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夺权以后
1967年1月30日，造反派夺了黄骅县委和县人委的权，把县委常委、正副县长都关在了一个屋子里。好长时间，什么话都没人说，会吸烟的人拼命地吸烟，不会吸烟的人低头沉思。
在我旁边席地而坐的张丙义同志，是南下干部，刚从《安徽日报》调回老家黄骅任县委组织部长，本来是个深沉善说经常面带微笑的人，也变得满脸阴沉，烟一支接一支地猛吸。两个小时过后，他的烟吸完了。被关的人还没有打通与外界的联系，没有了烟的补充来源，凡是吸完自己随身带着烟的人，那个难受劲就别提了。他实在憋不住了，“赵同志给我一支烟。”“丙义有压力吗？”他没有回答，接过烟以后马上吸起来，吸了几口就熄灭了。“怎么不吸？”“吸完了怎么办呀？留着再吸一次”。“咳，‘夺权’就‘夺权’吧，夺了权比掌权好受些，反正不能夺了权，就叫人们把烟忌了。”正说着，交通员小马给人们送水来了，“小马！给人们买点烟吧？”我说。“那得向头头们请示一下，我做不了主。”小马无奈地说。看样子对我们的管理，不亚于像服刑的犯人。
时间不长，小马回来了，拿了两条烟斗牌的烟，谁买两毛钱一包，最多两盒，吸完了再买。
人们被关起来为什么谁也不言声呢？只因“文革”起来后，你认为说的是好话，造反派也从不同的角度把它分析成有问题，就是在“文革”前关系不错的人，也许会在批判会上站起来揭发几句。因此人与人之间普遍有了戒心，都是少说为佳。常言道：“言多语失”，不说话找不出毛病来，关了人们整整一天一夜，很少有人说话。
第二天午饭后，造反派带着小马来对大家说：“上边有令，叫你们分开住，赵永志原地不动，其他人叫小马领着去。”不一会屋里剩下我一个人。人忙惯了乍一闲下来总不是个滋味，报纸都撤掉了。每天到食堂买三次饭，而且有约法三章，只许到食堂买饭，不准和别人说话。周围很熟悉的人显得特别陌生，人到了这个地步，心灵的创伤是多么大呀！我没坐过监狱，但听说过坐监狱是个什么滋味，现在尝到的就是人们说的那个滋味。
分开关押到下午两点钟，突然在广播喇叭里传出：“张丙义自杀身亡，是赵永志为了灭口逼着他自杀的。”我听到这话后，一是觉得可笑，我们刚分开关押，又不准见面，怎么个逼法呢？纯粹造谣生事，迷惑群众；二是血压上升，心里闷着口气，什么“文化大革命”，纯粹胡来！
造反派向群众公布了赵永志逼死张丙义，必然激起对我的愤恨，目的是煽动群众、混淆是非。街上“打倒反革命分子赵永志”的大字报贴遍了街头。
给我当警卫员的小马，夺权后三天之内见面时还能说几句话，三天以后再见了面也怠答不理了。以后才知道造反派逼着小马揭发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生拉硬凑的揭了几条。无限上纲的事，我不在意，运动嘛！小马不应付也过不了关。可小马思想压力太大了，不管是应付也好被迫也好，感到实在对不起我，他十分难过。事后小马对我说：“在造反派逼着我揭发你的那几天，我既像做了一场梦，又像生了一场病，难受极了。”我说：“我和你有同样的感觉。为什么在转眼之间两个人会拉开那样大的距离呢？使人难以理解。”
在那个畸形的年月里，人们的心灵都被扭曲了。
雨夜风波
1967年盛夏一个闷热天气，人们刚刚吃过晚饭，两个红卫兵押着我到黄骅中学北边的玉米地里藏起来。不一会儿下起了濛濛细雨，衣服被淋得湿乎乎的，因为雨越下越大，又把我转移到部队雷达站的马棚里，两个红卫兵站在门口旁边看守。我在里边因怕被人发现不叫点灯，饿极了的蚊子，一发现我，都围了上来，拼命地吸吮着我的血液，献给这些小害虫点儿血无所谓，主要是我从小就最怕蚊子咬，咬着哪儿，哪儿就起疙瘩，特别难受。心想：这回可尝到喂蚊子的滋味儿了。
“我受不了啦，咬死人了！换个地方行吗？”我对一个看守的红卫兵说。
“那得请示造反兵团的领导。”
“快请示，不然的话把我咬死了，你们也算失职呀。”
雨越下越密，半小时以后把我转移到黄骅中学北围墙蓖麻地里，这时添了个伙伴——县委副书记袁敬礼。为了照顾我们，在蓖麻棵子上边盖上了一层绿色的塑料布，我们蹲在下边。命令我们不准说话。但仍然有蚊虫叮咬，不过比在雷达站好多了。
大约在晚上9点，突然在黄骅中学院内响起了拖拉机的马达声，马达声伴随着叫声、喊声、骂声和铁锤撞击铁板的声音。
“你们把走资派赵永志藏到哪里，快把他交出来！”一派红卫兵，乱喊、乱叫。
“要人嘛，没门儿！同学们快上，打狗日的，叫他们有来无回，照死里打！”
砸拖拉机的声音越来越紧，整个黄骅中学大院乱成了一团。事后人们说这是一场武斗，砸坏了十几辆拖拉机，有不少的学生受了伤。
一会儿突然从围墙里边扔出一个人，砸得地“哐当”一声。“哎哟”一声，因为他特别胖，身子重，有典型的本地口音，从声音中，和向外扔的落地声中，清楚地听出是县长邓丙忠。
