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吴桥国际杂技节的由头

       本来我与杂技节没有什么缘分，但至少有两件事，促使我下决心要创办吴桥杂技节：早在1983年底，在我担任省人大副主任时，有一次，由我、赵卓云和都本洁（他们两人均为省人大副主任）3个人，率队去广东考察。在深圳，当地一位官员与我们座谈时说：“你们河北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嘛！我们在报上见到你们一个庄（指石家庄）生产的环宇彩电都打入了欧洲市场，真了不起啊！”当时，听了这番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想到一个省会城市的知名度竟如此之低。我当时就告诉人家，石家庄是我们河北省省会，它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不是一个村庄，环宇电视机的产地就在此。还有一件事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位加拿大商人对我说，他本想来石家庄投资，但他的朋友却劝他别冒这个险，还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要到河北的一个村庄去呢？”听到这话后，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不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作为河北省的领导干部，有责任为提高石家庄乃至河北的知名度做点事情。我就想，河北有什么？河北知名的是什么？
       有一次，我在一场晚会上看到省杂技团的精彩演出，期间有人向我介绍了吴桥，一位老朋友告诉我，他的姐姐就是吴桥的杂技艺人，在印度马戏团工作多年。河北有吴桥，吴桥是杂技之乡，连周恩来总理上世纪50年代都曾欣喜地感慨“吴桥真不愧是杂技之乡”。“吴桥”这块金字招牌可不可以大用特用呢！？
      以后，我不断与朋友和同事谈及此事，并向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高占祥作了汇报，占祥同志完全支持这个意见。1985年的一个秋天，占祥同志委托我与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会长王峰、省文化厅的吴城、省旅游局的王元、陆正等同志在河北宾馆座谈，吴城同志（已去世）还为与会者照了一张像留念，它成了吴桥国际杂技节的“老照片”。这次大家又想到一块儿了，我们有个杂技之乡，“吴桥杂技”便是我们的金字招牌，为什么不用这个来做些文章呢？河北杂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就民间基础与国内外影响而言，河北吴桥是最负盛名的。河北吴桥堪称“杂技摇篮”，有人说吴桥是：大到九十九，少到刚会走，个个都有一手，故享有“杂技之乡”的盛誉，驰名中外。只要是世界上盛名的马戏团，如美国、印度、苏联等，都会有吴桥的演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一致提议在河北省会石家庄举办吴桥杂技节，而且要冠以“吴桥国际杂技节”的名义，每两年举办一次。就这样，要举办一个国际性杂技艺术节的想法就渐渐在大家脑海中成型。

和衷共济，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都说“万事开头难”，其实，说难又不难，只要下了决心，义无反顾，认准既定目标干下去，也就不难。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当年，要举办吴桥杂技节的想法在一些热爱杂技的同志中达成共识后，这些“老吴桥”就当了一次“谏臣”，给省政府打报告。我记得在报告中写到：“河北要对外开放，首先要提高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举办以吴桥命名的国际杂技艺术节，既能填补我国没有国际性杂技赛场的空白，又能吸引各方宾客前来旅游观光，扩大河北在国内外的影响，同时还可以借宾客云集石家庄之际，以艺为媒，开展经贸活动。这一举三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当时主管文教卫生的省委副书记高占祥非常支持，但当时省政府没有做这个规划安排。此后，我就一直在不同场合为筹办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大声疾呼，力争得到更多同志的支持。“老吴桥”中当时担任省旅游局副局长的王元同志还发誓说：“办不成吴桥国际杂技节，死不瞑目。”1986年初，李文珊接任高占祥（占祥同志调文化部担任常务副部长）一职，文珊同志是个文化人，他对此事很敏感，非常支持认同，以后他连续担任了三届杂技节组委会主席，故杂技界有些人称文珊为“杂技书记”，这是后话；还有其他老领导也一起呼吁，例如当时的省政协主席尹哲、省政府副省长王祖武同志都很支持，这些同志都被后来人称为“老吴桥”。到了1987年1月中旬，省委决定，利用吴桥“杂技之乡”这一品牌，举办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
       确定了要举办杂技节的议题后，我记得曾召开了多次筹备会议，还以省政府的名义先后两次向文化部申请，请求批准在我省举办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文化部同意并经外交部会签后，上报国务院，到6月5日国务委员姬鹏飞同志批示同意，并报代总理万里同志批准。
