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抗美援朝时周恩来带头下厨为志愿军炒炒面

　　在抗美援朝时期，由于前线志愿军需要的炒面量大，东北的生产能力又有限，因炒面造成的后勤供应缺口很大。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布置，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炒炒面。
　　周恩来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炒炒面的情况，亲自与机关的同志一起动手炒炒面。周恩来左臂负过伤，炒炒面时单靠右臂用力，十分吃力，面部的汗珠直往下流。一位女同志上前抢他手中的铲子，说：“总理，不要累坏了身体。”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们在国内受点累，算不了什么。志愿军在前线很艰苦，要把炒面做好，给他们当干粮，支援他们打胜仗啊。”
　　在周恩来的带动下，中央党、政、军领导人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亲自同北京市一些单位的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炒炒面。
　　周恩来亲自动手为志愿军炒炒面的消息传到朝鲜前线，给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炒面伴随着志愿军指战员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而在炒面前运过程中，志愿军后方人员冒着敌机轰炸等重重困难，拼命保护志愿军的口粮，亦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本刊专稿】

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盐山县党政机关干部的作风

左德兴

　　从1973年10月我调入盐山县商业局秘书组算是步入党政机关，到1983年9月，先后在县商业局、公社、团县委、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等多个单位的多个岗位工作过。这10年间，基于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县、公社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甘当公仆、严于修身的政治本色和主流精神，我特别认同一位县党史研究单位负责同志在90年代一次会议发言中说的话：“有人说毛主席把干部管傻了，不对！我说是毛主席把干部管好了！”

领导拒绝特殊

　　盐山县委机关1975年曾流传一则笑话，也是真实故事。从省委某机关刚调盐山任县委副书记不久的胡东洋，在县委机关食堂排队买饭，排在他头里的一位同志没看到他在身后，便只顾自己把碗和饭票钱票从窗口里往炊事员手里递，后边的同志开玩笑“指责”这位同志：“看这个‘瞎三’呢，怎么不让胡书记先买？”这位同志听后，赶忙把伸进窗口里的头和手收回来，闪开窗口，请胡书记先买。谁知，胡书记谦让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夏三同志，你先买,你先买！”“瞎三”，是盐山讽刺、挖苦人瞎障、不懂事、不看事的意思。胡书记初来乍到，既不懂盐山方言，又对县委机关的同志认不全，错把大伙说的“瞎三”当成了姓名，闹出了笑话。但这个笑话，却足以成为那个时代党群一致、干群一致、官兵一致、不搞任何特殊的一个佐证。
　　不仅胡东洋自觉排队买饭，在我接触到的历任县委书记、副书记中，也都同一般干部一样自觉排队买饭，不搞“领导优先”之类的特殊。这还体现在就餐的其他多个方面。当时，公职人员粮食定量少，不分职务高低每人每月供应29斤，领导们绝不比别人多领一斤一两。很多人不够吃，需到粮食自由市场买高价粮补充。具体方法是先以高出计划内定量三四倍的价格买到原粮，再以计划内供应价格卖给国家粮站，并折算成成品粮，取得国家粮站给转出的粮票或粮条交给机关食堂，再换成饭票，按计划内供应价格加煤火费买机关食堂熟食。供应的粗细粮有严格的比例，一般是面粉只占30%，玉米面等粗粮占70%。如果县委领导想搞点特殊，多吃点面粉，粮站供应能办，机关事务长能办，炊事员也能办。但没有一位领导有这种想法，一般干部吃多少细粮，领导就吃多少细粮，从不多吃一点儿。尽管负责机关后勤的同志都想改善一下领导们的伙食供应，但无一例外地被坚决制止。
　　下去工作回机关晚了赶不上饭，是县委领导常遇上的事。除少数领导身体不好或是寒冬腊月才同意炊事员把当天的饭菜热一热，一般就是吃凉干粮就凉菜，不让炊事员重启已封火的炉灶。如果当顿的炒菜已卖完，就吃咸菜萝卜条；干粮卖完，一般也不让重新做饭，干脆挨饿一顿。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看到，多位县委领导下乡回来食堂没饭又不让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几个花生或找几个小枣一嚼，就当一顿饭，还精神抖擞地接着工作，或看文件、批材料，或找人谈话、开会，一直到深夜。

