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习远平：一次终身难忘的谈话

　　“文革”时，父亲含冤入狱，母亲在中央党校被列入500人黑名单，后来又被打成“五一六”反党分子，蒙受不白之冤。审查、批斗、关押、挨打，那段磨难重重、动荡不安的日子，是母亲一生之中最为煎熬的岁月。一个人抚养四个子女，丈夫又多年生死茫茫、音信全无，中央党校到处是批判母亲的大字报。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党校北灶食堂门口地上，刷写着四个大字“打倒齐心”，不光母亲的名字倒写着，名字上还打着很大的“×”，每个“×”足有一米见方。我那时才只11岁，敏感又脆弱。一看见那四个大字，心里特别害怕。每次到食堂打饭，能躲就躲。不得已去了，也都半途折回。哥哥姐姐慢慢知道了我惊吓的原因，都保护我，抢着去打饭。

　　从父亲蒙难到重新出山，风雨16年，母亲始终没有与父亲划清界限，但也因此备受煎熬。既不能揭发、交代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也不能为了自己思想过关书写违心检讨，母亲内心痛苦至极。几乎天天熬夜思考，一天要抽两包多烟。现在母亲身患肺气肿，就是当年落下的病根。有一次．我和姐姐半夜醒来，突然发现母亲不在身边。姐姐一把拉起我的手说：快走，去找妈妈，别出什么意外!我们马上起床，摸黑起来去外面寻找母亲。当我们姐弟俩来到党校人工湖畔的牌坊下，只见母亲一个人抽着烟，默默仰望天空，孤独地徘徊。当她转过身，看到我们姐弟俩，愣住了，一把紧紧抱住我们，泪流满面。后来母亲说，那时，她几乎快坚持不住了，但是想到父亲，想到我们这些幼小的孩子，她不停地鼓励自己要坚强，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父亲。

　　当时，哥哥在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插队，专程从陕北赶来看望我们，每天也和母亲一起下地插秧、劳动。一天，母亲早晨天刚放亮就出工，到吃午饭的时间，已将近6个小时，她累得坐在田埂上。平时，干校指导员对母亲就刁难多多，这次又提出无理要求，说，齐心，今天中午的班，你继续值!哥哥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拉住妈妈的手，说，妈，咱们走，咱们吃饭去!指导员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分，悻悻放了一马。

　　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清水塘，哥哥与我有过一次令我终身难忘的谈话。哥哥那天穿着洗得发白的父亲的制服，沉默了半晌，他说，弟，哥不待了，我也待不下去!我不忍心看见妈妈忍受的这一切!我明天就走!回陕北梁家河!哥哥要为爸爸妈妈争口气，为咱们全家争口气!你要好好照顾妈妈。哥哥没待够请假期限，只五天，就回了陕北。从1968年他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再到陕北插队，他已近三年没和家人团圆了，他这次回家，是带着浓浓的思念、浓浓的亲情来的，却就这么短短的相聚，就不得不离开，此情此景，宛如昨日。后来，哥哥在当地农村很快入了党，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率先搞成了陕北第一个沼气基地，解决了村子里点灯、烧饭难题，成为《人民日报》当时表彰的“知青”模范，并以当时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

 

【本刊专稿】

磨炼与成熟的记忆
王 宝 良

　　当今，我国金融业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机构遍布城乡，乃至世界各地，堪称世界金融大国。然而，新中国的金融业，同其它行业一样，都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现在，回顾发展中的一些往事，对当代金融人牢记历史、珍视未来、推动金融业科学发展，会有裨益。

农村信用社奠定了我的人生路

　　我于1955年完小六年级毕业后，参加东光县王喇乡信用合作社工作，任会计。当时的行政体制是，县下设区，区下设乡，乡下为村，六七个自然村为一乡，所以叫小乡。县里唯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支行，区设人民银行营业所，乡设农村信用合作社，村设信用社理事。

　　我参加信用社工作时，只有14岁（虚岁），主任是我族兄王宝西，长我十几岁，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老师。当时乡政府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信用社办公在我兄长家里。那时，信用社只有一本现金日记账，两本存贷款单据，放在一个梳头匣子里。我们二人没有分文报酬，经常在晚上提着马灯步行到各村开展业务。有时借农业社分红动员存款，有时登门入户吸收存款、办理贷款。发放贷款由村理事介绍，主要是购粮困难者或生病长灾者。

