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1974年周恩来自掏腰包为毛泽东举行祝寿会餐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先后来湖南5次：第一次是1958年4月底，由广州乘专列回北京，途经株洲站停留了半个小时；第二次是1960年5月15日，与毛泽东在长沙一同游览天心阁；第三次是1964年4月16日，陪同刚果客人到长沙会晤毛泽东，并到韶山参观；第四次是1966年2月26日，陪同加纳共和国总统到长沙会见毛泽东；第五次是1974年12月23日至27日。周恩来多次对湖南的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1974年，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已近尾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要向毛泽东汇报。12月23日，周恩来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是顶着巨大的干扰和忍受着病痛来到长沙的。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不忘听取湖南省委的工作汇报。当听到湖南一些地方成立了民兵指挥部，脱离军区、警备区的领导，情况不正常时，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种情况被毛泽东及时制止了。
周恩来在长沙期间，正值毛泽东81岁诞辰。周恩来亲自安排为毛泽东举行了一个简朴的祝寿会餐，一共两桌。为了感谢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辛勤服务，周恩来破例加了几个菜。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两桌酒菜是周恩来自己掏的钱。当晚，周恩来按约定时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和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他们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两位老战友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对中国未来形势的稳定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本刊专稿】
回忆在李克才同志身边工作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左德兴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重播了十几年前采访李克才同志在新中国第一反腐大案中的纪录片，其人其事，尽在眼前。李老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回忆起在他身边工作和与他长期接触的情形，仍清晰如昨，感受至深。
一
第一次听到李克才这个名字，是他1982年从衡水调沧州地区任地委第一书记之后；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他到任后不久在一次全地区平反冤假错案电话会上所作的讲话。当时我在县委宣传部负责通讯报道工作，听领导和同志们议论才知道，这是一位早在50年代就担任地级重要领导职务，在揭发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中有功，但在“文革”中长期受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被重新启用并逐步恢复到原职级的老资格领导干部。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我竟给他当了秘书,真正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他。
1985年10月，我从盐山县委办公室调地委办公室当秘书，主要从事综合情况、起草文件、编发简报之类的工作。因与李克才同志同在地委主楼二楼办公的缘故，终于见到了他。虽然几次碰面仅打个招呼，他对我不熟悉更谈不上了解，但我早就知道他这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同腐败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英雄人物，对他抱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感，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每次遇见总要多留神几眼。一天，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葛焕辉找我说：“李克才同志要会同白沐等老同志下去搞调研，身边缺个随行写材料的人，你就去吧！他要外出，你也跟着他。主要是文字资料服务，但也要照顾好他的生活。他们作为老同志，毕竟下去和外出的时候不会太多，他有事找你你就去，不找你你还在办公室搞你的文字资料。”我积极服从领导的决定，立刻向李克才同志报到，并于当天随他到河间和任丘搞调研。
