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民族村的矛盾

　　本斋公社的本斋大队，原名辛庄村，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经上级批准，改名为本斋村。全村共有500多户人家，除几户汉民外，其余都是回民。在抗日战争中，全村有近百名青壮年，跟随马本斋参加了回民支队，他们南征北战，不怕流血牺牲，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越功勋。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列，并和当地汉民村庄的群众保持着和睦相处的友好关系。1956年和1963年，子牙河向南决口后，他们主动到堤南的受灾村庄救助，还把包括我村在内的一些村庄的牲口牵到他村寄养，表现了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发生了较严重的派性斗争。我一回到献县，就看到成群结队的社员到县委告状，要求逮捕时任党支部书记的马守明和撤换其他一些干部。县委工作组调查后也认为应该逮捕马守明。但我总认为证据不足，材料不充分，提出了不同意见，并要求去这个村“蹲点”，进一步了解情况。不久，由我带领县委机关干部阎兴华、王忠记、韩俊民、张德谦、陈法如和回民干部石同俊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了本斋大队。
　　工作队进村后，要求逮捕马守明的匿名信，一天投到院里十几封。但我们不是拘泥于调查马守明的问题和两派争论的问题，而是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先从解决群众关注的生产、生活问题入手，解决其切身利益问题。在“以粮为纲”的当时，堵死了回民善长的经商渠道。靠耕吃饭，他们缺乏种地经验，土地条件差，缺少肥源和水利设施，所以群众生活很困难。看到不少户没有存粮，我们心情非常酸楚。我们先发动群众制定了发展生产的计划和措施，动员大家为摆脱贫困献计献策，并教育干部在大干中做表率，立新功，接受考验。接着从县里请来打井队，打了几眼机井，并开展了挖渠、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为了解决肥源不足的问题，除县里支援化肥外，还在工作组和大小队干部带领下，掏干水坑挖坑泥，县里又拨来了部分救济粮，照顾困难户，使社员们的情绪稳定下来，把精力引导到了发展生产上。
　　工作组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干，在广泛接触中，不但与社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了解到村里的真实情况，了解了马守明的主要问题和多数社员对马守明的看法。发现他的主要问题属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属于“敌我矛盾”，多数社员对他有公正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我在听了阎兴华、王忠记介绍的情况后，与工作组其他同志一起商定，召开党团员、大小队干部、贫下中农和在乡回民支队老战士会议。会上，我和阎兴华、王忠记等大讲了回民的光荣传统、闹派性的危害、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正确对待干部的错误等问题，马守明虚心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会后，阎兴华、王忠记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多次深入到“反对派”中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马守明也主动登门道歉，征求意见，使这场尖锐的矛盾出现了缓解的局面。在接着进行的选举中，9个生产队的社员都推荐马守明做党支部书记候选人。党员投票时，他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对个别有一定代表面的“反对派”，通过做工作，也做了适当安排。从此，这个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的民族大村，逐步走向祥和稳定，生产得到不断发展。
　　工作组的工作结束后，根据回民群众的苦苦要求，县委任命阎兴华当了这个民族乡的党委书记。改革开放后，在他的领导下，本斋东西两村的广大回民群众如鱼得水，大显神通，很快搞起冷冻厂、皮革厂、补花厂、牛羊肉加工厂等企业，成为全县率先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支绚丽多彩的奇葩。这些回民兄弟至今还对我们怀着不舍的诚挚感情，每逢节日，总有一些人到沧州看望阎兴华、王忠记、石同俊同志，也来县城我家做客。

