第一,被评为优秀劳务基地。二是务工人员的工资得到了提高,本来能挣到1000元左右的,经过培训后,能拿到2000元以上。几年来,我县为天津中集北洋集装箱有限公司培训并输送了近千名电焊工,每月工资总额300万元,人均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

  有组织输出。我们每年一般都参加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举办的劳务洽谈会,了解当年用工形势,准确掌握劳务市场信息,同时在因特网上发布海兴劳动力资源状况、技术特长等信息。为确保农民工找到薪资高、待遇好的企业,我们从选择用工企业、组织面试、体检到护送员工进厂一包到底。接到用工“订单”后,就业服务局要对用工单位的厂址厂貌、经济效益、食宿环境、薪资待遇和劳保福利等进行全面考察,选择信誉高、用工规范的企业签订劳务合作协议,在协议中重点标明工资、保险、福利待遇等具体事项,坚持把好“进入关”。面试合格后,无论人多人少、距离远近和刮风下雨,就业服务局坚持派专人把务工人员送到用工企业,妥善安排好食宿,协助办理好相关证件。务工人员经企业培训上岗适应环境后,送工人员方能返回。2010年4月份,我们分批为天津津亚电子有限公司组织员工近800人,由于把关严、薪资高、服务好,员工稳定、企业满意,公司与我们签订了长期劳务派遣用工协议。

  劳务派遣管理。多年来,我们不断规范劳务派遣机制,从为工人投缴各项社会保险到工人工资的定期发放,出现工伤、医疗事故在最短时间赶到现场配合企业做好人员安置和事后的赔付工作,到派遣员工各项档案的存储,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相关人员的责任,做到各项工作协调一致。我们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根据企业有关事项,准确核算工资、管理费与税金,积极配合厂方以支票、汇票的方式存入本单位开户银行,同时与银行进行协商沟通,商讨签订有关工资代发协议,并办理有关手续。对劳务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及时核对、投缴。为了使务工人员的工资得到及时发放,每月月初,我们定期由专人去厂方进行工资发放,不但保证了工人有平稳的心态安心工作,更使用工企业减轻了管理压力。截至目前,我们共发展34家劳务派遣企业,共计员工6028名,年发放工资达2.5亿元。通过劳务派遣,为县引税800万元。

  品牌化全程服务。一是“跟踪服务包干制”。为使用工企业、务工人员双方满意,就业服务局内部规定:谁输送出去的工人谁负责,月月联系企业,季季回访员工,确保员工稳定率95%以上。二是开设服务热线。为用工企业和外出务工人员开设了“24小时服务热线”,并承诺:外出务工人员若出现工伤、医疗及意外事故等紧急情况,无论白天黑夜,就业局人员三小时内必须赶到现场。三是春节期间接送员工返乡。为使外出务工人员按时、顺利返乡,每年春节,从腊月二十二开始一直到大年三十,我们都派专人专车将他们接回,大年初三再把他们送到用工企业。四是成立维权中心。随着务工人员的增多和形势的发展,务工人员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与县检察院联合成立了海兴县外出农民工维权中心。务工人员上岗前,开展遵纪守法、农民工维权等内容的培训。务工人员上岗后,跟踪服务到厂,免费提供维权咨询服务。共上维权课35次,培训人员9000余人,最大限度的保证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完善的服务赢得了用工企业的好评,我县连续四年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评为“优秀劳务基地”。

诚信合作,互利共赢,提升海兴劳务品牌

  多年来我们坚持“两个负责”,一方面坚持对外出务工人员负责,设身处地为他们的利益着想,做他们的“娘家人”;另一方面坚持对用工企业负责,为企业服好务,做企业的“后勤保障部”。我们牢把输出质量,加强跟踪服务和管理,妥善处理解决工企纠纷和工伤等意外事故,经常与用工单位加强联系和协作,给许多用工单位留下了良好印象,建立了长期合作和互信关系。在劳务派遣的合作过程中,加拿大独资企业天津进业轻工制品有限公司被我们的诚信所打动,逐步中断了与其它几家劳务公司的合作关系,确定海兴为该公司唯一劳务输送单位,并在海兴县城先后投资3000余万元建立了兴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进兴(沧州)轻工制品有限公司,安排就业人员近400人,其中127名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在劳务输出“一条龙”服务的基础上,以提升“海兴劳务”品牌为目标,拓宽服务领域,促进了劳务输出工作的发展。