此时的李克才同志，已不再担任地委领导职务，时任职务是省顾问委员会（简称省顾委）常委，并且是省顾委在沧州地、市（当时地、市分设）委员的牵头、召集人。从向他报到，到次年（1986年）6月，我给他当了8个月的秘书。此间，随他到任丘、河间、盐山等几个县搞了调研，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他向当地党委政府、向省顾委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跟他外出，到他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唐山市以及所属的丰润县、迁西县、遵化县，到他的老家也是他最早参加革命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石家庄地区的行唐县看望老战友、老同事、老党员、老堡垒户、老乡亲，亲身感受到他与这些人骨肉般、鱼水般的深情厚谊;通过与他经常近距离接触，看他做人行事，听他在座谈中发言，等等，深入了解了他出生入死、饱经风霜的革命历史和奋斗过程，深刻领略了他一生心系百姓、关爱底层、追求公平正义，并为此不懈奋斗、至死不渝的拼搏精神，以及临大节而不辱、受大屈而无怨的高尚人格和宽广胸怀，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共产党人的忠诚坚贞。
二
“杀了两个人，管了三十年”，是李克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伊始重拳反腐的形象概括和深刻感悟。他是当年刘、张大案的主要揭发人，对新中国最早的反腐败建有不可磨灭的功勋。党和人民感谢他。1978年之后，在批判“两个凡是”、批评毛主席错误、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气候中，有人借机提出给刘青山、张子善翻案，说毛主席亲自批准枪决刘、张的决定是错误的，需要纠正;随着社会的逐步去政治化，超阶级、超政治的所谓纯粹的人性化、人情化风气越来越蔓延、越来越浓厚，用现实世俗的眼光看，李克才同志当年的做法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于是也有老同事、老熟人劝他放弃过去的意见，顺应潮流，积极参与对刘、张的翻案。此时的李克才，既有领导活动，又有同事规劝，周围面对的是世俗的社会和冷漠的目光，其痛苦之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换了别人，可能顶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最后屈从了事。但李克才挺起脊梁，站稳脚跟，毫不动摇。他说，别的案可以翻，刘、张的案翻不了，也不能翻。这绝对不是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批的，也不因为是我主要揭发的。毛主席亲自批的，批错了也得纠正，现在毛主席批的多少案件都翻过来了，还多这一件？我主要揭发的，揭错了也得改过来。如果错了，别说已过了30多年，就是当时，我也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威信而看着同志受冤，要不怎么叫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究），怎么叫牺牲自己、顾全大局，怎么叫坦荡无私、光明磊落呢？问题是，这个案子当时没有错，事实没有错，定性没有错，程序上和合法性上也没有错。从毛主席、党中央，到华北局，到省委，在处理此案上是十分慎重，并经过全党上下大范围充分讨论的。现在要“一风吹”，根据是什么？如果这案都翻了，我们党过去包括革命战争时期办的什么案不能翻？这不叫平反冤假错案，相反，这是在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还有，查处刘、张大案，对当时的“三反五反”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后来的乃至现在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起了以此为鉴、警钟长鸣的作用。也就是说，不仅管了当时，还管了长远，正如毛主席说的“挽救了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高中级干部”，有什么不对？现在搞开放搞活（当时的提法），打破思想僵化是对的，有些政策要松动要放宽也是必要的，但不能不要党的纪律，更不能放纵贪污腐化和奢侈挥霍。要知道，此案一翻，会产生什么样的导向，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就等于打开了魔盒子，不堪设想啊！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不在整个开放搞活的过程中继续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不狠治贪污和贿赂，总有一天，我们党要走向自我毁灭，千万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我们作为老共产党员，个人声名利益事小，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啊。他坚决拒绝了别人的劝告。后来随着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对此案做了大意为“现在看来不杀也是可以的，但杀了也不足为惜”的表态，翻案之风才渐渐平息。李克才却依旧长期独自承受着世俗的压力和冷漠。他的这些苦衷，除了对白沐等几位跟他下乡或外出的老领导以及我外，从未跟别人说起过。
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之俱来的副产品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也滋生蔓延，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日趋严峻，人民群众对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李克才反腐的事迹再次引起中央和各级党委及有关媒体的高度重视。曾先后在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厅等单位任职的沧州籍作家孙如宾，在多次深入采访的基础上，以鲁兵的笔名写下并出版了反映查处刘、张大案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第一大案》，后来又改编成电影剧本，1992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电影中李克才被化名为林克俭），在全国引起强烈轰动。再后来，中纪委多次采访他，《中国纪检监察报》以连载的形式，重头报道了他的典型事迹。不过，这些都是我给他当秘书结束以后发生的事了。