“这东西没什么用，你们看着他别叫他跑了，我们去找赵永志……”一个红卫兵小声地说。因为离我们仅有4米远，这话听得清清楚楚。我们遵照红卫兵的旨意，没吭声，一会儿他们把老邓弄走了。
袁敬礼对我说：“我们怎么办呢？”
“咱们不能言声，老老实实呆在这里！”我回答说。
“为什么呢！咱们呆在这里喝咸水，吃咸菜窝头，我的胃口不好，真有点受不了。”
“红卫兵可能对您管得松点，他们每天把我藏在屋子顶棚上边，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闷热的天气受得了吗？不过我们受点儿苦无所谓。如果叫抢我们的红卫兵发现，必然会导致大的武斗，一切后果难以设想，把武斗的罪名必然加到我们身上。”
袁敬礼说：“那咱们怎么办呢？”
“老老实实呆在这，咱们遵守他们的命令，别言声，一点也不能暴露。”
“那我们还得在这受罪呗！”
“我们宁可在这里叫他们扣着受罪，也不能叫他们搞夺人武斗，使无知的学生们自相残杀。”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被学生关押的场所，继续喝咸水、啃老咸菜窝头了。每天晚上要受审。我们并非屈服于不正确的压力，而是屈服于无辜善良的人们。
失 踪
1967年刚过了“八一”建军节，我被轮流到各公社批斗，最后一个批斗点——大仁村公社。批斗结束后，造反派把我秘密弄到了黄骅中学关押起来，他们立即写出大字报：“赵永志失踪，不知去向……”
妻子因受到我的牵连，被下放到二麻姑村劳动改造。她身在二麻姑村，一份心在县城，惦记着我的安危；一份心在沧州，惦记着70多岁的老母亲和10岁左右的4个孩子。她的心碎了。一颗心牵挂着6个亲人。县直机关和沧州都不叫回去，她利用在地区运输公司工作过的条件，有时和二麻姑村的干部们说几句好话，瞒着造反派，搭乘晚班车偷偷地回去看看母亲和孩子们。见车一摆手就上车，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一早起坐早车回到黄骅，再骑自行车赶到二麻姑。有时叫造反派发觉了，还得开批判会。说：“无组织无纪律，不老老实实改造。”
就是妻子在泰山压顶之中，一次到县城来看我，在大街上见到了“赵永志失踪”的大字报，立即瘫倒在大街上。她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好人，遇事胆小，心里装不下大事，脑子怕受刺激。本来我被关押刺激就够大的。“赵永志失踪”的大字报，就像晴天霹雳一样。那个时候反革命分子的妻子在公开的场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是没人出来帮助的。妻子血压高，略微镇静了一会儿，坐在马路边上，自己想：永志真失踪了吗？莫非叫坏人害了吗？……一个一个的恐怖疑点难以解开，思想压力越来越大。那时候真是举目无亲呀，明明过去很熟悉，关系不错的人，走个对面一低头，装着看不见就过去了。妻子有一肚子心里话要向知心人诉说，可是知心人在哪里呢？永志的下落又到哪里去打听呢？即使有知道下落的人也不会告诉的。回到沧州一老四小，说什么呢？就是这样闷来闷去，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音信一无所知，妻子精神刺激达到了顶点，突然精神失常了，脑神经得不到应有控制，逢人便问：“永志在哪里，你看见了吗？你们要还我人。”在武装部闹来闹去，多数人不理，刘国均、齐志俊等几个部长政委，亲自劝说，也不顶用。“永志叫谁害死了，你们要告诉我。”……造反派也认为她得了精神病，对她放松了点限制。就这样，疯疯颠颠地闹了一个月，直到我被秘密关押了40天，被放出来以后，妻子的精神才慢慢恢复了正常。
我被秘密关押40多天，实际上是搞审讯，审我当时怎么搞的一、二、三线对付造反派，审我怎么参加“反共誓约”成了叛徒，审我……
在审讯中，罚站、熬鹰、推搡、用接力棒打都用上了，但我总是坚持实事求是，尽管这是些幼稚的学生在幕后人的指挥下干的，我和这些对立的学生，慢慢地也改善了关系。他们整不出什么反革命的内容来。外出调查，也查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来。他们慢慢地泄了气。有的学生也产生了后顾之忧，一个县委书记，整半天整不倒，将来人家还得当官，会不会报复自己。因此，在他们中间有些人慢慢拉起近乎来。
党的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不用说谁扮演的什么角色，做了什么错事，都会明白，他们会自我忏悔的，当领导的要有宽广的胸怀……
陪 斗