下乡用餐自理

　　那时没有“招待费”这一概念。无论县、公社领导，还是一般干部，到下边工作，不论是临时性调研督导，还是长期蹲点，一律用餐自理，不让下面负担一斤一两、一角一分。县到公社工作用餐，全部自费买当地机关食堂饭票和钱票（代金券），吃多少饭和多少菜，就交多少饭票和钱票。如果打饭时遇上个熟人抢着替你交了饭费，过后不是走时留下钱和粮票，就是欠下一笔人情债，到时人家到县开会或办事，你再抢着给人家买饭。县和公社到大队工作，凡临时性的，就到贫下中农或认为政治可靠人家中吃派饭，按规定交钱交粮票，吃几顿交几顿，为避免找不开零，只可多交，不可少交；属长期性的，则向老乡借锅灶，自己起伙，粮油盐菜酱醋茶全部自带或在当地自购。柴禾与煤或在当地集市和煤点自购，或大队有副业的，在大队副业摊调剂，无副业的，在柴禾有剩余的社员家中调剂。无论哪种情况，都必须当面过秤，按市价付钱。
　　贵在坚持和自觉。各级各部门坚持下乡深入群众不扰民、不沾下面和群众便宜的事迹数不胜数。对此我自己就有深刻体会。我在县委机关工作时，经常下去工作。除没在城关公社吃过饭，其他22个公社都吃过饭，每次饭前买票时，总是宽打窄用，有些剩余，一来二去，各公社找零找回的和没用上的饭票钱票攒了一把，本来定量少、工资低，加上这些无效的占用，更是十分拮据。时间一长，许多饭票钱票装在兜里带在身上已磨损得面目全非，无法再用；更糟糕的是，一次妻子洗衣，在未注意的情况下竟全部洗烂。临时下乡工作突然生病是常有的事，一般也不吃病号饭；有时拗不过当地领导，公社伙房给做了病号饭（鸡蛋面条），也照付钱粮。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次，一次是1977年在县委办公室时，到王可忠公社调研，突患痢疾，拉肚子拉得直不起腰来;另一次是1979年在县委报道组时，到大付庄公社采访，患了重感冒。这两个公社的党委秘书闫之义、刘耀先都曾是我们同期的公社团委书记，硬是让伙房给我做了病号饭，还想替我交费用，被我坚决谢绝。他们自己都啃窝头就素菜。王可忠公社离山东一些集镇近，条件还稍好，大付庄公社晚餐连素菜都没有，机关人员包括书记只是蘸酱油。我说这就感谢不尽了，再出费用绝对不行。在公社和县机关工作那10年，先后跟随各级领导到孟店公社的流洼寨、卢庄，卸楼公社的兴隆淀，庆云公社的西关等大队蹲点，都是自己起伙，这些大队的粮、油、柴、菜，我们没有白吃白用过一斤。记得在卢庄蹲点，一位支部委员看到我和公社组检干事孙志远炒菜时油瓶空了，即跑到大队油坊灌来一瓶香油，被老孙和我狠狠批评了一顿，最后按市价给他钱让他送到大队会计那里去。这些大队的领导多次向我们带队的同志说，柴禾是咱地里长的，要用尽管用，别提钱！有的还把柴禾送院子来，但我们坚持先过秤交完钱再用。这对于取得群众信任，特别是在有的群众也严重缺柴的情况下不造成群众反感，起到了很好作用。