延长链条,返乡创业,把握劳务输出工作的方向

  发展劳务产业,既要注重当前,努力提高广大务工者的务工收入;又要注重长远,吸引和支持外出务工者回乡创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技术和资金支撑。海兴县不断完善落实优惠扶持政策,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带着信息、技术、资金、项目等返回家乡创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带动了城乡经济的繁荣,加快了城镇化进程,成为改变乡村面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0多年来,就业服务局(原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处)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无数心血和汗水。他们多年如一日地抛家舍业,牺牲自我,无私奉献。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整日忙碌不停。原来的韩林峰、巴胜利两位正副处长,后来的王英新、耿飞、赵玉松三位正副局长,还有前任海兴县劳动人事局局长王明山及其他各位同志,为了海兴的劳务输出事业,都做出了许多可歌可颂的贡献。

  劳动人事局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多方调研,为县领导决策提供重要参谋意见,然后作为牵头单位重点实施。除内部研讨部署外,还多次出外实地考察,奔走于南北各地。我们在海兴劳工比较集中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过几次海兴县外派劳务工作座谈会,邀请开发区管委会、劳动人事局领导及各企业人事主管、员工代表参加,提高了海兴县的知名度,加强了海兴同各企业的合作与联系。

  海兴籍的员工劳动技能不断提高,综合水平明显提升。许多人成为业务骨干,有的提拔为车间主任,有的被送到国外进修,有的跳出农门成为城市市民。以2000年为例,所输出的2700名员工,无一人在厂方受行政或刑事处分,有78名员工受到厂方表彰,26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开发区嘉奖,在天津市所评出的10名外来优秀青年中,海兴就占了3名。
海兴的劳务输出产业虽然取得了可观的现实效益,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它仍是一项相对低端、被动和可持续性较差的产业,县域工业的不断壮大才是破解落后地区发展瓶颈的关键。我们已欣喜地看到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成功典型,如香坊的电子厂等。这样的成功例子会越来越多,海兴的就业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王连治,海兴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金连广,海兴县党史研究室主任;李秀明,海兴县党史研究室科员 )

 

【沧州抗日英烈】

 

常德善 血洒疆场的冀中八军分区司令员

 

  在冀中烈士陵园纪念馆内,坐落着一尊由我国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亲手雕塑的大理石名人像,就是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他牺牲于冀中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的抗日战场上。1962年河北省军区为其建立纪念碑,贺龙元帅亲自为其撰写了碑文,赞誉“常德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军队的坚强干部”,“功勋卓著,业绩永存”。

  常德善,原籍山东峄县人。家庭贫苦,父母给人家当长工。他早年入西北军当兵。1929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

  在红二军团中,常德善开始给关向应当服务员,后当譬卫员。由于他自幼勤劳、天资聪颖,在党的培养下奋发学习、茁壮成长,工作恪尽职责,战斗机智勇敢,当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继而在警卫团升任排长、连长、团长等职,转战在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他指挥战斗沉着勇敢,进攻在前,退却在后。在攻打常德的战斗中,直到我军最后撒出,他才离开阵地,发扬了我军官兵一致、团结友爱的光荣传统,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贺龙元帅曾经说过:在“湘鄂西”打乱的时候,在三次战斗中,常德善把我背扶出来。他身挂重彩,身上带着三颗子弹,打起仗来非常骁勇。真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

  在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常德善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参谋长,担负阻击敌人追击、掩护主力前进的任务。在抢渡金沙江时,他率领红军十七团与敌人昼夜血战,以少胜多,重创敌人,掩护主力胜利渡江,立下不朽战功。在部队宿营时,常德善精力充沛,很少休息,总是到群众中了解民情,到四周山上观察地形,布置警戒。一次,他在山中刨到一些野人参,每天给贺龙和关向应同志煮一个,增加营养,护卫首长安全健康。1936年,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党组织决定让常德善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任一分队队长。后又到中央党校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理论。常德善被培养成文武双全的指挥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常德善随贺龙率领的一二○师挺进敌后抗战,在晋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任挺进支队队长。1939年初,常德善又随贺龙转战到冀中区。他率所部挺进到大清河北的残酷地区,协同地方部队击退了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五次“围攻”。继而调任冀中军区八军分区司令员。当时正值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加紧进行分片“扫荡”、“蚕食”进攻。常德善指挥八军分区所属部队,主动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对冀中新成立的部队进行整训工作,使之向正规化发展。在他直接指挥下,先后开展了任(丘)河(间)大(城)、青(县)大(城)战役、津浦铁路破击战和沧石、交泊公路破击战。指挥部队进驻王口、子牙镇,攻克和逼退张庄、石疙瘩、刘庄、白洋桥等敌伪据点10多处,打开了子牙河东地区的局面。曾连续长途奔袭津浦路上的泊镇敌据点,火烧东光城西关敌人战备物资,使津浦路敌人的军运中断。在沧石公路破击战中,在杜林一带围歼商家林出动的日军90多人;在交泊公路破击战斗中,全歼一支日军快速“扫荡”部队。同时,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破坏敌人公路交通,摧毁伪组织,惩办汉奸头目,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取得了各次战役、战斗的胜利。我军军威大震,士气昂扬,群情振奋。

