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3年10月我调入盐山县商业局秘书组算是步入党政机关，到1983年9月，先后在县商业局、公社、团县委、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等多个单位的多个岗位工作过。这10年间，基于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县、公社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甘当公仆、严于修身的政治本色和主流精神，我特别认同一位县党史研究单位负责同志在90年代一次会议发言中说的话：“有人说毛主席把干部管傻了，不对！我说是毛主席把干部管好了！”

领导拒绝特殊

　　盐山县委机关1975年曾流传一则笑话，也是真实故事。从省委某机关刚调盐山任县委副书记不久的胡东洋，在县委机关食堂排队买饭，排在他头里的一位同志没看到他在身后，便只顾自己把碗和饭票钱票从窗口里往炊事员手里递，后边的同志开玩笑“指责”这位同志：“看这个‘瞎三’呢，怎么不让胡书记先买？”这位同志听后，赶忙把伸进窗口里的头和手收回来，闪开窗口，请胡书记先买。谁知，胡书记谦让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夏三同志，你先买,你先买！”“瞎三”，是盐山讽刺、挖苦人瞎障、不懂事、不看事的意思。胡书记初来乍到，既不懂盐山方言，又对县委机关的同志认不全，错把大伙说的“瞎三”当成了姓名，闹出了笑话。但这个笑话，却足以成为那个时代党群一致、干群一致、官兵一致、不搞任何特殊的一个佐证。
　　不仅胡东洋自觉排队买饭，在我接触到的历任县委书记、副书记中，也都同一般干部一样自觉排队买饭，不搞“领导优先”之类的特殊。这还体现在就餐的其他多个方面。当时，公职人员粮食定量少，不分职务高低每人每月供应29斤，领导们绝不比别人多领一斤一两。很多人不够吃，需到粮食自由市场买高价粮补充。具体方法是先以高出计划内定量三四倍的价格买到原粮，再以计划内供应价格卖给国家粮站，并折算成成品粮，取得国家粮站给转出的粮票或粮条交给机关食堂，再换成饭票，按计划内供应价格加煤火费买机关食堂熟食。供应的粗细粮有严格的比例，一般是面粉只占30%，玉米面等粗粮占70%。如果县委领导想搞点特殊，多吃点面粉，粮站供应能办，机关事务长能办，炊事员也能办。但没有一位领导有这种想法，一般干部吃多少细粮，领导就吃多少细粮，从不多吃一点儿。尽管负责机关后勤的同志都想改善一下领导们的伙食供应，但无一例外地被坚决制止。
　　下去工作回机关晚了赶不上饭，是县委领导常遇上的事。除少数领导身体不好或是寒冬腊月才同意炊事员把当天的饭菜热一热，一般就是吃凉干粮就凉菜，不让炊事员重启已封火的炉灶。如果当顿的炒菜已卖完，就吃咸菜萝卜条；干粮卖完，一般也不让重新做饭，干脆挨饿一顿。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看到，多位县委领导下乡回来食堂没饭又不让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几个花生或找几个小枣一嚼，就当一顿饭，还精神抖擞地接着工作，或看文件、批材料，或找人谈话、开会，一直到深夜。