挨斗基本上形成了每天的“生活方式”。因为从“1. 30”夺权以后，在县直机关每天这派斗了那派斗，县直机关斗烦了，弄到公社里去游斗。低头弯腰的功夫也练出来了。不管到哪里去挨斗总是那么一套，公式化。所以我也练出了一套本领，不管开多少人的批斗大会，我可以低着头像木头人一样什么也不想，能做到“充耳不闻”。
1967年7月20日天气闷热，气压低，热得人们出不来气。晚上接到通知，在人民礼堂开批斗大会。我被押送到会场以后，宣布批斗大会开始。“把反革命分子高汉章、王子昭、赵永志押上台来！”这时我才明白，斗高、王大会叫我陪斗。
高汉章是当时的代理地委书记，王子昭是地委常委。我们在地委机关相处多年，是我的老领导，当我们被押上台时，我用眼睛斜视了一下，这两个老领导，头发长长的，人显得特别黄而瘦弱，顿时我的眼泪，与被炎热的夏日在脸上催出来的汗水混在一起，不到半个小时，我眼前脚下的水泥地湿了直径一尺的一大片。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穿的鞋里边都被汗水浸透了。心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这么多年，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建国以后工作兢兢业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怎么会一下子都又变成了反革命？不！绝不会！但是对展现在面前的这种情景理解不了。斗吧！终有一天会斗到头的。
武装部长刘国均同志，是黄骅县的“支左”部队的负责人，“文革”前我们的关系很好。在别人赤着背还感到受不了，他仍然着装整齐，台前台后来回转，我觉得这个同志对我们这些挨斗的人，从表情上看得出来，是抱有几分同情心的，生怕在批斗中发生问题，特别是怕造成中暑出了问题，一会儿和造反派咬耳说什么。在我们被解放后，他对我说：“那天晚上批斗高汉章、王子昭可把我急坏了，生怕出了问题，我几次催促造反派，加快发言速度，快点儿结束。”“你当时心急火燎的心情我能看得出来，不过你们说话造反派也不完全听呀。”
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宣布大会结束，我们被押到台下。我们三个人见了面谁也没说话，只是互相用眼睛传情，互相投出了同情的目光。顿时，我心里一阵心酸，流下了痛苦的热泪，但又不能表露出来，只是对造反派说：“给我一桶凉水。”我用水浇了浇头，一方面解热，一方面掩饰流泪，怕叫别人看出来。这是什么世界呀，连流泪的自由都没有了。两个老领导拖着沉重的步伐，吃力地走出了人民礼堂，我们就分手了。我暗暗祷告：“上帝保佑两个领导别出问题。”
妻 子 挨 斗
人民礼堂是黄骅唯一的一个开大会的地方。1967年3月15日开大会，主要是控诉县直机关“文革”小组长、我的妻子王淑英。她是“文革”开展起来以后6月份才调来黄骅的。她虽然挂了这么个官衔，实际上也没做多少工作。做多做少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刚来有的人连这个名子都不知道。
大会宣布由 “受害者”主诉。“文革”开始前，县直机关搞“四清”，一个副局长等几个人，因为领导班子的内部矛盾，和有人揭发他们本身的问题，被停职检查。“文革”初期继续成为批判的对象，然而“文革”夺权后，造反派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王淑英这个县直机关“文革”小组长则变成了迫害这些人的罪魁祸首，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全部扣到她身上。这些人由于内部矛盾，一些领导借机报复，领导之间互相攻击，他们对挨整的人采取了粗暴的手段，“文革”起来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淑英成了替罪羊。
批判大会轮到这位副局长发言时，他的题目是控诉王淑英。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搜集来的材料，说得花里胡哨的。他说：“今天我控诉黄骅二号王光美、赵永志的老婆王淑英。她是县直机关的‘文革’小组长，在反革命分子赵永志的指使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进行人身迫害……”他说着说着晕倒在台上，台下不明真相的人，立即激起对妻子的痛恨。有的人领头呼口号：“打倒二号王光美王淑英”、“把王淑英揪出来示众……”