  在各次战斗中,常德善都是亲自勘察地形、布置兵力和侦察警戒,常在深夜检查岗哨,对军事守则要求非常严格,他自己身体力行,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到打起仗来,他勇敢坚定,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和谋略。他对所属的指战员和接触到的地方干部群众,总是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有时和大家促膝谈心、谈笑自若,了解军情民情,有时亲自给部队讲课,谦虚文雅,深受指战员和干部群众的信赖和崇敬。

  1942年5月1日,日本侵略军集中5万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凶恶的敌人实行所谓“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梳篦清剿”等战术,妄图捕捉抗日领导机关和主力军作战。常德善所在冀中八分区的饶阳、武强、献县等县,正是敌人包围合击的重点地区。他率领所部二十三团,于5月9日、10日夜间,在敌人重兵盘踞的武强、小范据点附近,勇敢机智地跨过沧石公路,涉渡滏阳河,穿过几道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的青(县)沧(县)交(河)地区。他指挥部队避实就虚,多是夜夜行军转移,常常是敌来我去,敌走我来,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迷惑牵制敌人,保卫了领导机关的安全。

  同年6月初,按上级电示,根据敌情的严重发展,为保存实力,调八军分区所属二十三团主力,转移到外线冀鲁边军区,只留下三十团少量部队坚持中心地区。常德善坚定地执行上级指示,只暂带二十三团一个营的兵力,并尊重分区政委的决定,到中心地区与三十团会合。于6月8日拂晓,率部队转移到肃宁县雪村,与此同时,三十团也转移到雪村东北附近的顶汪村。正当部队布置岗哨、构筑阵地、立足未稳的时候,河间方面的敌人乘几十辆汽车奔袭而来,在顶汪村与三十团接火,一时枪声大作。常德善在雪村闻讯,当机立断,趁敌人尚未合拢,命令赵科长带领一个连,掩护机关干部和电台迅速向北突围,抢到河(间)肃(宁)公路以北去。他和二营的部队,从后面掩护向北冲杀。不料敌人纵深包围,用密集火力封锁了道口,几次冲锋冲不出去。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因火力不足,伤亡严重。二十三团二营营长和侦察科长等都在冲锋中英勇牺牲。

  常德善再次组织队伍,和政委各带一个连的兵力,分两路冲杀突围,相继冲到河肃公路以北的张庄、太师庄一带。但是敌人亦从四面尾随上来,火力越加猛烈。常德善右腿被打伤了,身上多处挂彩。他感到情况危机,命令警卫员把携带的文件和自身带的文件一同销毁。他亲自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把冲上来的敌人一个一个击毙。他命令机关干部和机要人员,快脱下军装,穿着便衣,利用麦田分散突围出去。一些同志突出去了,可是常德善左手又被打伤了。他用肩膀顶住机枪,右手扳着枪机继续射击,因流血过多,精疲力尽,眼前发黑。这时他命令警卫员胡德兰:你不要管我了,不要和我牺牲在一起,我掩护你冲出去,到白洋淀去,找地委书记金城同志报告。快,快,服从命令!胡德兰含着眼泪冲出去了。敌人的骑兵和车子队从两侧迂回包围过来,一阵猛烈的机枪射击,打在常德善的太阳穴部位,我们敬爱的军分区司令员壮烈牺牲了!

  战斗过后,周围村的男女老幼含着悲痛和仇恨掩埋烈士们的尸体,乡亲们发现常德善司令员身上中弹20多颗,仅太阳穴部位就有6处!人们悲痛的热泪像泉涌一般淌下来,为烈士们的英灵哀悼送行。

  1952年,常德善的遗骨移至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常德善入选由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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