三
李克才下县搞调研，十分关心农民群众的两个问题:一是脱贫致富,二是依靠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奋斗几十年，就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我们这一代虽然尽了心、拼了力，打了一定基础，但还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现在只有留给新的一代解决了。现在的一代，观念新、思路宽、有文化，又有现代化的新知识，特别是赶上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力的发展形势，干事创业条件完全具备，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率领群众脱贫致富大有希望。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他们加油、鼓劲，呐喊、助威，让他们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只有像接力棒一样一棒接着一棒跑，奔小康、奔现代化才会离目标越来越近。
在河间、盐山两县调研时，当听了两县党政领导关于分别在线缆和弯头管件产业上发展很快，正在逐步形成地方特色产业的汇报，并实地看了几家企业之后，李克才同志十分高兴，认为是找到了富民强县的好门路，给予充分鼓励，积极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和扶持措施，并且努力争取省以上的政策扶持，力求把它做大做强。同时要求同行的白沐同志（曾任地委副书记，时任地委顾问），向地委主要领导作出详细汇报。
在任丘县的调研中，他听到城关二街在油田占地后，坚持自力更生走共同致富道路，千方百计开辟工商副各业多种经营门路，取得集体经济、农民个人双丰收、双得利的典型事迹后，决定住下来进行深入调查，摸清该街（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其基本经验。经调查，该村是任丘全县被华北油田和县城扩建占地最多的村之一，到1984年，耕地在1975年1093亩、人均1.48亩的基础上减少到60亩、人均不足0.06亩，而且人口由737人增加到1046人。人少地多时尚且有富余劳力，现在人多地少更意味着大多数劳力没有活干。如果按照农业家庭承包的办法，按人头把几次补偿累计不过几十万元的补偿款分到户，少数人可能用其搞起工商经营发家致富，而多数人没有门路，只得坐吃山空，一旦这笔款花完，长期生活出路成为问题。对此，党支部勇于担当，统一思想，坚决顶住“分光吃净”、“各奔前程”的纷扰，积极开辟生产门路，充分发挥地处城镇和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发展起多摊村办集体和联合体工商服务业，不但安排了全部剩余劳动力，而且使经济实力和村容村貌发生了显著变化。1984年全村总收入98.68万元，比1975年增长了11倍；人均收入增长了5.7倍；集体固定资产增长了100万元、4倍,并拥有机动财力200万元；取消了一切摊派提留，成为农民无负担村，实现了全村无困难户。李克才如发现了金矿般高兴，顾不上近70岁的高龄，接连不断地找人座谈，挖掘经验。最后认定他们最基本的经验，是有一个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有事业心责任感、有依靠集体力量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理念和信心、有明确的生产发展方向、有长远打算的村级党支部领导班子。在他的亲自概括总结下，由白沐同志统筹，我和任丘县委办公室的柴章印同志执笔，写了任丘二街的调查报告。由李克才同志带到省顾委会议上作了专题汇报，引起省顾委主要领导的重视，不但以内刊刊载了该调查报告，还汇报到省委，对当时省委正在着力抓的加强村级班子建设、兴办集体经济、号召村干部做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带头人，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典型和经验。
四
很多人可能认为，大凡铁面无私的人，一定是没有温情、不讲情义的人。其实不然。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疼有爱的人，只是他们把这种情义全部让位给了人民群众、全部让位给了公平正义、全部让位给了党的根本利益和组织原则。
他1937年在原籍行唐县参加革命并入党，曾任过区委组织干事、部长、区委书记、区长等职，是晋察冀边区冀西区及所属的三专署成绩卓著的地方干部。当时的行唐全县以及周边各县，一提起“李二区长”（当时还有一位另区年长他的区长，故管他叫李二区长），几乎无人不晓。后调到冀东，先后任滦丰联合县县长、丰润县县长、十五专署专员等。在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中，同原籍和冀东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义。一到他的家乡住进县招待所，家乡的老党员老八路老干部就纷纷去看他，拉着他的手说起来没有完，许多人百感交集、老泪纵横，家家拽着他要管饭，有的要和他住在一起来个“彻夜谈”，要不是当地县领导劝阻，非把他累坏不可。跟他到唐山时，当时唐山刚刚完成地市合并和与秦皇岛分设，但新市委领导很多和他熟悉，一到宾馆，市委书记和几位副书记都去看他，刚想坐下说话，只听院内人声嘈杂，有人说“李克才来了，我们快过来看看他！”呼啦啦，进来一大群人，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老同事，见面后激动不已，紧紧攥住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这批未走，又来一批，几乎一下午没有站脚的时候。只有他的大情大义，才会有如此雄厚的人民群众基础。