下乡用餐自理

　　那时没有“招待费”这一概念。无论县、公社领导，还是一般干部，到下边工作，不论是临时性调研督导，还是长期蹲点，一律用餐自理，不让下面负担一斤一两、一角一分。县到公社工作用餐，全部自费买当地机关食堂饭票和钱票（代金券），吃多少饭和多少菜，就交多少饭票和钱票。如果打饭时遇上个熟人抢着替你交了饭费，过后不是走时留下钱和粮票，就是欠下一笔人情债，到时人家到县开会或办事，你再抢着给人家买饭。县和公社到大队工作，凡临时性的，就到贫下中农或认为政治可靠人家中吃派饭，按规定交钱交粮票，吃几顿交几顿，为避免找不开零，只可多交，不可少交；属长期性的，则向老乡借锅灶，自己起伙，粮油盐菜酱醋茶全部自带或在当地自购。柴禾与煤或在当地集市和煤点自购，或大队有副业的，在大队副业摊调剂，无副业的，在柴禾有剩余的社员家中调剂。无论哪种情况，都必须当面过秤，按市价付钱。
　　贵在坚持和自觉。各级各部门坚持下乡深入群众不扰民、不沾下面和群众便宜的事迹数不胜数。对此我自己就有深刻体会。我在县委机关工作时，经常下去工作。除没在城关公社吃过饭，其他22个公社都吃过饭，每次饭前买票时，总是宽打窄用，有些剩余，一来二去，各公社找零找回的和没用上的饭票钱票攒了一把，本来定量少、工资低，加上这些无效的占用，更是十分拮据。时间一长，许多饭票钱票装在兜里带在身上已磨损得面目全非，无法再用；更糟糕的是，一次妻子洗衣，在未注意的情况下竟全部洗烂。临时下乡工作突然生病是常有的事，一般也不吃病号饭；有时拗不过当地领导，公社伙房给做了病号饭（鸡蛋面条），也照付钱粮。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次，一次是1977年在县委办公室时，到王可忠公社调研，突患痢疾，拉肚子拉得直不起腰来;另一次是1979年在县委报道组时，到大付庄公社采访，患了重感冒。这两个公社的党委秘书闫之义、刘耀先都曾是我们同期的公社团委书记，硬是让伙房给我做了病号饭，还想替我交费用，被我坚决谢绝。他们自己都啃窝头就素菜。王可忠公社离山东一些集镇近，条件还稍好，大付庄公社晚餐连素菜都没有，机关人员包括书记只是蘸酱油。我说这就感谢不尽了，再出费用绝对不行。在公社和县机关工作那10年，先后跟随各级领导到孟店公社的流洼寨、卢庄，卸楼公社的兴隆淀，庆云公社的西关等大队蹲点，都是自己起伙，这些大队的粮、油、柴、菜，我们没有白吃白用过一斤。记得在卢庄蹲点，一位支部委员看到我和公社组检干事孙志远炒菜时油瓶空了，即跑到大队油坊灌来一瓶香油，被老孙和我狠狠批评了一顿，最后按市价给他钱让他送到大队会计那里去。这些大队的领导多次向我们带队的同志说，柴禾是咱地里长的，要用尽管用，别提钱！有的还把柴禾送院子来，但我们坚持先过秤交完钱再用。这对于取得群众信任，特别是在有的群众也严重缺柴的情况下不造成群众反感，起到了很好作用。

纪律坚如钢铁

　　那些年，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对公职人员特别强调的就是严格执行铁的纪律，公职人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也特别强。当时没有“人性化管理”这一提法，纪律严得几乎不近人情;更没有“共产党员也是人”、“自私是人的本能，吃喝玩乐是人的天性”、“要允许最大限度的自由释放个人欲望”等等乌七八糟的说法，时时处处讲的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自由散漫是党的事业的腐蚀剂”、“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干部不带头，必定是挡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等信念。这仅仅从我经过和看到的许多事实中随便拿出几例就足见一斑。
　　一例是节后准时到岗。按照县委要求，每年春节后的初三晚8点前所有人员必须到岗，不管是回老家过年还是在县城过年，不管路途近还是远，也不管是好天好道还是风雪路塞，大家都很好地遵守了这一纪律。记得1977年、1978年两个正月初三的晚上8点，我和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其他同志受领导指派，到邮电局用对讲电话对各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逐一点名，到岗的集中在所在公社会议室当场应答，未到的由党委书记回答其未到的理由和什么时间能到，然后由我们汇总，拉出清单，直报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对事先不经请假批准、又无极特殊情况不按时到岗者提出严厉批评，往往通报全县，并连夜对公社书记或电话批评，或直召到县问责。有一公社副书记，回机关的路上赶上大风雪，自行车又坏了，40多里的路程推着甚至扛着自行车一步步挪行，夜间11点才到，途中无法联系，点名时党委书记搞不清原因，只得认头主动向县委书记做检查并接受批评。80年代初的一个春节，我老家连降三天大雪，为及时到岗，初三上午我和妻子就连搬带推着自行车、抱着孩子，踏着没膝的积雪，步行30多里，提前半天赶到县委机关上班。原以为到得最早，其实不少人已到，甚至连回外地老家过年的同志都到了。
　　一例是严守政治理论学习纪律。在公社时，机关干部只要这天不住村、不外出，就要参加每周3个早晨早饭前一个半小时的集中学习。人们对学习的日期、时间记得特别准，每到这天早晨，不用召集人招呼，大家就早早起床、急急洗漱，带上学习书籍与笔记本，自觉到会议室集中，没有借故请假、偷懒躲避的，没有磨磨蹭蹭、拖延迟误的。记得在按上级部署学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大家对过多的欧式化句子读不惯，对过长的人名记不住，对所论观点及所含意义弄不懂，但没有一人说泄气话、打退堂鼓，而是集思广益、迎难而上、合力攻坚，直到彻底读完全篇和基本弄懂含义。在县机关时，除机关的正常学习外，1977年始，还增添了每周两个或3个晚上的县直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理论、政治和形势教育集中学习。一千多人集中在人民礼堂，由县委书记、副书记或常委传达上级精神或领读学习材料。1979年后，工作重点转移，政治空气逐渐淡薄，但集中学习仍坚持到1983年，上级规定的学习内容特别是省委宣传部编发的形势教育参考材料，都能及时与县直党员干部见面。从宣传部、办公室掌握的情况看，每次都是集合迅速准时、会场秩序井然，极少有无故旷学、迟到、中途退出和不注意听讲、不认真记录等问题。
 