      刚开始付诸行动时是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当时的情况是，举办这样一个国际性的活动，不仅存在许多客观的实际困难，而且对举办杂技节的意义，在认识上也不尽一致，筹备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首先是组建指挥系统和办事机构，做好组织工作。这是克服各种困难，把愿望和理想落到实处的组织保证。组委会是杂技节的最高领导机构，由河北省对外交流协会、文化部艺术局、外联局、中央电视台、中国杂技家协会共同组成，下设8个办事机构，筹备和举办期间的工作分别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外办、省旅游局、省体委、省工商局、省公安厅、石家庄市政府等有关部门承担。文化部外联局承担对外联络的任务，在时间很紧迫的情况下，他们邀请到几个国家的评委和演出团体，其贡献不自言功。杂技节组委会还专门成立了后援委员会，说白了就是“拉赞助委员会”，由省政协原主席尹哲任主任，我任副主任，负责从社会上筹集资金的工作。领导们亲自上阵拉广告，因为经费是个大问题。这样大的国际文化活动，别说石家庄，整个河北也从没搞过，更何况，最初的三届还是以人民团体的名义组织的钱，钱自然成了“拦路虎”，政府有拨款，但有限，怎么办？想办法拉广告呗。真没想到，我们这批“老吴桥”以及支持者煞费苦心、千方百计，总算把第一届吴桥国际杂技节的舞台搭好了。
       大约经过百十来天的紧张筹备，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第一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石家庄体育馆举行。前苏联、朝鲜、法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前民主德国和中国等7个国家的30个节目参加了比赛和演出，并评选出金狮纪念奖、金狮奖、银狮奖和铜狮奖等奖项。我记得有一个情节至今令人难忘。第一届杂技节举办期间，吴桥90多岁的杂技老艺人史德俊专程从吴桥乡下赶来看节目，他看了一个晚上，激动地哭了一个晚上。他说自己在世界各地闯荡江湖几十年，从没想过在自己的家乡看外国杂技艺人在我们的舞台上演节目，就跟做梦似的，那场面感人至深。还有几个杂技节的工作人员，在闭幕式以后的省体育馆里，激动地向李文珊和我呼喊：“我们成功了”。
       可以说，第一届杂技节取得了超过预想的效果，我认为它是非常成功的，对后来几届的举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件事在河北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当时，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评委会主席夏菊花说：“这次杂技节办得这样好，是中国杂技史上光辉的一页。”文化部及国内外杂技界的朋友，一致称赞这次杂技节“组织工作是一流的”。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秘书长、本届评委安哥娜莉一再称赞吴桥杂技节组织工作做得好，她说：“你们完全可以对此引为骄傲。”这些评价是中肯的、符合实际的。在评价第一届杂技节的整个工作时，中联部外联局的同志说“三个多月的时间，办得这样成功，这是没有先例的。”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头功应该给外联局。”

自助天助，十字路口作抉择

       在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之后，杂技节组委会在向省委、省政府的总结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长远目标，是争取通过多次国际性杂技艺术节，逐步把石家庄办成世界第三杂技赛场，为国争光。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就将在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第三产业等方面带来一定的收益。”1988年8月22日，文化部批准了河北省关于举办第二届吴桥杂技节的请示。当年9月，在石家庄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研究了杂技节组委会机构及其他事项。10月13日，省政府又就杂技节举办时间、节目安排意见等问题向文化部送上补充请示报告。1989年1月9日，这个补充请示报告得到文化部批准。根据文化部的批示，1989年3月18日，组委会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对第二届吴桥杂技节的全面筹备工作进行了研究，并组成专门工作机构进行筹备。最初，在征求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和专门机构的意见后，确定邀请19个国家和区（台湾）的26个节目，邀请国内的6个参赛节目，6个表演节目，到5月底，即有7个国家的9个节目应邀报名前来参赛，形势非常好。
