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时，我在盐山县孟店公社当团委书记。当时基层干部对这一运动的真实背景和主要目的并不清楚，只知中央发了批转《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的一号文件，林彪的思想体系与孔子的一脉相承，他是一贯尊孔、崇儒、反法的，他的书房里挂有“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横幅，他的小舰队在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引用了不少孔子和儒家的语言，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诱以官、禄、德”，等等，不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就不能深挖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理论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至于知道有人另有所图，搞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揪党内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则是两年以后的事。
　　在全国大张旗鼓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大气候、大环境中，刚满20岁的我，单凭一股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热情和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冲动，不适当地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以充分发挥共青团“党的助手”和“生力军”作用，为全公社“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一运动起了“拨火添薪”的作用。虽然这一运动时间不是很长（前后大约七八个月），而且是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思想理论战线的笔墨之争、口舌之辩，没有上挂下联，尤其基层，没有涉及任何具体人和事；虽然没有过多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和领导精力，基本上没有耽误农工商服各业生产经营，但由于后来总体上是被否定的，属于“反向”工作，“抓得越紧，错误影响越大”，所以人们对此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尽管如此，我还是愿借贵刊一角，把它写出来，以利大家了解那一时段那一运动的真实情况，全面、辩证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一

　　当时，公社党委的长期任务就是“三大革命”，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具体任务，后两项就是除催种催管催收、抗旱除涝、确保农业丰收外，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建设稳产高产田，以及推广科学种田等等。而阶级斗争，除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之外，每隔一个时段，还要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上级党委的安排，开展一个有鲜明主题的政治运动（或活动）。1974年的主题政治运动就是开展批林批孔斗争，而且把它作为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委书记作为上千名团员、数千名青年的“领头雁”，责无旁贷的工作就是积极贯彻党的意图，带领广大青年在“三大革命”中当生力军、突击队。在当时政治空气极为浓厚、干部群众激情燃烧、热血沸腾的大环境中，各地的共青团工作在团的“十大”（1973年召开）精神鼓舞下十分活跃，我们孟店公社团委当然也不例外，在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科学种田上当尖兵、打头阵毫不含糊，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当然也应在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于是，站在批林批孔斗争的最前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中共中央部署批林批孔的一号文件刚下发时，我还作为从县直（我原工作单位是商业局秘书组）抽调的干部，跟随团县委副书记刘泽民（不久提为县委常委，仍兼团县委副书记），在县委书记许云华所包的点——孟店公社流洼寨大队驻村包队。