他见不得基层群众的贫困生活。随他到他战斗过的一个离县城足足百十公里的小山村，看望过他当年的堡垒户。当他看到这户生活依旧艰难的情景，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因当时这个县都还很贫穷，而且不是沧州所辖，不好发表意见，但他还是委婉地嘱托当地陪同领导，要在加快脱贫步伐的同时，重点关注和解决好这些当年对革命有功的老堡垒户、老群众骨干的生活困难。他说，若不然，我们真对不起他们，真没脸见他们哪！
他每到一个县 ，哪怕路再远，都要下乡看望一下当地有名望的老党员、老八路、老干部、老劳动模范、老基本群众，反复叮嘱当地领导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保护好这些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沧州地区的一个乡镇，李克才看望一名当地著名的3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当看到他的生活还有不少困难应该得到上级的解决而没有解决时，当场对陪同的乡镇党委书记大发雷霆，严厉批评他们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严重，对包括老党员在内的群众关心不够，要求他们尽快改变这种工作作风，真正把群众的疾苦冷暖挂在心上。直批得党委书记头上冒汗、连连认错，并表示坚决改正之后，才罢休离去。
王国藩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1941年入党，早在50年代就因组织23户只有3条驴腿的“穷棒子”成立合作社走共同富裕道路，誓把所在的遵化县西铺村建设好，被毛主席称赞为“整个国家的形象”。“文革”期间担任省、地、县重要领导职务，是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由于李克才在冀东工作过，特别是50年代担任过省委农工部常务副部长，和王接触较多，两人交情甚厚。此时王已被免去省地县各级领导职务，被安排回原籍遵化县水利局做一般工作。李克才得知这一消息，思念老朋友心切，又怕他想不开心情郁闷，遂决定到唐山一定看望这位老朋友，好好和他叙谈叙谈。在唐山宾馆，他向前来看他的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提出到遵化西铺看望王国藩的想法。市委领导说现在王情绪不好，你现在去不合适。他坚持要去，说越是人在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朋友的关心、体贴和安慰，而且相信王国藩毕竟是一个有觉悟的老党员。市委几位领导再次劝阻，并表示以后还可以再来再安排。李克才只得顾全大局，服从安排。在结束对迁西的走访，去遵化县城的途中，无意中正好路过西铺村，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窗外，深情地看着车行过的每一根电杆、每一间房屋，恨不得在街上突然遇见王国藩。我问他，是否下来到他家去一趟？他痛苦地摇摇头，又指指前头陪同的唐山市同志坐的车。虽然这次未能同王国藩见上面，但李克才同志思念老朋友的心情足见深切。此后李克才是否见过王国藩我不知道，但如果没见过，相信这是他临终前最遗憾的事情之一。
五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和人民公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李克才矢志不渝的追求。
建国初实行薪金制，干部一定级他就被定为10级，但直到80 年代初他还是10级，30年级别始终未动，工资一分未涨，他毫无怨言；职务几度不升还降，他从不找领导诉苦、求情，上级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从不讨价还价。他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我们已经是幸运百倍千倍了，有什么想不通的？共产党员只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牺牲在前、保全在后的表率作用、骨干作用、旗帜作用，哪里有什么向党和上级伸手要这要那的权力和资本？如果当初参加革命是为了后来的特权、享受，那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和到银行存款“零存”是为了“整取”有什么两样？他住的几间平房，已十分陈旧，时任地委领导几次考虑他的住房条件改善问题，他坚决不让地委办公室为此而分心和花钱。他儿子在公安局工作，直到近50岁还是科级，但他从不为其找领导说一句话。跟他下去工作，每吃公家一顿饭，都必须按规定标准交足饭费，饭菜也尽量从简、从低，尤其不让大吃大喝和出现大量剩饭剩菜。外出兄弟地区，执意把招待标准降下来，不上名贵菜肴，换成地方特色。到遵化走访，他特别爱吃当地的“疙馇”（一种豆制品），陪同的县委领导就让宾馆的人给他带上一些，他坚决要我按市价交钱，弄得人家都不好意思。
哲人虽逝，风范长存。李克才同志的光辉形象和宝贵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
【忆昔话往】
忆1958年在献县闫庄子下乡
牛步莲
1958年，中共献县县委、献县人民委员会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现粮食产量翻番，制定了粮食高产作物种植计划，全县种植春夏山芋40万亩，早晚水稻40万亩，要求全县粮食总产达到4.65亿公斤。
6月底统计，春夏山芋只完成了4万亩；早晚水稻只完成了3217亩，距计划指标相差甚远。于是，县委、县人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从县直党、政、军、企等机关单位抽调500多名干部职工，组成若干个下乡工作队，下基层督导农业生产，坚决完成80万亩的种植计划，并实行“三包”，即县级干部包片，科局干部包乡，一般干部包村。
进驻落后村 开会发动群众