　　由于信用社业务量小，会计手续简单，我很快学会了记账、制单、计算利息等业务技术，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会计员。由于我年龄小，到村里开展业务主要靠主任，我只负责打灯笼、办手续。

　　区银行营业所负责对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的监督指导。除营业所农金员包乡外，还定期分片开会，有时营业所集中全区信用社开会，中午管一碗烩饼吃。我们这一片定期在郭家桥乡信用社开片会，是在该社会计家小西屋里，一般是营业所主任到会听汇报、讲意见、提要求。时任灯明寺营业所主任叫王秉文，吴桥人，年轻、热情、会说，是我们心中的“领袖”。开会时，他骑着自行车去，我们都走着去，深感羡慕。他对我喜爱有加，用自行车带着我到25华里之遥的县城开会。开会时，我们都住在东光铁佛寺中，在铺满麦秸的地上听报告、讨论、睡觉。可见那时条件之简陋、工作之艰苦，但人们的工作热情很高。

　　1956年撤区并乡，孙博乡、郭家桥乡两个信用社，均并入王喇乡信用社，共辖20多个村庄，工作人员增加到4个，在乡政府的一间小南屋里办公，我仍任会计。1958年又先后与灯明寺乡信用社、灯明寺银行营业所合并，我继续任会计至1964年调县支行会计股。在灯明寺区域内工作10个年头(其中信用社4年、营业所6年)，这是我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立业成家的人生重要节点。

　　信用社奠定了我的人生路。在我56年的工作生涯中，做金融工作有26年之多。工作始于金融，离岗退于金融。当年我一个小孩子能够步入金融工作之门，首在灯明寺银行营业所农金员马秀坤（连镇人），他下乡吃派饭认识了我而极力推荐。王秉文、马秀坤、王宝西等老一辈金融工作者，为金融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引路人和启蒙老师，终生不会忘怀。

妻子度日受磨难

　　1964年4月，我作为优秀会计调入县支行，时年23（虚）岁，已结婚生子。因工作变动，妻子无奈携不满周岁的儿子离开灯明寺，回到老家王喇村。此时，我的父母和两位兄长举家在东北谋生，家中只有四间破土房。妻子回家是由我的堂兄用胶轮小车接回去的，车上只装有一个小铁炉子、一个小木风箱、一个小木凳子和几件衣被。这就是当时的全部家当，算得上无产阶级。那个年代都穷，我为最穷。

　　妻子回到老家，家徒四壁，粮柴皆无。全仰仗妻子坚强能干，靠在生产队挣工分、自己养鸡养猪糊口。我那时月工资30元，而且无暇顾家，真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儿子8岁便下地干活，女儿5岁就起早拾煤渣，幸亏孩子的大姨和两个表哥以及乡邻接济相助。其艰难困苦难以言表。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大包干，家里分了责任田，我妻起早贪黑地干，还兼搞塑料，孩子们日渐长大，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在那度日如年的岁月里，妻子从不叫苦，不喊难、不怕邪、不埋怨，她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在外好好工作，干出个样儿来就行！就这样，她在家里坚守20多年，带大三个孩子，送走两位老人，翻盖一幢房子，直到1985年我担任东光县常务副县长，全家才得以转非进城。正因如此，我也养成一生不管家里事，什么活也不干的陋习。俗语说得好，妇女能顶半边天，家有贤妻福祉多。我深有此感！

真学实干长本事

　　我调入县支行后，先后做临柜记账员、后台综合会计。那时政治活动多，我都积极参加。学雷锋时，我抽业余时间出去做好人好事。学习解放军大比武，我就苦练基本功，几乎天天晚睡早起打算盘、点钞票，一门心思干工作。

　　天道酬勤。付出换来回报，我的业务水平日有长进，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每到年终的会计决算，报表如同三张大锅盖，要求字迹工整，无一涂改，均由我亲手编制，受到地区中心支行会计科的好评。我写的9个阿拉伯数码，作为样板推广到全地区银行学仿；我参加全地区珠算比赛名列前茅。时任中心支行会计科副科长姚万顺，现已八十有二，是我的至交，说起当年仍赞不绝口。