当时我们工作队学习了文件，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作了部署安排。3月1日，我被调到孟店公社任团委书记时，全国的批林批孔已经开展起来。于是，我一上任，除了按照公社党委安排包村包片做一揽子中心工作和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如造“青年林”、提倡晚婚晚育之外，就是抓公社党委和团县委都要求开展的批林批孔。开始，批林批孔究竟怎么具体搞，别说我一个刚进入党政机关的“小雏”、共青团干部不清楚，即使年龄比我大得多、工作资历经验比我丰富得多的老同志、党委领导也不甚清楚，他们也只是组织机关单位和大队干部学学文件、读读报纸、贴贴标语口号，我们也只能学着党委的样子，组织社直和各大队团员青年读报纸、写标语。由于过于抽象高深，加之包括青年在内的多数农村社员（即现在称谓的村民）文化水平不高，对孔子的思想体系及言行知之甚少，对“之乎者也”不懂也不感兴趣，因而没有引起强烈反应。随着运动的深入，各地的新经验、新做法不断见诸媒体，什么组织报告会、座谈会、展览会、赛诗会、文艺演出，利用讲座、辅导、诗歌、漫画、曲艺、戏曲、墙报、传单等阵地和形式，把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形象直白、生动活泼、具体深入，群众喜闻乐见，看了理解透彻，印象深刻，很有收效。公社党委书记胡兆芳，是从县革委政治部宣传科长（工作性质相当于后来的宣传部长）的位置上调任的，对意识形态的工作十分重视，要求借鉴外地经验，推动全社批林批孔深入，特别要求共青团发挥对新事物反映敏感，有闯、创两种精神的特点，一马当先做好这一工作。县委、团县委也不断开会、发文，督促指导这一运动。我决心拿出自己爱学习、能吃苦、肯实干、愿创新的长处，借鉴外地经验，搞出成绩和特色。一是广泛发动团员青年写批判文章，在各大队、各社直单位、各学校的墙报和大字报专栏上登出去、贴出来，并给上级新闻媒体如沧州报、县广播站投稿。二是在公社广播站开辟团员青年批林批孔专题节目，有口播，有采访录音，大体每周更新一期，每期反复播送三天，每天早晚各播一次。三是会同孟店中学增设了批林批孔的有关课程，历史、政治教师在校党政教工团的指导下进行有关授课。我和公社文教干事还专门去作了动员、指导。四是举办了团员青年批林批孔座谈会，组织编写了有关内容的诗歌、文艺演唱材料，通过各种场合大力宣传。于是，批林批孔有了声情并茂、见人见形的新局面。

二

　　形式在发展中出新，内容在深化中拓展。过了一段时间，地委在沧州召开由公社党委书记以上三级领导干部参加的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搞了有关内容的大型图、漫画展览，将沧州市几处中学和地市直画写的图、漫画在会场和与会人员住处展出来，为进一步活跃批林批孔开辟了新的载体和渠道，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当我在沧州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异常，觉得又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和“好抓手”，决心借鉴效法，也搞一个图、漫画展览。沧州会议批林批孔展览究竟画了哪些内容，解说词和图画如何紧密结合，分几个章节，做了多少展牌，不知其详，需要现场参观学习，决定到沧州实地取经。遂邀上西小芦大队团支部书记李维通一同前往(那时是集体经济，大队党支部、革委会成员和贫协、治保、青年、妇女、民兵等群众组织的干部参加公社以上会议和政治活动误工给记工分，随叫随到)。原计划坐公共汽车，因没有孟店直达沧州的班车，需到盐山倒车，但孟店到盐山县城的车次也少，不易赶上。所以我们只得改骑自行车去。我们2人只有我的一辆自行车，就由一个人骑，另一人坐后尾座被“驮”着走，走一段轮换一次。孟店到沧州地区招待处140多华里，其中还有40多华里的土路，一路猛蹬疾奔，前后走了六七个小时，直到下午大约三四点（当时没有手表，不知具体时间）才到达目的地，中午只在沿途的食堂（那时有的国营饭店也叫食堂）买了几个窝头垫补了一下。一到展览地点——以地区招待处门前（当时是朝北的门）为中心东西各延伸至六七百米的新华路繁华路段，我们就被南北两侧一望无际的漫画“海洋”深深吸引：一块块展牌，城墙般林立，极度蜿蜒壮观；一幅幅漫画，令人目不暇接。漫画工笔细腻、线条分明，夸张的手法、独具的视角，把人物的性格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再配以精准、洗炼、生动的说明词，真是图文并茂、入耳入脑。我和李维通顾不得歇歇脚、喘口气，立即掏出钢笔、笔记本抄录起来。开始，我俩先从一排起，按展牌每人隔一抄一，我抄1、3、5、7、9，他抄2、4、6、8、10，不但抄文字说明，还要照葫芦画瓢地把图画也“描”下来，后来看太慢，老半天画不了一幅，于是改为光抄文字，不再抄画，而且改为每人抄一排，争取天黑前把地招以东的所有展牌抄完，其余的明天接着抄。