献县农林局包东村乡。下乡工作队到了东村乡之后，给包村干部分村时，不是由领导分配，而是由包村的干部自己选村，因别人熟悉情况，都选了比较好的村，挑来挑去最后只剩下一个闫庄子没人去。东村乡党委书记韩瑞山对我说：“牛同志，就剩下闫庄子没人去。你是去闫庄子，还是给你调换一个村？”当时对我来说，哪个村都不熟悉，我就对韩瑞山说：“不用调换村了，我就去闫庄子吧。”韩书记说：“闫庄子是个落后村，现在村里还插着‘黑旗’，你敢不敢进驻这个‘黑旗村’？”我斩钉截铁地说：“敢！”韩书记说：“我看你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派乡武装部长王西林和你一起去闫庄子，你看好不好？”我高兴地说：“好！这样我不但有伴，遇到什么问题还可以与王西林同志商量。”
我和王西林同志进村后，连续三个晚上召开了三次群众大会，也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反复琢磨也没有找出答案。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光辉著作，受到了教育和启发。我找到了群众发动不起来的原因，是因忽略了群众的生活问题，抓生产必须先从抓群众生活入手，只有把群众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动员群众参加生产就好办了。
访贫问苦 关注民生
我们改变工作方法，先抓群众生活，再抓群众生产。我和王西林开始走访群众，进行调查，确切掌握了真实情况。全村有18户生活上有实际困难，有的是无粮无柴，有的是有粮无柴，还有的有柴无粮。我们与党支部座谈，党支部书记闫凤刚说：“在一部分群众中，生活上确实有实际困难，有的户真是揭不开锅。”我们把调查摸底的情况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解决意见。经过工作组与党支部共同研究，达成了共识，以工作组的名义，给乡党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把摸底调查情况向乡党委作了汇报。乡党委很快进行了研究，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并批给我们5000斤粮食和5000斤煤。我们很快将粮食和煤分到户下，暂时解决了部分群众的生活问题。
晚上，我们又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动群众集资。我和王西林把工资交给了村里，在我们的带动下不少群众也都交钱集资，当天晚上就收到集资款300多元。散会后组织了20多人，次日赶沙河桥集购买山芋秧。同时把本村的水车也活动起来，对春山芋进行施肥、浇水，加强管理进行催秧，提出“人要轮班换，水车不停转，歇人不歇马，昼夜来鏖战”的口号。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诗：“施肥浇水催薯秧，昼夜轮班守井旁，井边吃住不离岗，只盼薯蔓快伸长。”
风雨之夜 救助孤孀
一天晚上，一声雷响，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一看天要下雨，就把支部书记闫凤刚叫起来，他问我：“有事吗？”我说：“有事。上级来通知了，召开工作组和村干部飞行会。”凤刚问：“通知上说什么人参加了吗？”我说：“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公安员和贫协组长参加，你马上通知这些人集合。”一会儿，民兵连长、公安员、贫协组长都来齐了。风刚一看人到齐了说：“牛同志，人到齐了咱们快走吧，迟到又要挨‘辩论’（批评的意思）。”我说：“不忙，头走前咱们先办一件主要事。”在我说话的时候，风和雨就来到了，我继续说：“你们想想谁家的房屋失修了？群众还住着危房？”他们掰着手指数，挨门挨户想。雨越下越紧，贫协组长说：“我想起来一户孤寡老人住的是危房，怕经不起大雨淋，咱们先到她家看看。”民兵连长和公安员也说：“对，这位孤老太太的房子怕不行。”我说：“快走，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五个人冒着大风大雨，直奔这位老人的家。赶到她家一看，房屋的西北角已经钻水，老人在炕上跪着，两眼直盯着钻水的房角。我们劝老人说：“大娘，你这房子不行了，快到别人家住吧，万一房子塌了，砸着你老人家。”虽经反复劝说，老大娘却执意不走。此时钻水的房角已经冲出一个窟窿，说不定哪会儿就塌倒。我对凤刚说：“咱们就近给大娘找一家，先暂住一下，等雨停了再妥善安排老人的吃住问题。”我把跪在炕上的大娘背起来就往外走，刚出门没多远，就听到大娘的房屋坍塌了。贫协组长和公安员说：“牛同志办事真果断，要是再犹豫不决，把咱们都砸到里边了。”当我们把大娘安置好了以后，凤刚着急地说：“牛同志，我们快走吧，开会去晚了就得挨‘辩论’。”我笑着对他们说：“我们不去开会了，把大娘救出来，乡党委不会批评我们，更不会‘辩论’我们。其实乡党委没有下通知开会，是我假传‘圣旨’，借用开‘飞行会’的方法，催促你们赶快检查民房，不要因下大雨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
联查评比拔掉“黑旗”
东村乡党委、政府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深入开展，制作了“红、黄、黑”三面流动旗帜。上游村第一名插“红旗”，中游村最后一名插“黄旗”，下游村最后一名插“黑旗”。
我和王西林进驻闫庄子之前，这个村就插着“黑旗”。进村后，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密切了干群关系。在生产上我们依靠群众，干部群众拧成了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掀起了群众性的生产高潮。第一次全乡联查评比时，就拔掉了“黑旗”。第二次联查评比时，闫庄子由下游村升到中游村。
当我们工作组撤出的时候，村干部和群众欢送我们，一直送到村外，还频频挥手和我们告别。
（作者系献县林业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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