纪律坚如钢铁

　　那些年，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对公职人员特别强调的就是严格执行铁的纪律，公职人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也特别强。当时没有“人性化管理”这一提法，纪律严得几乎不近人情;更没有“共产党员也是人”、“自私是人的本能，吃喝玩乐是人的天性”、“要允许最大限度的自由释放个人欲望”等等乌七八糟的说法，时时处处讲的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自由散漫是党的事业的腐蚀剂”、“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干部不带头，必定是挡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等信念。这仅仅从我经过和看到的许多事实中随便拿出几例就足见一斑。
　　一例是节后准时到岗。按照县委要求，每年春节后的初三晚8点前所有人员必须到岗，不管是回老家过年还是在县城过年，不管路途近还是远，也不管是好天好道还是风雪路塞，大家都很好地遵守了这一纪律。记得1977年、1978年两个正月初三的晚上8点，我和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其他同志受领导指派，到邮电局用对讲电话对各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逐一点名，到岗的集中在所在公社会议室当场应答，未到的由党委书记回答其未到的理由和什么时间能到，然后由我们汇总，拉出清单，直报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对事先不经请假批准、又无极特殊情况不按时到岗者提出严厉批评，往往通报全县，并连夜对公社书记或电话批评，或直召到县问责。有一公社副书记，回机关的路上赶上大风雪，自行车又坏了，40多里的路程推着甚至扛着自行车一步步挪行，夜间11点才到，途中无法联系，点名时党委书记搞不清原因，只得认头主动向县委书记做检查并接受批评。80年代初的一个春节，我老家连降三天大雪，为及时到岗，初三上午我和妻子就连搬带推着自行车、抱着孩子，踏着没膝的积雪，步行30多里，提前半天赶到县委机关上班。原以为到得最早，其实不少人已到，甚至连回外地老家过年的同志都到了。
　　一例是严守政治理论学习纪律。在公社时，机关干部只要这天不住村、不外出，就要参加每周3个早晨早饭前一个半小时的集中学习。人们对学习的日期、时间记得特别准，每到这天早晨，不用召集人招呼，大家就早早起床、急急洗漱，带上学习书籍与笔记本，自觉到会议室集中，没有借故请假、偷懒躲避的，没有磨磨蹭蹭、拖延迟误的。记得在按上级部署学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大家对过多的欧式化句子读不惯，对过长的人名记不住，对所论观点及所含意义弄不懂，但没有一人说泄气话、打退堂鼓，而是集思广益、迎难而上、合力攻坚，直到彻底读完全篇和基本弄懂含义。在县机关时，除机关的正常学习外，1977年始，还增添了每周两个或3个晚上的县直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理论、政治和形势教育集中学习。一千多人集中在人民礼堂，由县委书记、副书记或常委传达上级精神或领读学习材料。1979年后，工作重点转移，政治空气逐渐淡薄，但集中学习仍坚持到1983年，上级规定的学习内容特别是省委宣传部编发的形势教育参考材料，都能及时与县直党员干部见面。从宣传部、办公室掌握的情况看，每次都是集合迅速准时、会场秩序井然，极少有无故旷学、迟到、中途退出和不注意听讲、不认真记录等问题。

干部参加劳动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变质变色的一个重大长期的战略措施。在上述10年间，盐山县各级党委保持和发扬了五六十年代这一光荣传统，尤其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高潮中，全国实行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每年分别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00天、200天、300天的“一、二、三”制度，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为常态。长期在村上蹲点，在生产队干活，社员干什么，蹲点干部就干什么，与社员同上工、同收工，一天三出勤（早晨、上午、下午）是基本要求；不长期蹲点的，也经常下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同社员、同工人一道甩开膀子大干。县委、县革委（或后来的县政府）领导，白天的主要办公地点就在田间地头、生产车间，晚上办公地点才是自己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至于县委机关干部，除蹲点劳动、跟领导下乡下厂劳动外，就是参加县直党委和机关总支每周组织的三天集体生产劳动。农业上，主要是到附近的生产队和县良繁场等帮助搞农田水利建设和平整土地等，也根据季节干一些间苗、锄草、打叶等应时农活。每逢“三夏”、“三秋”大忙时，机关就全体出动，支援抢收抢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因一些公职人员的妻子或父母在农村有责任田，“三夏”或“三秋”大忙就给他们放几天假回家干活，其他人仍有组织地进村帮助缺男劳力的困难户抢收抢种。工业上，经常下车间干体力活。在盐山县化肥厂、磷肥厂筹建时，我们在县委主要领导的带领下，垫基砸夯、搬抬机器、挖沟下管、回填土方、筛沙拌料等，担负了一个个重要任务，帮助加快了两厂工程建设的进度，保证了如期建成投产。
　　干部参加劳动，用身心和汗水洗去了当官做老爷的陈腐思想和高高在上的衙门作风，更加从感情上理解、体贴和接近群众，为群众办事、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