       但是，在6月4日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就有8个国外的杂技团体（包括原来没有表态的国家）先后通报或口信取消应邀诺言，有几个国家则迟迟不表态。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杂技节要不要继续筹备？我们组委会陷入了深思。6月10日，李文珊副书记主持召开了组委会主席办公会议。与会者站在有利于国家稳定的高度，抱着极大的信心，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异口同声地议定：我们应该不乱方寸，按原计划进行，努力做好筹备工作；我们继续准备，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感，是对国家的支持；我们要用办好杂技节的事实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是稳定的，有能力控制局势，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没有变。王祖武副省长在会上说：“只要有3个以上的国外节目参赛，我们也照常举办。”我说：“我们应有一个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即是国外节目一个也没有，我们也应坚持办好第二届杂技节，并一定要办得更好些。”抱着这样的态度和决心，1989年8月14日，省政府和杂技节组委会派我(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杂技节组委会副主席)、毛志君（河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杂技节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等同志专程到北京拜访了文化部部长王蒙同志，并向高占祥同志汇报。
       因为有与占祥同志合作共事的基础，对这次汇报我还是充满信心的。当时，高占祥副部长等领导同志听了汇报后认为，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我国仍然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杂技节是一项重大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在目前情况下，办好这届杂技节有重大的意义，河北省杂技节组委会这个决心下得好。文化部的领导当场明确指出，同意河北省的意见，有3个以上国家参赛要举办，不足3个国家也要举办，甚至外国节目一个不来，也要举办。文化部不仅从方针上给予正确指导，而且从经费上给予资助，外联局、艺术局协助做了许多工作。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和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也都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这个正确指导思想指引下，为了多邀请一些国家的节目，组委会采取了许多措施，如补发邀请、增加邀请，通过个人或单位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加以联系，最后邀请了保加利亚、瑞典、泰国、蒙古、丹麦、波兰、前苏联等7个国家的9个节目，国内14个杂技团选派了23个节目。第二届杂技节的阵容，一点也不比第一届逊色。
       第二届吴桥杂技节能不能举办和能不能办好，关系到中国的形象和荣誉。国内的许多杂技团体表示，在受1989年政治风波影响的情况下，办好吴桥杂技节，这不仅是河北的事，也是我们国家的事。当时，我们邀请了著名节目主持人王刚和编导张德华前来主持杂技节的演出和担任舞台总监，为杂技节增添了光彩。参加杂技节筹备的各个部门和工作人员，都极其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不辞辛劳，精心组织，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使各个环节得以正常运转，保证了杂技节的顺利进行。
       第二届吴桥国际杂技节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全国第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它的成功举办，用事实说明了我们的国家是稳定的，对外开放政策没有变，在世人面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在闭幕式的酒会上，我问主持人王刚，你说这届吴桥杂技节成功不成功？王刚说：“当然，太成功了！”国内各省来的同志反映，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杂技节办得这样好，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为把吴桥杂技节办成国际第三赛场举行了奠基礼。也就是在这届杂技节上，把它办成第三国际杂技赛场的目标，就十分明确地亮在了国人世人面前。