干部参加劳动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变质变色的一个重大长期的战略措施。在上述10年间，盐山县各级党委保持和发扬了五六十年代这一光荣传统，尤其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高潮中，全国实行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每年分别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00天、200天、300天的“一、二、三”制度，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为常态。长期在村上蹲点，在生产队干活，社员干什么，蹲点干部就干什么，与社员同上工、同收工，一天三出勤（早晨、上午、下午）是基本要求；不长期蹲点的，也经常下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同社员、同工人一道甩开膀子大干。县委、县革委（或后来的县政府）领导，白天的主要办公地点就在田间地头、生产车间，晚上办公地点才是自己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至于县委机关干部，除蹲点劳动、跟领导下乡下厂劳动外，就是参加县直党委和机关总支每周组织的三天集体生产劳动。农业上，主要是到附近的生产队和县良繁场等帮助搞农田水利建设和平整土地等，也根据季节干一些间苗、锄草、打叶等应时农活。每逢“三夏”、“三秋”大忙时，机关就全体出动，支援抢收抢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因一些公职人员的妻子或父母在农村有责任田，“三夏”或“三秋”大忙就给他们放几天假回家干活，其他人仍有组织地进村帮助缺男劳力的困难户抢收抢种。工业上，经常下车间干体力活。在盐山县化肥厂、磷肥厂筹建时，我们在县委主要领导的带领下，垫基砸夯、搬抬机器、挖沟下管、回填土方、筛沙拌料等，担负了一个个重要任务，帮助加快了两厂工程建设的进度，保证了如期建成投产。
　　干部参加劳动，用身心和汗水洗去了当官做老爷的陈腐思想和高高在上的衙门作风，更加从感情上理解、体贴和接近群众，为群众办事、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

精神昂扬向上

　　工作夜以继日。那时普遍的口号是，“八小时以内拼命干，八小时以外做贡献”，“出大力，流大汗，人员不够一顶仨,时间不够连轴转”，公职人员黑夜接着白天干，连续工作不休息是家常便饭。没人提醒，没人催促，也没有任何加班费、工作餐之类额外补贴、福利和奖励，甚至连一句表扬鼓励的话都没有，但只要有紧急公务，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都会自觉主动加班加点工作。有一年为筹备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典型发言，我曾五天五夜没有合眼。至于领导同志在夜深人静之时，阅读文件、报纸和马列毛著作，批办下级请示报告和群众来信，总结白天的调研和前段的工作情况，寻求和谋划当前和今后的目标任务措施，更是极其普遍。在县委机关工作时，我的办公室曾一度与历任县委书记胡东洋、邸茂林、张荣第等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居前后排，常看到他们屋的灯光通宵亮着，常听早起的交通员说“领导又一夜没睡！”
　　作风艰苦深入。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在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设稳产高产田运动中普遍叫响的口号是：“吃在地，睡在洼，完不成任务不回家。”县、社两级干部走在前头，除少数留守机关支持日常工作外，大多数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情况现场了解，问题现场发现，经验现场总结，工作现场调度，措施现场部署。1977年大年初四一上班，全县所有机关干部响应地委号召，下到农村督促帮助生产队顶凌种大麦。抛开这一决策现在看是否正确不说，就各级公职人员“闻风而动、扎实深入”的作风，十分令人怀念。当天下午晚饭前，所有抽调的干部，用自行车驮着行李，踏着厚厚的积雪，全部到达所包村队。第二天，即和社员一块投入生产。当时，我陪同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胡兆芳和地委派的包县干部、地区教育局局长张春兰，天天骑自行车对庆云片4个公社60多个村进行巡回现场督导，两位领导冒着雪后严寒，起早贪黑，逐村队逐地块地检查，不时接过社员的工具一阵猛干，很晚才回住地，有时还要连夜开会。人们忙得脚不沾地，衣服被雪水和泥泞溅沾得很脏，有的成了“泥猴”，也顾不上洗。即使过元宵节，人们也没休息一天，都是在“火线”工作吃饭，不用说饺子、包子，连顿馒头都没吃上，还是平常的大锅菜、窝窝头。但大家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一直连干20多个日日夜夜，到大麦种完，我们才撤回机关。

作者：左德兴（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