　　天渐渐黑了，实在不能再抄了，这才觉得腰酸背疼、四肢乏力，眼累得朦朦胧胧，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于是边当休息边找食堂买窝头吃。吃完窝头，想找个地方住下，但我只带了一块五角钱和几斤粮票。我虽然是挣工资的，但也每月只开28.5元，除去买了本机关伙房当月饭菜票和留下交下村入户饭费的钱，几乎拿不出多少机动钱；李维通带的比我多，也只有两块钱，他是吃工分的社员，这在当时算不少了。我们带的钱，买了两回窝头吃，各花去几角，每人还剩一元多一点，按当时的物价和生活条件要找个便宜的旅店住一宿不成问题，但问题是我们明天不一定能回去，得留出一到两天的饭费，还要考虑到万一自行车出了毛病维修花钱。在街上边找旅馆边想省钱的办法，转了老半天，还是没有好法，无奈之下，我们决定到地招找在这开会的胡兆芳书记，也做好了如找不着就在大街上凑合一宿的思想准备。还好，胡书记刚参加完一个晚上的会议正要回宿舍，看到我们十分惊讶，听说我们是骑一辆自行车来的，兜里没钱住不起店，心疼得直埋怨，为什么不找会计支点钱？赶紧和他住同屋的另一位外公社领导商量，找服务员抱来两床被褥，让我俩在他二位的床下打地铺。因感到太累，躺下一觉就睡到天明。沾胡书记和其他与会领导的光，我们吃了会议上的早餐，又到街上抄了起来。中午仍在外边买窝头吃。又奋战一天，直到觉得主要的内容都抄完了，我们才决定骑车回返。
　　回到孟店，我们就买纸买墨，自己动手画展画。胡兆芳书记得知后很支持我们，但认为我们不懂绘画艺术，也不好协调各方，遂经党委研究，作为党委的工作，由财政出资，聘请一到两名本地画家画一批图、漫画，搞出高质量的批林批孔画展。并让我们把从沧州抄来的东西，连同我们对那些画的印象，全部交代给画家。胡书记在党委会上和公社机关干部会议上反复说，虽然展览改成由党委搞，但团委工作主动，功不可没。要求各部门像团委一样，主动做好包括批林批孔在内的各项工作。经画家一个多月的昼夜鏖战，几十块展牌绘制成功，在不久全县召开的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议上展出后引起轰动。
　　我和一名团支部书记骑车到沧州见学批林批孔画展的事情，在地招入住时即被与会县委及各公社领导知道，许多领导很受感动，广泛传播开来。县委常委、团县委书记李建华，县委常委、团县委副书记刘泽民，团县委副书记林炳章，分别在有关会议上表扬了我们；县委副书记于宝起，专门到孟店公社会见了我;团地委副书记张宪臣、团地委常委曹永堂，也专程到孟店调查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这些，无疑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同时也推动了批林批孔斗争的深入开展。

三

　　评法批儒是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鉴于多数干部群众对历史上儒法斗争情况不甚了解，对林彪尊儒反法的思想根源挖不深透的问题，我们又借鉴外地经验，决定成立孟店公社团委评法批儒报告团，对全公社团员青年进行系统的儒法斗争史宣讲报告。具体思路是：从各大队和社直抽调六七名文化水平较高、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较强、且不怕吃苦勇于奉献的优秀团员青年，组成报告团，我自任团长；以上级宣传部门和报刊印发的宣传材料为基础，进行加工整理，尽量少用枯燥乏味的纯理论语言和书斋文字，增强趣味性和群众语言，使之更加形象化、故事化和通俗化，让人们好听易记、喜闻乐见；报告团除自身编写材料可以占用一部分正常生产和工作时间外，宣讲报告一律安排在晚上业余时间，更不占用青年社员的劳动时间。报告团白天在本村本岗位正常生产、工作，晚上在家（或本单位）吃完晚饭骑车直奔宣讲的大队或单位，争取晚12点前结束，回家居住，不给被宣讲的村或单位添麻烦；计划宣讲30场，28个大队每大队一场，社直机关单位安排2场，每场之间除大的风雨灾害之外天天衔接，不留空档；每个受讲单位的具体时间，由报告团提前拟出计划发到各团支部，由团支部届时组织、召集。
　　此设想口头向党委汇报（那时还不会写文字性的方案、计划等）后，引起党委的高度重视，经党委研究，基本同意这一设想，但有几处修改：报告团升格，由团委报告团改为党委报告团，宣讲对象也由仅限于团员青年变为所有社员和社直干部职工；报告团成员压缩为4人，仍由我为团长；各大队和社直组织、召集者为党支部书记，由公社党委提前发“安民告示”作出安排，并要求各受讲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热情接待，确保成功。还提出，对一些偏远的大队，宣讲团当天下午要早到一会儿，不要摸黑夜行，以免延误和发生危险。大队管便饭（一般是烙饼炒南瓜或茄子），宣讲人员付钱付粮票，挣工资的自己掏，从大队抽调的先自付后按出差回本大队领补助（每天3角钱，另有补粮指标）。