　　同时，我还苦练写材料。那时银行文化人多，会写材料的不少，我为最优。召开全国银行会计出纳工作会议，河北省分行推荐了6份材料，唯有我写的被选中，我只身一人赴天津赤峰道12号（省分行驻地）报送。我撰写的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等多篇文章，被上级行采用。

　　我的为人和能力、工作和水平，受到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是公认的工作骨干，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我深深体会到：知识源于勤奋，能力源于实干，水平源于感悟。学而知之，干而知之，悟而知之，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文革”之中遭冲击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下半年就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化大革命”的加速器，特点是整群众，重点是整那些社会关系有问题、积极肯干、领导信任的人。行长曹淑印是一位老革命，1956年干部下放时，他从省分行出纳处副处长被下放到东光县任行长（科级），为人德高望重，时在外地搞“四清”。在家主持工作的“左派”领导，视我为“革命”对象，极力进行排挤和刁难，一方面派我下乡去工作组，一方面在机关发动人给我写大字报。

　　1965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我刚从他乡回到家中，机关上来电话要我务必赶回去。我只得捆好行李推车出发，妻子见状不放心，抱着女儿送我出村上路，见夕阳斜下，我壮着胆子对她说，咱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你放心吧！“长五月短十月”，我家离县城25华里，进了县城东关已是星月满天、路灯皆亮。走到十字街口正遇上我的老领导城营业所主任刘金钟，他以惊恐的口吻对我说，到机关上千万别说话！因为他已经挨了大字报。我对他说，你还不了解我吗，放心吧！

　　刘金钟，吴桥人，曾任灯明寺营业所主任，对我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爱护，恩重如山。我的择婚成亲都是他亲手操办。尤其关系到自己人生道路那件事，令我终生不忘。1962年一天，通知我明天去县开会，也不知何事，我却满口答应。妻子向来有主见，要我找刘主任问清楚了再说，经刘主任与行长曹淑印联系没让我去参加。事后才知道那次会是动员干部回农村，是村里的歹人故意糟践我报上的名，凡去参加会的都回了家。若不是刘主任联系做工作，我这个孤苦伶仃、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的大头孩子，果真回去，哪还有今天？恐怕生死都难料啊！

　　还是说“文化大革命”吧。待我进到机关大院一看甚为惊然，满院都是大字报，我的名字也赫然纸上，什么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白专道路、黑秀才等等，无不是人身攻击、诽谤诬蔑之言。此时，外面大街上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示众者也风生水起。心想大祸临头了，听天由命吧！痛苦至极。“人不该死总有救”。过了数日，传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消息，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有幸躲过了一劫。

　　机关上的革命风暴日渐激烈。那些调皮捣蛋、干事无能的一时竟成了风云人物，组建起冠有各种美名的造反队，有打的、有保的，鱼目混杂，互相攻击，内斗不止。这时的我，客观上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主观上不愿掺和整人的事，况且我与当权派有关联，什么造反队也不要我，成了当然的逍遥派，悠然自得。除坚持工作岗位外，闲暇到大街上看看大字报，听听大辩论，皆是上纲上线、自吹自擂、互相谩骂、群魔乱舞，令人匪夷所思！一天夜间，与我同居室的造反派说，咱们去县中学吧，那里发生武斗了，我竟以“我不去，别染身上血”而回绝了他。

　　“文化大革命”斗“当权派”，大会批、小会审，弄得死去活来。曹淑印行长为了检查过关，还找我修改检查材料，我说那可不行啊，造反派知道了，你罪加一等，我也脱不了干系，并予以宽慰，他只好作罢。后来，运动又以“支左”为名，支一派整一派，大打出手，置人死地而后快。银行是重灾区，大联合、建革委会最晚。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我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造反派，因而县里连续三次抽我下乡当工作组长，先后驻过四五个村庄，与农民“三同”。这给我提供了同农民打交道、学习做群众工作的好机会，坏事变成好事。