一般所谓受害者在控诉时说：“王淑英家庭出身是地主，他父亲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搜集来的莫须有的罪名，还有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像泰山压顶都扣到我妻子头上。一个从小受苦，在姥姥家长大，土改中分了房子、土地，二哥给人家当过长工的人，精神压力能承受得了吗？
批判大会在武装部没同意的情况下，人虽然没弄到台上去，回到沈庄子我住的房东高家，我妻子大声地哭起来。她是个胆小、心中装不住事的人。她对我说：“这不纯粹造谣吗？我怎么由贫农变成地主呢？我从小父亲外出没音信，怎么他们说去了台湾呢？”
“是假的真不了。成份改变不了，父亲也找不到。造谣到什么时候也成不了真理。组织这场批斗，是有些人想把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别人，这能行吗？”我的几句话说得妻子的压力小了些。我又接着说：“这次批斗你，纯粹因为我是当权派，不然的话批斗得着你吗？你是跟着我吃了亏。放心吧，文革中没你的什么事，你尽管高高兴兴地呆着吧，天大的事由我顶着。”她的压力慢慢减轻下来。房东大娘大嫂都过来劝说，还给我们端了饺子过来，劝我们吃点东西。这时她和我的小女儿才吃了些东西，平静下来。
可贵的理解
也许是在县直机关斗烦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多话：“打倒三反分子赵永志”、“赵永志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铲除黑地委伸向黄骅的黑手”……参加斗争会的人情绪没那么高了。有的妇女在台下打毛衣，有的交头接耳地说闲话，也有些上了几岁年纪的人打瞌睡。造反派一看这个局势，就把我弄到乡下去批斗。
记得一次弄到羊二庄公社去批斗，一听说要开大会批斗县委书记赵永志，到的人特别多。有的群众还没见过我这个年轻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什么样儿，有的人是好奇地来看热闹。会议批斗开始，几个发言人也只是原则地扣些大帽子，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要说比县直机关参加批斗大会的人数多了些这是事实。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少了，报以同情的人不忍心再继续看下去，不愿为这些不公正的行动捧场，就悄悄地溜走了。会场人越来越少，只好宣布散会。尽管是这样，造反派最后宣布：今天的批斗大会开得很好，很成功。他们睁着眼说瞎话的事太多了。
那天上午9点初到羊二庄公社，被安置到羊二庄后街一个农民家里吃住，当天没开大会。中午吃完饭，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突然来到我的住屋。
第一句话便说：“你是赵永志书记吗？”
“我是。”
“俺娘叫给你送点吃的来。这是一张饼、几条油炸马口鱼，怕你吃不好……”
“谢谢大娘对我的关心。小老弟，大娘和你胆子可不小呀，敢给我这个反革命分子送吃的！”
“俺娘和爹说，你不是坏人！”
我沉默了几分钟，内心有说不出的话，眼里含着泪花，心想：“多么好的群众呀！”
晚上刚吃过饭，这个青年又来了，用手巾包着两个玉米，还有两块红薯，对我说：“俺娘叫我送来的。”这个青年看上去是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眼睛很明亮，口中左边镶一个金牙。斗转星移，历史走过了几十年，回忆起来真怨恨自己，当时没有好意思问他的姓名，也没问老人姓名。记忆是个中等身材，脸白白的，很善谈，两天的时间他来了四次，比较熟悉了点。
他说：“你刚来我们县，就赶上运动，整天挨斗。我们总觉得你不是坏人，挨斗冤得慌。”
“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斗就斗吧，年轻力壮的斗不死人。”
“俺娘他们说你来到黄骅后，跑遍了全县，为老百姓操劳，给老百姓干了许多好事，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呢？是不可能的事。她说叫你注意身体，老百姓也不愿意斗你们，造反派斗你，老百姓也不服气。”
“老人家的看法，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也觉得自己不是反革命，要说工作上有缺点错误那是难免的。”我想。
“老百姓都有议论，像你这样的人，斗也斗不长，也就是考验考验你们就完了。”
时间已过去了几十年，这个青年的形象总在脑子回荡。人在被误解、受到冤屈的时候能挺身而出为自己说上几句公道话，给以生活上的照顾，道义上的理解，真是难能可贵呀!
