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黄骅县农产采购局任副职。1957年，采购局被合并到商业局，我被调到市场指导科任科长。不到一年，我又被调到服务科，后改为服务总店，我是经理。当时黄骅所有服务行业都归服务总店管理，全县有近千名从业人员，仅县城就将近500人，近200人的青壮年队伍。
　　1958年，“大跃进”的第一年。开春一解冻，各行各业的人们就铆足了劲儿。在农村，不管是青壮年，还是老人妇女，天天忙的是挑河打堤。在县城，我们服务总店的工作人员也是经常加班到半夜12点，本职工作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腾出人手夜间给将建设的服务楼挖底槽。
　　那一年，全国号召建设农村新城市，黄骅县领导们定的“新城市”第一个目标就是盖起黄骅第一幢楼房——服务总店服务楼。还专门成立了建设小组，我任小组长。
　　因盖楼要扒很多的民房，所以在盖楼地点的选择上格外谨慎。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县城比较繁华的十字大街的东北角（今百货大楼北），一个是汽车站附近。两个选择各有利弊：繁华地段，离群众居住地近，但扒的房相对多；汽车站附近，扒房较少，但离县城中心较远，有点脱离群众。经过和当时的县委书记马文华、县长李亚卿几次商量，最终盖楼地点定在了十字大街的东北角，主要理由就是“走群众路线，把楼盖到群众中间去”。
　　房是农民的命根子，扒大家的房要赔钱，赔多少要领导和农户都点头。马书记说：“每间房最少也得给60元，你们召集要扒房的户家开个会，看房主同意不同意。”于是，我请来当时坑西村的书记王淑珍、大街北村的书记贾炳风等人商议。当场约定，不光每间房给60元，一个厕所、鸡窝也都按这个标准。大家都表示同意，并承诺第二天就搬家，住到大队给调配的房子里（注：后来事情有了变化，最终赔偿到大家手里的钱是每间150元）。
　　当时扒房不用公家出人，各家各户都是自己动手，土坯、砖头、木头，都归农户自己。盖服务楼共涉及60多户的房子，为了支持新城市建设，各家很快就把自家房屋的占地给清理出来。土地平整后，地势较周围较高，经测量，县长李亚卿拍板决定：服务楼所占土地要向下挖一米，包括盖楼的地基要挖槽，总共需要向下挖两米深。而挖土的活县里也派到了服务总店的头上，让我带着大伙干，挖好槽，再由建筑公司的人来盖楼。
　　就这样，服务总店的员工中近200来人的青壮年，白天工作，晚上挖土。那时没有机械作业，我们从东胡庄借来了百十来辆小牛车，人挖土、牛拉车，没黑没白地干，服务楼的底槽就这样挖出来了。
　　建筑公司进入工地后，大概半年时间，黄骅历史上第一幢楼房——三层楼的服务楼主体工程就完工了。这时，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楼梯需要的红松还没有！
　　这些材料需要我们自己解决，没办法，我只能下乡找红松。我走了四五个公社都没有这样的木材。有一天晚上，我住在旧城田马闸口老家，看见南房要倒塌，突然想到南房上面有15根方子红松檩条，两架红松梁。我心里立马有了主意，并赶紧去找老人商量。老人一听不同意，“那可是咱自家的木头，你这么给了公家算怎么回事？”我劝说道：“现在是共产社会了，房子土地都是公家的。”最终，家人同意了我的想法。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就往单位赶，让总店的李云升套上车到我家把房子上的红松扒下来拉到服务楼。记得红松拉回来的时候，工头姚师傅看到那上等的红松直叫好，同事王希盛还做打油诗赞颂我贡献红松这件事。
　　1960年初，服务楼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当年就挣了11万元。这在当时二三十元就能盖一间房的经济条件下，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县里的领导隆重表扬了我和服务总店的同志们，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把这种好成绩保持下去。

田玉江口述　褚金国整理　
（田玉江，原黄骅市水产供销公司干部；褚金国，《黄骅报》社会生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