　　不几天，报告团成员抽调完毕，除我之外，还有西小芦大队团支部书记李维通，西夏庄大队团支部书记张振祥，公社粮站青年职工崔云楼。集合到一起，我们立即将所有收集到手的资料进行梳理，大概分为8个章节，其中6个主体部分，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从春秋战国一直讲到五四运动各个历史时期尊孔与反孔、反法与尊法的斗争；两个辅助部分，即开场白和结束语。大体分工是，我负责讲开场白和结束语，他三位各讲主体的两部分。经过几天的闭门写作、昼夜鏖战，终于整理出了约3万字的讲稿。首先给党委领导和公社机关干部试讲一次，根据领导和大家提的意见，我们又做了修改，主要是做了大量压缩，全稿保留2万字左右。待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认为可以开讲了，我们便按已定的场次安排，逐大队进行宣讲报告。
　　当时夏收虽已基本结束，但夏种和夏管任务仍然很重，社员一般下午7点多钟才收工，再吃完晚饭记完工分，集合齐差不多已到9点。尽管社员很累，但那时精神状态好，而且大队提前做了工作，加之各个组织如生产队、党小组、贫协、妇女、民兵等也发挥作用，按册子点名，除个别有特除情况请假外，几乎没有缺席。大队部的大院落里，或是大街上的某个宽敞处，黑压压的坐满了人，300瓦以上的大灯泡照得亮如白昼，大功率的高音喇叭在寂静的夜空里格外响亮，几乎四邻八乡都能听得见。我们四个越讲越来劲，社员也越听越爱听。从第一个村开始，场场成功。据干部群众反映，除去放电影、演戏，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听得聚精会神，会场秩序良好。人多的大村如孟店、大赵、流洼寨是这样，人少的小村如西张辛、李化斗也是这样。夏天突降阵雨是常有的事，除去个别时候宣讲中间赶上大雨不得不停下来，待第二天或第三天重新补课、从头开始外，一般小雨就坚持到底，有时稿子淋湿也不下场，无非回去再抄。我们不动，社员们一个也不动，一直坐着听完。
　　在宣讲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报告团可以说是跑细了腿、磨破了嘴、熬尽了夜、费尽了神，人人瘦了一大圈。他们三位白天还要回本大队或本单位投入生产经营，而我更累，不但要做包村包片“抓革命促生产”和开展全社的共青团既定工作，还要协调调度下一村或单位宣讲的确定或调整。经过40多天的超常工作，原定宣讲30场，覆盖28个大队和社直所有机关单位的计划圆满完成。实际宣讲31场（不包括个别补课重讲），覆盖了所有大队和供销社、粮站、营业所、变电所、卫生院、工商所、税务所、综合厂（即社办工厂）以及中学等所有社直单位。全社共有1万多人听取了宣讲，占总人口的30%以上，男女整半劳力听宣讲的达到80%以上，团员青年听宣讲的达到90%以上。
　　是年9月，我们的儒法斗争史宣讲告一段落。正好，全国的这一运动也基本结束。
　　1976年10月之后，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斗争基本被否定，且逐渐被人们淡忘。对此，尽管我作为最基层的一个积极参加者，也是非常理解和坚决拥护的。孔子和儒家的思想体系本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基础，被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愚民武器，特别是林彪以其作为篡党夺权的理论基础，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时代，不去分析批判，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另一面，儒家思想毕竟还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集大成者，如果全部当作糟粕的东西去唾弃，就如革命导师说的“倒脏水连同孩子一同倒掉”，这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是完全不应该的。至于上头有人借批林批孔另搞一套，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则更应否定。对此，尽管上级没有对下边的批林批孔进行上挂下联之类的追究和批评，但自我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克服盲目性，增强辨别力，这点还是需要牢牢汲取的。

作者：左德兴（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