上学习班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近两年，造反派对我左审查右审查，县人民武装部掂量了又掂量，开始讨论赵永志能不能参加省军区办的第二期学习班。讨论的结果：有一派不同意去，但“支左”部队同意去。被打倒的干部进了学习班，就意味能站出来工作，同时也关系到那一派正确与否。我如果参加了学习班说明一派保对了，一派打错了。虽然经过审查找不出什么大问题，主张反的一派，仍然强词夺理，阻止我去学习。
1968年春天，武装部长刘国均同志通知我：经过研究决定叫你去石家庄省军区办的学习班去学习。但两派没统一起思想来，上汽车时可能有人阻拦，最好偷偷地走。为了避免受到阻拦，我和妻子作了一番谋划。她在地区运输公司工作了多年，老司机对我们两个的为人特别了解。当说明情况求他们帮助时，司机们特别愿意出力。记得当时是这样做的：武装保护的人员在汽车站，妻子装作送行的样子也在汽车站。我起了个早在青年水库西边等候，司机是地区运输公司的老工人魏吉侠，我们是老朋友，已经计划好，见到我马上停车。就这样我顺利的到了沧州。在沧州有军代表等候，全地区参加第二期学习班的人大部分上了火车，就这样半明半暗地到了石家庄政法干校，参加了学习班。
黄骅县来了10个人，县里来了4个人，我和县委副书记王润会，两派代表各一人，中捷和南大港农场各3人。我们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劳动，还到向阳旅馆开展“忠”字活动。学习班的学员们和造反派代表，还得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早晨吃过早饭，全组的人员恭敬地站在毛主席像前，由组长领头背颂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开始学习。下午到学习结束时，照样再向毛主席汇报一次。我们上街到商店买东西，见到售货员，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售货员拿出你要买的东西，也背一段语录。绝对不能背错。因此，那个时候上年纪的人，记性不好的，就没资格到商店去买东西，怕背错了毛主席语录，成了“反革命”，只好托记性好的人去给代买。不过以后有的人慢慢地学精了，只用一句简单的毛主席语录应付过去，如：“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等。当时这样做自己也觉得可笑。“早请示晚汇报”起什么作用呢？只是闷在心里，还要装出一副积极的样子。表里不一，除非在那畸形年代才被迫违心地去表现。不过这样做了感到十分内疚。
我们在学习班，先背颂“老三篇”，“老三篇”背熟了，再开始写检查，写好检查在小组会上通过，有省军区的军代表参加，检查通过了，就算结业。王润会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被交流去内蒙的干部，后来又被造反派赶了回来。他没在黄骅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查很快就通过了。而我一方面是有争论的人物，“文革”前又写过不少的文章，我的检查整整进行了一个礼拜，在省军区刘参谋的保护下，也算通过了。
最难办的是，中捷农场党委书记张培诚同志。他是全国总工会下放的一个行政十三级干部。农场跟来的造反派代表抓住他两点不放：一是在检查中他说斗了他多少场多少次。造反派代表说他记黑帐，站出来工作要对造反派进行报复；二是生活上不注意，说他用牛奶煮过饺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检查不深刻。张培诚的检查翻来覆去地搞了5次还没过关。最后在同志们具体帮助下，才勉强通过。
在张培诚同志反复检查中，我与王润会同志就轻松点，借这个机会把毛主席诗词全部背颂过来。由于用心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受到学习班军代表的表扬。
学习班办了20多天，结业后，我被结合到县革委会任第一副主任。那个时候的工作，大部分是空对空，讲虚实结合，也是虚的多实的少。每逢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要开一次庆祝会，游行一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三天之内就有两次，时间都花费到形式主义上，都不干实事。在生产指挥部工作的原副县长闫清芬同志，也不敢干得太实了，怕扣上不突出政治和唯生产力论的帽子。那个时候结合到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干实事的人很少，整天泡在形式主义的海洋之中。
到了“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恐怕形式主义泛滥也是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赵永志 系原沧州市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