柳暗花明又一春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文革”中兴起的强劲之风，虽有个人迷信盛行的负面影响，但也带来诸多正能量，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一是真正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知道了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和毛主席的伟大。二是增强了写作能力，经常撰写学习心得、斗私批修的材料，还有幸为县里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撰写典型材料，成为县城有名的材料匠、大手笔。从商业局调来的县银行革委会主任武连亭，为准备出席学毛著经验交流会发言材料，几经换人易稿都不过关，夜间找我起草，天明成稿，一炮打响。武连亭是个正统人，也是我的老相识，早在1958年就在一个公社工作过，对我甚为了解。所以，在“吐故纳新”时，我第一个被发展为共产党员。那些造反派未能如愿，悔恨莫及，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充分暴露了他们造反为了入党升官，“踩着别人肩膀向上爬”的狼子野心。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中，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由于我几次参加学习毛著先进分子典型材料的撰写，博得县革委政治部宣传组副组长张广和和主管该项工作的张广泽同志的赏识，他们几次向组织推荐我到党政部门工作，却因社会关系遭到军管干部的拒绝。巧得很，张广和同志后来担任了县革委生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于1973年秋毅然将我调到该办公室作秘书。从此，我告别了培养我长大成人的银行这个摇篮，步入了党政机关的庙堂。

　　我在东光县做金融工作的18年，也是我在磨炼中成长的18年。人生道路是曲折的，有顺境、也有逆境，不可能一帆风顺，贵在信仰坚定、忠于组织、德行端正，正所谓“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这就是我多年从事金融工作的收获和感言。

(作者系沧州市原副市长)

 

【本刊论坛】

“公祭”入心要“发芽”
姬建民

　　我是眼浸泪水、紧握双拳，聆听习近平主席讲话并观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这不只因为作者有着20多年入伍从军的经历，而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国人应有的共同感受与表现。

　　77年前，南京城破，我30万同胞惨遭日寇杀戮，血腥屠杀震惊世界。77年后的12月1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有万名军民参加的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举国上下，深切悼念，国民反响极为强烈，意义重大而深远。

　　“公祭”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入心“发芽”。

　　追悼逝者，尊重生命。就在77年前的那个血色冬天，南京城破后，在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头子松井石根及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等指挥下，侵略者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惨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实在说，对于我们的老革命、老前辈来说，这个刻骨铭心的惨痛是始终铭刻在血液和脑海中。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年长者，也有着一些并不完整详尽的记忆；而对于青少年一代，心目中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大多还基本局限于《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与麻木。所以，在完成6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一再说：公祭“对于国民性的提醒太重要了，不能再拖延了，再不反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见2014年12月6日《北京晚报》，下同）所以，今天，我们顺时应势，以国家之名悼念死难同胞，祭奠平民逝者，既表达了对惨痛历史的提醒与铭记，也体现了对国民生命的爱护与尊重。所以，人民群众才热烈反应“公祭”,彰显了国家与民族的决心和意志，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自强和自信。

　　铭记历史，忘战必危。必须警惕的是，长久以来，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罔顾历史事实，以篡改教科书、污蔑幸存者、纠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参拜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等方式，妄图抹杀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譬如，120年前，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窃取了钓鱼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日本必须无条件归还其窃取的所有中国领土。上述文件还对日本领土范围作了明确界定，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然而，日本妄图非法占有我国领土钓鱼岛，多次对我进行挑衅甚至公然发出战争叫嚣。又如，100多年前，日本用甲午赔款购得了“出云号”装甲巡洋舰。70多年前，“出云号”充当侵华日军旗舰，欠下累累血债。今天，日本居然再一次用带有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的“出云号”来命名二战之后建造的最大战舰。再如，何建明先生在收集资料时发现，就在日寇进入南京城并大肆屠杀我数十万同胞的第6天，即1937年12月18日，侵略者居然厚颜无耻地“为他们攻打南京而死亡千余名侵略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公祭’！”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与戒备！“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现在，以国家的名义举行纪念与公祭，无疑对于全体国民铭记惨痛历史，同仇敌忾，做好必要的反侵略战争准备，极为必要适时。

　　同心筑梦，共图复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在今年7月7 日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告诫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今天，我们国家举行“公祭”，不仅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又一次强有力回击，而且再一次晓谕大家“落后就要挨打”的血泪教训。虽然国歌我们天天唱响，但有些人却未必真正体味到这种忧患，有些人也未必真正把国家利益置于心头。“公祭”固然是非常必要的形式，但最根本的是全体国民要“公祭”入心，血泪“发芽”，化铭记血泪教训、珍惜和平局面的决心和信念为爱国敬业的巨大动力，化全体军民强烈的国防观念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万众一心，“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努力为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正因如此，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既要铭记历史、向往和坚守和平，又要爱国敬业、奋发图强，为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凝心聚力，为人类和平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沧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市文联原党组书记）