       这一届杂技节和第一届杂技节相比，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国内外节目进行公开赛。第一届杂技节比赛只在国内节目中进行，评出金狮、银狮奖、铜狮奖，而国外节目都作为表演节目，一律颁发金狮纪念奖。这届杂技节的18个国内外节目，通过公演方式进行公开比赛，按照国际评分标准进行评奖；二是增加了国内一台表演节目。面对国外邀请的节目比预计减少的情况，我们将原来的两台比赛节目改为一台，同时增加邀请国内节目，安排了一台表演场。这样安排的结果，得到了国内外各代表队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石家庄市观众的热情欢迎；三是在举办杂技节期间，同时举办第二届河北省戏剧节和河北省1989年对外经济合作洽谈会（简称“两节一会”），以艺为媒，文贸结合，使经济与文化比翼齐飞。这个举动受到了国内外朋友的称赞。《河北日报》发表了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评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程思远同志参加了一些活动后连声说：“办得好！办得好！”；日本著名杂技界人士西田敬一（多次来石家庄参加杂技节）说：“你们的两节一会，是解决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的初步作法，有其内在的深远意义。”实践证明，文艺搭台、经济唱戏这条路子是对的，通过杂技节这棵梧桐树，引来了经济界的金凤凰，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知名度得以提高，它产生的深远影响是难以计算的。
       这届杂技节结束后，省政府在l989年l2月27日向文化部的报告中，作了这样的估价：“本届杂技节达到了促进对外开放，繁荣杂技艺术，开展文化交流的目的，为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办成国际第三杂技赛场打下了基础。”

齐心协力，打造国际第三杂技赛场

        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国际杂技赛场有两个，一个是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一个是法国“明日与未来”世界杂技节。这两大国际赛场都在西方，各有特色，被世界杂技界所公认。中国作为一个杂技大国，理应成为东方的第三国际杂技赛场，这在吴桥杂技节举办之初就确定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瞄准国际上第一流的杂技节。这就是举办了几届杂技节后我们观念上的变化。
       把石家庄建成世界性的第三杂技赛场，首先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作为主办国的中国政府，对于举办吴桥杂技节是全力支持的。这个活动经文化部、外交部同意后，得到了国务院的核准。在举办期间，文化部、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给了大力支持。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文化部艺术局、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在对内邀请、节目编排、组织演出、评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许多工作是别的部门难以替代的。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出席指导工作，支持和保证了杂技节的顺利进行。作为主要主办单位的河北省的党政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更是当作份内的一项事业去对待．责无旁贷，在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等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文化部的领导同志认为：“河北省的领导这样重视杂技事业，投入这么大的财力、人力、物力举办杂技节，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河北省领导的重视，是办成东方第一大赛场的支柱。”前两届杂技节的成功举办，说明了河北政局稳定，有热情文明的观众，有良好的组织工作和接待能力，有基本适用的比赛和演出场地。这也是一次检阅，证明河北省有举办国际杂技东方赛场的主客观能力。
       另一方面，把石家庄办成国际第三杂技赛场，要得到世界杂技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任何一个国际赛场，如果没有各杂技大国的优秀节目参赛，没有具有世界权威的国际评委参与，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杂技大赛，也不能称之为国际赛场。第一、二届吴桥杂技节，有13个国家的杂技团体参加，节目特别是中国的参赛节目是一流的，而且一届比一届好；有9个国家著名的国际杂技界知名人士担任评委，评奖公正合理，具有国际性和权威性。这两届还形成了世界杂技比赛的规范，确定了比较固定的举办时间和地点，制定了杂技界公认的与其他赛场基本一致的比赛规则和评奖办法。节目质量高低、评委权威的大小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国际赛场的档次。第一、二届在这方面开了个好头，被大家荣列于第三赛场的档次，这样把石家庄办成杂技国际第三赛场就通过了“群众鉴定”。