努力改变落后面貌

　　“全党抓农业，坚决改变献县面貌”，是县领导班子和全县人民的中心任务。县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和整个经济工作的领导，1977年撤销了县生产指挥部，县委决定由我和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张宏业负责管理县革委会的工作。我侧重抓农业，张宏业侧重抓工业、财贸。在县革委会这边工作的还有王清华、王德志、高宣忍、王建华、王勇夫五名县委常委和郝长会、毛广志、于树行、郭志敏四位革委会副主任。大家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围绕着大办农业，都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长期以来，春旱、秋涝、地碱已成为制约我县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按照县委“治水、改碱、兴林”的总体要求，积极组织了实施。实践也证明，“有水一片绿，无水一片黄”、“有水粮高产，无水会绝收”。所以，我们把一手抓抗旱，一手抓排涝，作为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全县组织了几十个打井队，一年四季打井，春节期间也不停钻。我们县委、县革委会成员，都是轮流与打井队员一起过年。打井工艺和打井质量逐步提高，开始以打浅井为主，后是深浅结合；先是以下水泥管为主，后是石棉管和钢管并用；先是打单井，后来发展到打组井，实行深、中、浅分层取水，混合浇地。井的深浅，要由淡水层确定。没浅层淡水的地方，井深分别在200米以上到300米左右。作为试验，全县最深的一眼机井打在了县城东的白楼村东南，共450米深，由500型的一台钻机完成，出水量每小时70吨，水温在30多度，钻井和配套费用5万多元。到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全县可用机井达5000多眼，井水浇地面积超过40万亩，达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
　　在开发地下水源的同时，每年还出动大批劳动力，开挖排灌两用的地下渠。我县位于九河下梢，地势纵坡大，且凹凸不平。雨季积水横流，白白流失，还造成土地大量碱化，到春夏干旱季节，则无水浇地。所以，县委把开挖“排、灌、蓄”并用的地下渠，作为改变生产条件的重要措施，宋连营、刘庆芳两任县委书记都亲自组织了实践，我主管农业，更责无旁贷。我们每年都组织几千人的水利大军，在常委王清华、副主任郝长会率领下，常年开挖地下水渠。领导班子成员大多亲赴前线参加劳动。王清华、郝长会等同志不畏严寒酷暑，总是和民工吃住在一起。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全县共开挖干渠、支渠、毛渠、斗渠约1000公里以上。从肃宁县界到中营闸近百里的古阳、紫塔干渠，从七里塚到河间界长50多华里的民兵干渠，从大陈庄以西到沧县界80多华里长的沧石路北沟干渠等，贯穿了全境，加之与这些干渠配套的支、毛、斗渠和闸、涵、泵站等工程，使全县形成了渠渠相连、沟沟相通的灌排网络。经过几次考验，三日降水量在200多毫米时，形不成大面积积水，大大减少了沥涝造成的损失。每年干旱季节，我们还利用渠道的蓄水和上游水库水来灌溉，保证了来年春播和小麦浇水。“碱随水来，碱随水走。”因为有了大量渠道淋碱和井水压碱，使我县盐碱地大量减少，盐碱化程度减轻。为了彻底改造这些碱地，我们还采取了生物治碱措施。我从省里争取来190万元资金，支援碱地种田菁、苜蓿，增施有机质肥料，增加土地的有机质，改善土壤颗粒结构，选定还没水源的碱地打井压碱，使大批碱地变成了良田，长出了好庄稼。由于生产条件的改变，我县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曾被省政府评为“粮食生产先进县”，获得奖旗一面。
　　俗语说：“林茂粮丰。”因此，县委也把植树造林作为改善生产条件的一项重要措施，每年都不失时机地组织群众突击植树。各大队都有林业专业队，常年植树、管树、护树。我们坚持了“四旁”（路旁、沟旁、渠旁、宅旁）植树和方田林网建设相结合，根据地势和土质，以榆、柳、杨树为主要树种，后因榆树遭到榆兰金花虫毁灭性灾害，又大力提倡种植优质、速生、成活率高、适应性强的刺槐。“东枣西迁”也是首抓的重点，但多因当年生秧苗，木质化程度差，集体管理又粗放，成活率很低，连续遭到失败。后来，我从县志上看到，明朝洪武年间，下令百姓浇地育枣苗，苗高三尺后移栽。受这个启示，我和县委常委王建华，组织西留路村的干部、社员，在我县东部枣区刨来小秧苗，育在了几亩地里，经水肥及时管理，二年时间苗已长到一米以上，而且既粗壮，木质化又好，使这个村的枣树很快发展到2000多亩，成为群众现在的支柱产业。人们几年的奋斗，结下了丰硕成果。在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前，我县条条大堤、渠埝、公路筑起了一道道绿色屏障，一块块方田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很多光秃秃的村庄掩映在树丛中，就连很多县、乡机关大院也都是绿树成荫。这些亮丽的风景，大大改善了田间气候，也部分解决了社员烧柴和用材的困难。县委机关还用大院里疏密间刨的树木收入，买了县直机关第一台大屏幕彩色电视。

680万资金打水漂

　　在大干苦干的年代，我们虽有可贵的革命精神，但也因为不少脱离实际的蛮干，造成劳民伤财。献县化肥厂的建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农业学大寨”，粮食“过黄河”、“上纲要”的奋斗中，化肥供应不足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1977年，根据地委指示，县委决定我县也要建立一座小化肥厂，并立即成立了以县委常委高宣忍为主任，由张玉林、史步泽、郭留所、赵继贵等十多名科、局长参加的化肥厂筹建指挥部，县委主要领导原由杨峰，后由我和张宏业同志分管。厂址选定陈坟村西明朝左都御史陈瓒墓场，占地约200亩。建化肥厂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属于白手起家。指挥部分为三支队伍，以很高的热情投入了紧张工作。一支队伍负责清坟场、平整地、搞基建；一支队伍筹资筹料。上级支援资金少，县财政又拿不出那么多钱，就向各公社、大队借用，并给各生产队分配了每队捐献一根檩条的任务；另一支队伍负责聘请技术人员，购买设备。从辽宁、陕西进来的设备不能用，就从唐山、保定、邯郸买来部件组装。经过近一年的苦干，化肥厂终于建成，机械设备安装就绪，并部分试车成功。这时，大家一方面做最后的调试，一方面组织大批车辆运煤，不多久，就运进煤炭7000多吨。就在准备投产时，忽然接省、地委通知，县级没投产的小化肥厂一律停建。我们从思想和感情上无法接受，就去地委交涉，要求允许投产。地委领导说，沧州大化肥厂已投产，化肥供应充足，小化肥厂生产后会赔钱背包袱。我们又找到省委副书记刘英，他给我们讲了小化肥生产的形势，并算了长途运煤生产化肥的成本，结果生产碳铵的成本价比大化肥厂生产的尿素零售价还高得多。这才使我们的思想开了窍。结果，投资680万元的县化肥厂只好下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作者：王培仓（献县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