精神昂扬向上

　　工作夜以继日。那时普遍的口号是，“八小时以内拼命干，八小时以外做贡献”，“出大力，流大汗，人员不够一顶仨,时间不够连轴转”，公职人员黑夜接着白天干，连续工作不休息是家常便饭。没人提醒，没人催促，也没有任何加班费、工作餐之类额外补贴、福利和奖励，甚至连一句表扬鼓励的话都没有，但只要有紧急公务，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都会自觉主动加班加点工作。有一年为筹备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典型发言，我曾五天五夜没有合眼。至于领导同志在夜深人静之时，阅读文件、报纸和马列毛著作，批办下级请示报告和群众来信，总结白天的调研和前段的工作情况，寻求和谋划当前和今后的目标任务措施，更是极其普遍。在县委机关工作时，我的办公室曾一度与历任县委书记胡东洋、邸茂林、张荣第等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居前后排，常看到他们屋的灯光通宵亮着，常听早起的交通员说“领导又一夜没睡！”
　　作风艰苦深入。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在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设稳产高产田运动中普遍叫响的口号是：“吃在地，睡在洼，完不成任务不回家。”县、社两级干部走在前头，除少数留守机关支持日常工作外，大多数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情况现场了解，问题现场发现，经验现场总结，工作现场调度，措施现场部署。1977年大年初四一上班，全县所有机关干部响应地委号召，下到农村督促帮助生产队顶凌种大麦。抛开这一决策现在看是否正确不说，就各级公职人员“闻风而动、扎实深入”的作风，十分令人怀念。当天下午晚饭前，所有抽调的干部，用自行车驮着行李，踏着厚厚的积雪，全部到达所包村队。第二天，即和社员一块投入生产。当时，我陪同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胡兆芳和地委派的包县干部、地区教育局局长张春兰，天天骑自行车对庆云片4个公社60多个村进行巡回现场督导，两位领导冒着雪后严寒，起早贪黑，逐村队逐地块地检查，不时接过社员的工具一阵猛干，很晚才回住地，有时还要连夜开会。人们忙得脚不沾地，衣服被雪水和泥泞溅沾得很脏，有的成了“泥猴”，也顾不上洗。即使过元宵节，人们也没休息一天，都是在“火线”工作吃饭，不用说饺子、包子，连顿馒头都没吃上，还是平常的大锅菜、窝窝头。但大家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一直连干20多个日日夜夜，到大麦种完，我们才撤回机关。