【沧州抗日英烈】

杨靖远 弃医从戎 血洒冀鲁

　　“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这是肖华司令员得知杨靖远牺牲后的挥笔题词。

　　杨靖远，原名赵容山，又名赵先周，满族人，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少年时在私塾读书6年，后在中医专科学校学习3年，毕业后在沈阳、锦州一带行医。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对东北人民进行疯狂屠杀，他的父母姐妹先后惨死在日军屠刀下，未婚妻王少娟也因参加抗联被敌人杀害。日军的残酷暴行，激起了杨靖远的强烈愤慨。为寻求抗日救国道路，雪耻家仇国恨，他愤然离家，到北平寻找并参加了党的抗日组织。经过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杨靖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被调到河北省军委工作。济南失陷后，冀鲁边区党组织与山东省委失去了联系，工作暂时由河北省委领导。1938年3月，为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杨靖远、李启华等5人受河北省委派遣来到冀鲁边区，杨靖远被任命为“冀鲁边区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副司令。当时他在颔下留了胡须，表示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绝不刮掉。后来他的胡须长的又长又浓，以致人们送他个绰号“杨胡子”。

　　杨靖远胸怀报国之心，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他到冀鲁边区以后，虽然身为支队副司令，但行军作战都是一马当先。1938年5月，杨靖远所在部队的党政机关暂住庆云县城。国民党委任的鲁北督察专员兼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想趁“三十一支队”立足未稳，欲将其消灭或赶出这一地区，亲率200余人气势汹汹地向庆云扑来。面对刘景良的嚣张气焰，杨靖远机动灵活地指挥杜步舟的第三路主动出击，把攻城敌军全部击溃。刘景良失败后，羞怒之下，又纠集沧县、盐山的伪军和民团3000余人再次围攻庆云县城。在敌众我寡、万分危机的情况下，杨靖远亲率220余名战士，出其不意地乘夜袭击了城南30余里的纪王桥，直捣刘景良的后方机关，歼虏敌参谋长以下若干人，迫使刘景良部撤回，其余攻城部队也不打自溃。这次战斗，以少胜多，使“三十一支队”威名大震。

　　1938年9月，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杨靖远任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三十一支队”改编的八路军平津支队，又改为“挺纵”第六支队。杨靖远率部连续出击，在庆云、乐陵、宁津一带与日伪军进行了频繁的战斗，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不久，津南地区的盐山、沧县、宁津、南皮、东光、吴桥6县相继建立了抗日政府，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和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杨靖远任专员兼司令员。

　　1938年秋，盘踞在盐山四区(今属黄骅市)以孙仲文为首的土顽势力，已完成与东半区杨庄、羊二庄一带及西半区的土顽势力联合。他们以贾象“德盛家”药铺店为驻地，其势力范围南到苏基、丁村、王十二集一带，东至杨庄、羊二庄一带，西连旧城、马闸口一带。至此，这支为维护封建地主利益的民团武装已发展到近千人。

　　为开辟盐山四区，打通津南一带的交通要道，是年秋，杨靖远亲赴盐山四区，决心对孙仲文等人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其抗日。他先与学生出身、同情抗日的孙仲文的长子接上关系。不久又到孙仲文的驻地——贾象“德盛家”，与孙仲文谈判。孙仲文虽然顽固，但在杨靖远一再阐明党政策的感召下，表示不打八路军，发展武装防匪防日。为趁热打铁，杨靖远于10月间再次单刀赴会来到贾象，并在民团头子孙仲文的陪同下，在贾象后场参加了民团武装的阅兵仪式，并借机发表讲话，热情宣传我党联合各个阶级阶层共同抗日的主张，尤其是他讲的我八路军深入敌后与日军浴血奋战的英雄事例，慷慨激昂，感人肺腑，使在场的民团深受鼓舞，佩服八路军里有能人。阅兵结束后，对团结抗日问题，又与孙仲文等进行了进一步的磋商。孙仲文表示，决不与八路军为敌，愿意为抗日出力。从此，孙仲文慑于我军的强大声威和杨靖远专员的威望，不敢再妄自行事。

