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是百年不遇的水患之年。那时我虽过而立之年，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我们接到命令去任丘千里堤防汛。灾情就是命令，汽车风驰电掣般飞奔，后面带起一团团尘土。我们的车刚过，水就下来了，沧河公路上一下子就是齐腰深的水，眼前脚下一片汪洋。到了设在千里堤七间房的县防汛指挥部，大大小小的汽艇布满了白洋淀东大堤的沿岸。
　　白洋淀的水位一个劲地上涨。8月11日是我们到后的第二天，水位高达11.33米，超过警界水位线0.83米。早晨经太阳一照，像冒了尖。芦苇蒙了顶，荷花菱角没了踪影，大淀里没有一点绿色生命。水在堤顶肆虐着、漫溢着。我这个在白洋淀边长大的人，心里也有点儿发毛。那些外地来的同志，有的简直是吓破了胆，乱了阵脚。大伙穿梭似的来往于千里堤上。所有参加防汛的单位，自带的电台相互干扰，电报发不出去，信息也收不进来。乱了几小时后，指挥部指定了几部电台通讯联络，其它电台一律停止工作，这样，通讯联络才算正常了。
　　8月11日上午10点钟，指挥部的报务员惊慌失色地拿着一份电报，跑进指挥部办公室，急促地对沧州地区专署副专员阎国均说：“加急电报。”阎专员接过电报，边看边皱起眉头，沉默片刻才说：“省政府决定，为了确保京津和津浦路的安全，在小关分洪，请立即组织实施。”
　　指挥部马上通知各路诸侯，召开紧急会议。大家聚精会神地讨论着省政府发来的命令。扒开千里大堤分洪，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小关开口放水，任丘几十万亩绿油油、齐刷刷丰收在望的庄稼，马上就会被洪水吞没，变成一片汪洋。想当年，日本鬼子曾在民国二十八年秋天，在七里庄村北扒开了千里堤，整个任丘变成了一片汪洋，房倒屋塌，老百姓流离失所，外出逃荒乞讨，饿死了许多人，有些地方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现在一提又要扒堤放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就不寒而栗。不过人们想到解放了，这次扒堤放水与日本人扒堤完全不同，完全是顾全大局。人民政府有能力处理好分洪区人民的生活，心里也就踏实多了。
　　60年代初，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小利服从大利，下游服从上游已成为人们处理水患矛盾的准则。对命令没什么意见。人们口上说的不多，但心里都明白，北京是人民的首都，是我国政治中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居住的地方。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商埠，是北方经济的枢纽，是国家的轻工业基地，津浦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和任丘的几十万亩粮田比起来，别说指挥部的领导，就连普通群众也都明白这个道理，能分得出哪头轻哪头重来。指挥部的领导把分洪方案定下来。人们分头去执行了。
　　一路人马到分洪区，去逐级动员群众，去做工作，并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减少损失的预防措施。虽然道理是顺理成章的，但事到临头，或者说已经到了嘴头上的东西马上就被水夺走，有些人一时想不通，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人们出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限信任，还有对党的恩情，慢慢会想通，会自觉服从保卫京津和津浦路安全这个大局的。时间不长，任丘县委、政府向指挥部表了态，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服从大局。任丘群众的工作，我们一定做好，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把损失降到最小限度……
　　阎专员和我们的任务是；负责小关分洪。管扒，管堵。老百姓耳闻要在小关分洪，少数人也叫着闹着，想阻止扒口子，当然动员民工去扒口子，就成了大难题。为了把事情办好，指挥部决定向部队求援，指派我去办。那时我是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协助阎专员工作。我乘汽艇连夜赶到了赵北口解放军某部驻地，见到了某部团长，转达了省政府的命令和指挥求援的要求，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矛盾激化，请他们给以支援。部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立即挑选了20多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换上便衣，带上工具，就连夜出发了。快艇开足马力，40多华里的水路，不到两个小时就到达了分洪点，此时已经是8月12日凌晨3点多钟。我和团长、战士们上了岸，在计划好的几个点上就了位。一声令下，不到半个小时，淀水就像打开了闸门，直上直下地淌下来。
　　分洪口扒开了，宣泄量也很大，但上游邯郸、邢台、石家庄在8月12日降水量达700至1000毫米，大淀的水进大于出。后来省政府又决定在文安县境内赵王新渠右堤和王口、姚马渡开了几个口子分洪，大淀的水位才降下来。
　　共产党从来就是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分洪是为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大淀的水位下降到警界线以下，保京、津及津浦路安全的目的达到了。指挥部又接到了省政府的紧急命令，立即组织人力、物力，不惜一切代价，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口子堵上，保证全任丘广大群众把麦子种上。指挥部的同志们都连续熬了几天几夜，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精神那么旺盛，没有一人叫苦叫累。大家听了顺乎民意的堵口命令，从心眼里感到高兴。指挥部立即讨论了堵口方案。在方案即将决定时，河北省水利厅的戴哲夫副厅长，带领一部分技术人员赶到现场。阎专员把指挥部的想法向厅长汇报了一遍。戴厅长说：省政府十分关心分洪区的群众，把口子尽快堵上，保证种上麦子，就是关心灾区的实际行动。戴厅长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堵口方案提了些意见，最后确定下来。