(作者系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

【感悟人生】

餐桌上的党课

李卫东

　　郭枢俭老前辈，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任沧州地委书记。他今年85岁了，党龄67年。我很尊敬这位老人，他自童年就受革命洗礼，曾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当儿童团长。他虽年事已高，但仍思维敏捷，逻辑缜密。前几天去看望他，有幸聆听他关于什么是党性的讲述，语言朴素，哲理深邃，更充满了对我党的崇敬和热爱之情。他的一席话，对我们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自身感到受益匪浅。回家后，便将与老人的这次交流谈话以及去之前的小背景进行了整理，尽量原汁原味。在这里，愿与同志们共享共勉共励，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已经晚上6点5分了，党组会刚散，便骑上自行车飞奔老人家，因为事先说好晚上去他那里吃饭。到了他家，他和老太太正在客厅里聊天，问我咋来这么晚？我说我们在研究群众路线民主生活会的材料了，比“三讲”那时可严多了。他说哦，不早了，去吃饭吧。到了餐桌上，三哥（郭老的三儿子）给我倒了一杯杨梅酒，给老头倒了半杯。他说中午喝得多了点，晚上少喝点。老头边喝酒边打开了话匣子……
　　“市委的民主生活会材料送给我看了，里面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确需改进。其实，人都有毛病，没有毛病的人是不存在的，党员也是人，领导干部也是人。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关键是要有党性，只要有党性，心中才会有党。如果通过目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得我们每名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做到心中有党，有党性，有修养，活动就算没有白开展，也可以说很成功了。
　　“徐向前，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回到了陕北，陕北的同志们去迎接他，刚碰上面，徐向前同志就从贴身的口袋中掏出12枚戒指，说这是我出发前组织上发给我的生活费，一共13枚，路上用了一枚，现在回来了，用不着了，我把它交还给组织，这——就是党性。
　　“红军一政委，过草地时，组织上发给他20多根金条作为生活费，结果被一后勤干部发现后，枪杀了这位政委，投奔了国民党，这——就叫没党性。
　　“过去我省有一女副省长，叫韩启民，1942年和回民支队政委郭陆顺结婚。郭政委是湖南人，1942年，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1945年，经人介绍她与一名新华社记者结了婚。一年后有了孩子。郭政委虽然牺牲了，但是韩省长一直牵挂着他的父母，可是生前只知道郭是湖南人，但是哪个县的，哪个村的，郭在生前也没有和韩省长说过。后来在组织的帮助下，终于打听到郭的家庭住址。他们俩便带着孩子去找郭的老家，目的是认公婆，认爹娘，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在路上，她丈夫负责抱着孩子，韩省长则怀里揣着一块金砖。她对丈夫说，这是组织上给的生活费，宁可孩子有事，金砖也不能丢，如果路上我遭了不测，你要把它交还给党。后来她和丈夫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郭政委的娘亲，认了公婆，最后奉养老人直到去世。
　　“1948年，她作为妇女代表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次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蔡畅为团长，张琴秋为副团长。组织上发给她8块大洋作为路费，邓颖超大姐又给了她4块，那时副部以上的领导一个月的生活补贴就8块大洋。去匈牙利，需从西柏坡到青岛，坐船到安东，再到朝鲜新义州，经牡丹江再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再去匈牙利，路途可谓遥远，而且还要通过封锁的敌战区，但组织上要求不许带枪。但她和警卫员说，枪坚决不能交，路上万一遇到国民党敌人怎么办，有枪我们还能抵抗一阵，甚至可以用枪自杀，要是没枪岂不要被捕，甚至受辱？！二人便商量好都没有将枪交出去。回国后，在一次党小组总结会议上，她首先站起来说，邓大姐我犯了一个错误，邓颖超问你犯啥错误了？她说出发前组织上让我交枪我没有交，又说了没有交的理由。邓颖超说，你做得对，你很勇敢，我们都交了，就你没有交，我们应该向你学习。这就叫——革命的坚定性。”
　　说到这儿，半杯酒喝完了，他又让三哥给倒了半杯，笑着说，这酒不难喝，再来半杯。老太太则拿眼睛斜楞他，拐棍戳得地面“当当”响。
　　“说起生活会，我们那时最怕开生活会。那时，我们每周六下午和晚上开生活会，雷打不动，晚上要开到9点钟结束。先是每个人就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剖析发言，然后大家再互相挑毛病，指出对方存在的问题。”
　　“一位同志晚上吃完饭和几位同事出去遛弯，走到梨树下，树下有掉下来的梨，他因嘴馋没有管住嘴，趁其他人不注意悄悄捡起来偷吃了。后来在生活会上，他主动承认了错误，结果被批了一个月，直到组织上给了他处分才算完事。”
　　我说：“吃梨别让人看见不就行了吗？”
　　老头提高声音道：“他不敢啊，会上还是他自己先说的，而且后来有人揭发了他。”
　　“四八年，我们的工作地点在河间某个村（我没记住村名），征用了地主家的一个四合院，住着我们七八个人。单位上有一位20来岁的小伙子，经常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来找她玩，时间长了就和单位的同志们都熟了。有一天，这姑娘硬塞给我3个梨，吓得我说啥也不敢要，等他们出门走后，悄悄地把这三个梨扔到了大街上，这才心里踏实了。”
　　“有一同事，他住东厢房。一天他把我喊到他屋里，说枢俭同志，我腿上长了一个疮，你快给我看看吧，疼死我了。我过去曾学过两年医，懂得一些医术。我说我得向领导汇报一下，向领导汇报后，领导说给他好好治，但不能要人家钱！我回去准备了一下，来到他屋里，帮他掳下裤管儿一看，他右大腿的内侧长了一个很大的脓疮，一摁往外冒脓水，我先用盐水清洗了一下疮口，又给他打了两支局部麻药针，然后给他往外挤脓，挤了足有两盘子（他用筷子指了指吃饭的盘子），挤完了，给他疮口里面塞进去两大团碘伏药棉。后来又换了2次药，过了一个多星期竟可以下地走了。”