　　1938年11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把驻在冀鲁边区的八路军挤走吃掉，便同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拼凑了所谓“冀鲁联盟”。国民党暂编第一军政训处主任马皋如受沈鸿烈、鹿钟麟之命，跑到盐山四区，对孙仲文等地方民团封官许愿，拉拢收买，把孙仲文部改编为国民党“五三游击支队”，任命孙仲文为支队司令。在国民党的纵容支持下，孙仲文不听杨靖远的一再忠告，从民团中精选出100余人成立了一个大队，名曰“官团”，由专人负责训练。这些人军纪败坏，横行乡里，把四区搞得乌烟瘴气。

　　住在旧县镇的杨靖远，为说服孙仲文放弃反动立场，带警卫员再次来贾象“德盛家”面见孙仲文，孙仲文推出后台马皋如。面对着国民党军政训处这一要员，杨靖远义正词严，历数他们的不法行为。马皋如自恃势大，傲气十足，强词狡辩，孙仲文此时自然倾向马皋如。为顾全大局，避免冲突，杨靖远只好先回部队。马皋如目的达到后，便留下国民党参谋在此督阵，独自向沈鸿烈报功请赏去了。

　　孙仲文当上国民党“五三游击支队”司令后，认为有了靠山，更加骄横起来，扑向盐山五区区委驻地，将机枪架在区委门口大耍淫威。随后，又扣留来往人员，劫留粮款，制造摩擦。
根据孙仲文坚持与八路军为敌的反动立场，12月的一天夜里，杨靖远带领500余人分三路向四区进发。一路由崔岳南带领打贾象，另一路去许官，杨靖远和副支队长傅祥吉带领一、三大队各一部，直取大赵村孙仲文老巢。杨靖远带部队进入大赵村后，迅速包围孙仲文家，然后命令部队向孙仲文喊话。这时孙仲文正在屋内，他听到动静，从屋后门逃走。此时，我军行动被敌人岗哨发现，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成斗。战斗打响不久，杨靖远赶到围墙附近的草垛旁指挥战斗，月光下他那长长的胡须隐约可见，被趴在房上的民团发现，敌人居高临下，向杨靖远连开数枪，杨靖远腰部中弹负伤，敌人从村中冲杀出来，把杨靖远和警卫员二人俘去。

　　拂晓时，敌人把身负重伤的杨靖远押到一个深宅大院，孙仲文也赶到关押杨靖远的地点，国民党参谋也从贾象赶来。孙仲文得意忘形地说：“杨同志，这回可对不起你了。”杨靖远听了感到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他怒目圆睁，直瞪着站在一旁那张狰狞丑恶的面孔，竭尽全力地说：“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要杀要砍随你的便。”这时国民党参谋掏出手枪对准了杨靖远，随着枪声，杨靖远壮烈牺牲。穷凶极恶的敌人，并不善罢甘休，为了发泄他们对共产党人的刻骨仇恨，又极其残暴地用铡刀把杨靖远烈士的警卫员腰断三截。凶恶的敌人仍不罢休，又把杨靖远的头颅砍下，挂在贾象村西的树上示众。

　　杨靖远烈土的牺牲，给边区军民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为消灭孙仲文，1939年1月2日凌晨3时，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五、六支队，向盘踞在大赵村和许官的孙仲文部发起全面进攻。经一小时的激战，孙仲文千余名民团被全部打垮，孙仲文在战斗中毙命。

　　战斗结束后，群众把杨靖远的头颅交给八路军，用棺椁装殓起来，运回专署驻地旧县。冀鲁边区党、政、军召开隆重追悼大会。“挺纵”司令员肖华介绍了杨靖远的英雄事迹，并写下了著名的挽联，以悼念杨靖远的壮烈牺牲。

　　为纪念烈士，1940年冀鲁边区党委做出决定，将盐山南部和乐陵北部划出设立靖远县。1945年8月，靖远县与盐山县合并，仍称靖远县，1949年5月复名盐山县。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杨靖远入选由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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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胡庆胜对我市2014年党史工作做出重要批示 12月26日，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胡庆胜对我市2014年党史工作做出重要批示，高度肯定一年来的我市党史工作，同时也提出了殷切希望：“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沧州党研室在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履行资政育人职责等方面，成绩突出，效果突出，整体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真诚感谢沧州市委对党史工作的高度重视，感谢市室同志们的艰苦努力！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发扬成绩，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工作，把党史各项重点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