　　那个年代，不知道为什么，办事效率那么高，为了人民的利益办事那么认真，令行禁止成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指挥部刚开过会，第二天清晨，大堤沿岸陆续开来了京津运送堵口物资的船只。木料、草袋子、铁丝、麻绳、苇子等等，应有尽有。工程需要昼夜不停地干，还送来了两台发电机，口子门左侧右侧各一台，用做照明和起动机械。连安装发电机和操作的人员都跟着电机来了。下午，不同型号的打桩机也运到了。民工和施工人员的给养也运到了。真是想得太周到了。首都和天津市的人民、政府用最快的速度把堵口的物资送了上来。指挥部的人们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没有理由不按时间完成任务。
　　任丘是战争年代革命老根据地，群众的政治觉悟比较高。在关键时刻，是经得住考验的。为确保京津的安全，他们不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京津人民付出了代价。京津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竭尽全力支持堵口种麦。这种行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关系，体现着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的关怀，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挥部几个在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都表示：我们要拼着命的干，一定叫任丘人民种上适时的麦子，这样明年的生活就好办了，也能减少国家对灾区人民的负担。所以人们在工地上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大堤两侧都是白花花的水，只有口子门两边的大堤的旱地是唯一的两条通道。根据工程的需要动员了1万名民工，三班倒着干。万把人，吃住、干活在这两条狭窄的大堤上，那个困难劲就别提了。不管多难也会想出办法来，就在内外堤坡上清出两条上下道。推土的，运料的人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往返在两条土堤上。到了夜晚，灯火通明，远远望去像个小城市，打桩喊号子的声音，有节奏地响彻云宵。
　　在这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中，有个当地民工忽然喊叫起来，“小兵张嘎！小胖墩！日本翻译官！”人们的眼神都集中到他们三个人身上。原来是在这里拍《小兵张嘎》电影滞留下来的三个演员，他们见这样的场面，大概是受了感动，想在工地上找点活干。我们几个人走向前去说：“这里干活的人多，很危险，别碰着，你们的心情我们领了。你们还是好好休息，绝不能叫你们长期困在这里，我们负责联系，叫你们搭船去天津，再转回北京。”这几个演员很受感动。
　　附近的群众和一些村干部们见到这些拼命干的国家干部，民工们以饱满的热情推土、运料、打桩，也都受了感动，自动带些慰问品到工地上来慰问。普通干部、群众自动关心着这些无私斗水的人们。工地上拼命干的气氛越来越浓，斗志越来越高，信心越来越足。口子门眼看着见小：100米、80米、50米、30米……
　　在口子门只剩30米的时候，怎么也合不上拢。直径50公分的木桩打下去，没容得打第二根，就被水拔走了。戴厅长既是领导，又是当年搞水利技术最有经验的人。他昼夜不停和技术人员研究治服的办法。记得当时用过什么“滚沉法”，用苇耙、麦秸泥做成相当大的一些大卷，挨个往下滚沉，这是最后一招，结果又失败了。工程技术人员绞尽了脑汁，几乎把所有合拢的法都用到了，还是达不到目的。
　　阎专员、戴厅长和指挥部的同志十分焦急。从上边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也都很伤脑筋。阎专员是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中年人，都知道他事业心强，干劲十足，也是个急性子脾气，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困难。在沧州工作多年，战胜了经济工作中无数的困难，“我们遇到了困难，一个是找当地群众求教，一个是实地再研究研究，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戴厅长也同意这样做。
　　我们按照指挥部领导的指示，找了两个在白洋淀边长大的同志。一个是千里堤北头李广村人、在地委纪检会工作的黄德堂同志，一个和黄邻村枣林庄村人、在地区水利局工作的徐海泉科长。这两个同志，生在千里堤上，长在大淀的船上，对白洋淀的情况了如指掌，水性也好，平时的工作作风喜欢务实，干起工作来扎扎实实。我们座谈了一会儿，阎专员和戴厅长说：“你们几个人琢磨琢磨，有没有土办法……”
　　黄德堂很风趣地说：“洋法对付不了，我们用土法治治看。土偏法治大病嘛！”我们三个人，每个人从大堤的柳树上抉了根树权子做拐杖，也是探水的工具。做了一番准备工作，向口子门北侧的河滩走去，水齐腰深，摸索前进，摸来摸去，离口子门500米处，水只有腿肚子深。这时黄德堂同志像发现了新大陆。有办法了！我们把草袋子装上土围个大圈，把水断住，口子门不就等于堵住了吗，我与老徐同志高兴极了：“这法准行。”
　　回到指挥部向阎专员和戴厅长汇报了我们的想法，两位领导说：“我们可以试一试。”方案定下来，我们立即把带工的领导召集起来，布置任务：每个民工领5条草袋子，装上少半下土，分成两路对着干，打一个埝子，把水截住。今天夜间完成。
　　从下午4点开始，1万民工齐上阵，经过七八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大约用了5万条草袋子，夜间不到12点，在河滩地上筑起了一个弧形的小堤，把流向口子门的水切断了。口子门直上直下冲刷的凶劲止住了。口子门外变成了一个干枯的大坑，这时所有的人都高兴得跳起来：“成功了！成功了！”阎专员、戴厅长和一些高级技术人员都来祝贺。我们几个人也因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而且是令人满意的事，都非常高兴。
　　1万名民工谁也呆不住了，异口同声地说：“接着干！”12点人们啃了点儿凉干粮，又接着干起来。人高兴了，心情舒畅了，没等天亮，30米宽的口子门，被水冲刷得很深很深的大坑，用土填平了。至此，千里堤扒口分洪、堵口保种麦的任务圆满完成。

作者：赵永志（原中共沧州市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