　　“为了感谢我，他从家里给我带来了一小口袋炒花生，一小口袋小枣（老人拿手比划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三四斤的样子），两盒五洲牌卷烟。我说你可别害我了，就是给领导他也不敢要啊。”
　　我问：“老爷子你看我有啥毛病，有什么问题？给指指。我想加到自查材料里。”
　　他给我夹了个鸡翅，说：“小三儿，你还在学事的年纪。”
　　我说：“我都40多了，还小？”
　　他眼眉一挑，大声道：“我都85了，你不是小孩子是什么？！但是，有句话你要记住，惧法者一生平安！作为一名党员，你要心中有法，心中有法，自然会敬畏法律，敬畏法律才能管得住自己，能够管得住自己，则一生平安，幸福一生。”
……
　　这顿饭，受益匪浅！

　（作者系沧州市外办〈旅游局〉副主任〈副局长〉）

【沧州党史大事】

1979年至1990年发生在11月份的沧州党史大事选编

　　1979年11月16日　经国务院批准，沧县的48个生产大队划归沧州市　沧县的西花园、姚庄子两个公社和捷地公社的万庄子、张家坟、宋官屯、荣官屯、杨官屯、邓官屯6个大队，姚官屯人民公社的赵官屯、吴官屯、徐官屯、顾官屯、唐庄子、鞠官屯6个大队，东纪家洼人民公社的官庄子、王庄子、陶庄子、十二户、魏庄子5个大队，杜林人民公社的李庄子、武辛房、常砖河3个大队，王祥庄人民公社的双官厅、高庄子2个大队，共计48个生产大队划归沧州市。在交接工作中，1980年9月12日经民政部同意，又将沧县东纪家洼公社的王辛庄、吴庄子、张庄子3个生产大队划归沧州市。
　　1980年11月2日　全区大力发展劳力密集型企业　《河北日报》进行了报道。
　　1981年11月20日、25日　省委调整沧州地委、行署领导班子　决定张辉任中共沧州地委第二书记，免去其中共沧州地委书记职务；郭锐任中共沧州地委副书记；免去张庆祥中共沧州地委副书记、沧州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职务。
　　1983年11月1日　行署召开兴建大口河港（即黄骅港）初步设计会议　对兴建大口河港初步设计任务的分工问题进行了研究。
　　15日　国务院批准，沧州市由地辖市改为省辖市　沧县划归沧州市管辖。沧州市所辖的新华区、运河区和郊区，升格为县级区。市委书记李荫澄，副书记刘素琴、边金声、赵永志；市长边金声，副市长马景洲、高尧隆、程铨、贾春明。
　　1984年11月5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吴桥县视察　上午10点40分，胡耀邦一行由山东省德州经景县到达吴桥，地委书记韩进先、专员郭枢俭和吴桥县党政主要负责人迎候。在听取吴桥县委书记白永才汇报后，胡耀邦对该县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发挥杂技优势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11点30分，胡耀邦乘专列到沧州市，并在列车上听取韩进先、郭枢俭的汇报。12点48分，在专程从石家庄赶来的省委书记、省长张曙光和地市主要负责人陪同下，胡耀邦一行前往黄骅大口河港口视察，听取黄骅县委书记苏雁鸣汇报，对黄骅发挥地多优势、搞好海洋捕捞、大力发展小城镇、农村八业并举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下午17点25分到沧州外宾招待所听取地市委工作汇报，19点40分离沧返京。
　　28日　省委决定，张震环任中共沧州市委书记　免去李荫澄中共沧州市委书记职务。
　　1985年11月　地区老干部工作经验受好评　地区老干部局端正工作指导思想，创新性开展工作，全心全意为离退休老干部提供“政治服务、生活服务”，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落实老干部工资、住房、医疗等待遇，千方百计发挥老干部在精神文明和“四化”建设中作用的经验材料，在中组部召开的大连11省市老干部工作座谈会上，印发为老干部工作参考资料，随后被省委老干部局转发到地、市、县。
　　1986年11月2日　地委委员会议研究党史工作　地委党史委汇报了省党史委承德会议精神和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召开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老干部审稿会情况。委员们进行了认真讨论，地委书记郭枢俭就召开全区党史工作会议、确定党史工作指导思想、抓紧征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和加强党史队伍建设讲了意见。30日，地委办公室转发地委党史委、组织部和地区编委《关于加强党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县市委抓紧配齐党史编制，保持人员稳定，积极培养提高党史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在12月10日省党史业务工作汇报研究会上，省党史委领导高度赞扬沧州地委重视和支持党史工作，要求沧州在明年的全省党史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
　　17日　“纪念沧州解放绿地（胜利公园园址）”破土动工　纪念绿地在沧州市新华桥北300米，运河西岸，南北长200米，东西宽30至70米，总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
　　18日　地区民政局获民政部扶贫扶优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地区民政局局长吕书琴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扶贫扶优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并发言。
　　30日　沧州解放40周年纪念碑和胜利公园设计方案正式通过　沧州市纪念青沧战役暨沧州解放40周年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领导讨论审定，认为纪念碑整体设计自然、古朴、简练、有力、新颖，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使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城市美化与纪念、教育、欣赏等功能融合在一起。设计纪念碑主雕部分高近20米，碑后是高4米、长15米的弧形壁墙，两侧是沧州激战、工农支前、军民欢庆胜利的雕塑。
1987年11月5日 建国县烈士纪念塔在献县韩村乡举行修建落成仪式 专员赵金铎代表地委、市委参加落成仪式并讲话，曾在建国县工作战斗过的部分老同志和献县、沧县、河间县的负责同志参加落成仪式。建国县，是1939年春为适应抗日斗争需要，由献县、沧县、河间部分区组建的临时县，于1954年撤销。
　　1988年11月12日　国务院和河北省政府确定，沧州市海河流域平原列为国家重点农业开发区。
　　1989年11月1日　第二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第二届河北省戏剧节暨河北省1989年对外经济合作洽谈会开幕式在省体育馆举行　本届杂技节由瑞典、丹麦、波兰、保加利亚、苏联、蒙古、泰国和中国8个国家参加。吴桥县杂技学校演出的《顶技》获铜狮奖和日本杂技研究会设立的特别奖。
　　10日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赴外地考察途中经过任丘　与副省长张润身同地、市领导座谈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加大农业投入、改善生产条件等方面的问题，就落实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讲了意见。
　　1990年11月3至5日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盟中央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沧视察工作　3日下午，听取了地、市领导有关黄骅港建设意见和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4日上午，到黄骅港实地考察，听取黄骅港参加神木煤炭下海外运港口比选情况的汇报；下午，到沧州化肥厂、沧州市无纺布厂、地毯厂参观。5日下午，费孝通一行离沧回京。

【信息窗】

　　△ 沧州党史网浏览量超过10万人次　截至2014年10月21日，沧州党史网的浏览量已超过10万人次。作为党史宣传教育的新平台，沧州党史网自2011年5月正式开通以来，不断探索更新新栏目，定期上传新内容，受到同行和网友的好评，影响力日趋扩大。对传播党的历史，了解党的历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 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官方微博开通　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官方微博自今年5月开通以来，坚持宣传党的历史特别是沧州党史，粉丝数量不断增加，日最高浏览量达5800多人次。有单条微博点击量异常火爆，仅2个小时浏览量就达到5000多人次，有多条微博内容被相关媒体转发。
　　△《南皮英烈》正式出版发行　南皮县志办公室从2013年4月份起，即着手挖掘整理南皮县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史料的搜集、遴选和梳理；9月份正式启动编纂工作；2014年7月完成初稿撰写，9月份交付印刷，10月份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南皮是河北省35个革命老区县之一，全县共有革命老区村159个，占总村数的51%。在抗日战争时期，南皮人民配合正规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对日伪军作战229次，毙伤日伪军2932人，俘虏日伪军3000余人。为支援解放战争，全县又有5000多名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同时，还组织、出动支前民兵、民工19000人支援山东、河南等地战斗及淮海战役，涌现支前功臣348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南皮县几百名热血男儿又跨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列。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全书约90万字，共分五编。以志书的体例、纪实的笔法，客观、完整、真实地记述了南皮县战争年代的历史真相及英雄人物、英雄业绩，展示了前辈风范，使他们的英名及业绩永垂史册。这不仅丰富了南皮文化史志内容，也为加强对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