       再者，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杂技大国。法国“明日与未来”世界杂技节主席莫克莱尔先生说：“吴桥不仅是中国的‘杂技之乡’，也是世界杂技的摇篮。”因此，举办以“吴桥”命名的国际杂技艺术节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得到了国内外杂技界的普遍赞同。我们举办了，而且办得很成功，国内外杂技界都希望我们继续举办下去。泰国《星暹日报》记者李雨青先生说：“河北是杂技之乡，这里成为世界杂技赛场是当之无愧的。”挪威马戏团团长、评委阿尔纳托说：“整个杂技艺术节可以和蒙特卡洛世界国际杂技大赛赛场相媲美。”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秘书长安哥娜莉则说：“你们的杂技节达到了蒙特卡洛杂技节的水平。”随着杂技节的成功举办，杂技节的潜在作用也逐步显现出来。从第五届杂技节洽谈会开始，来自日本、泰国等国的国际集团与我们签约，洽谈会开始走向海外、拥抱世界。经贸洽谈会成交额直线上升，可以说，吴桥杂技节为我省的经济腾飞又打造了一个平台。
       把石家庄办成杂技国际第三赛场，意义特殊，有利于推动主办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吴桥杂技节创出了一条路子，做得比较好。第一届和经贸洽谈会结合进行，第二届和河北省戏剧节、对外经济合作洽谈会同时举办，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程思远参加了第二届杂技节后认为，“以艺为媒，文贸结合是条好的路子。”通过举办杂技节，也带动了河北省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这种以艺为媒、文贸结合的作法，符合改革开放的方针，适应了扩大国际交流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省会石家庄和河北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繁荣。这样，石家庄作为杂技国际赛场就有了长久和坚强的生命力。根据前两届杂技节的实际情况，省政府决定第四届杂技节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后来，又经过第三、四、五届的努力，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被国内外杂技界公认为世界杂技东方赛场，很好地发挥了河北的“窗口”作用，获得了更大的综合效益。特别要提到的，就是第六届杂技节时，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来观看演出，看后他建议杂技节应该升格为国家文化部与河北省政府主办，办成国际杂技的盛会，办成人民大众的节目，办成国家级的国际艺术节。故1999年第七届杂技节又冠以国家文化部主办的头衔，我们的杂技节又升格了。事隔12年，由几个群众团体搞的节日，升格为国家级，这是河北省的殊荣，也是对一些“老吴桥”最大的褒奖。
       石家庄举办杂技节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专业的场馆。从第一届杂技节到第六届全在体育馆举行，在体育馆演出杂技有一定的局限，因此省政府从1997年开始在裕华路建设一个场馆，以多功能的形式既能演出杂技，也能保证其他艺术种类的演出。1999年，命名为“河北艺术中心”的场馆建成了，第七届杂技节在新的场馆举行，“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从此有了一个固定的场所，有了“娘家”。有了自己的场馆，就好像插上了一对翅膀飞得更高了，很多国内外的杂技界人士，都赞赏河北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杂技发展做出的努力。

勤俭办会，担当的是义务和责任

       杂技节在初创阶段，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勤俭节约，怎么省钱怎么来。
       我记得，杂技节期间，组委会的同志们常常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工作，有时忙得晚了，要吃“加班饭”。宾馆为了多搞些“业务”，有一次，他们听说省长要带着同志们来吃“加班餐”，就搞了一大桌。我一看扭头就走，带着大家去食堂吃工作餐，每人每顿3两锅贴，一碗鸡蛋汤，并告诉大家，加班饭顶多就是这样，我带头在办杂技节期间，绝不允许用公款大吃大喝。
       1991年举办第三届杂技节前，因为我刚在唐山组织主持了第二届城运会，就把唐山的礼仪队调过来，参加闭幕式的颁奖仪式，管吃管住，但没有任何报酬。因为是吴桥国际杂技节，这些礼仪小姐，不给报酬也愿意参加服务。一次，我带她们参观奥林匹克商社，队员们看上了一件白运动衫，看得出来，她们很喜欢，咋办？我就跟老板说，打个折吧。一位姑娘对我说：“没带钱”。这时，我才想起她们全是学生，而这次来又是义务。每人奖励一件“运动衫”完全应该。故我才说：“每人送一件，钱由组委会出。”这是我第一次出了点“血”。
       1993年举办第四届杂技节时，我主持开幕式。一位刚从河北大学毕业的小杨为我做翻译，我告诉小杨，穿得漂亮些，但小杨说：“我刚大学毕业没衣服。”我又向宾馆的经理借了一套宾馆同志穿的工作服给小杨，但她穿了以后又说：“我穿了这件衣服像个服务员。”这怎么办？我就带她到一楼的“皮尔卡丹”服装店，向老板说：“这是我的女儿，想买套衣服。”于是我就叫小杨挑，小杨挑了一套漂亮衣服，很开心，穿了以后，她说：“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我告诉小杨，这套衣服只能在开幕式上穿，明天还得还给商店。第二天我把衣服还给了商店并向老板讲：“这套衣服她妈妈说颜色不好，不要了。”
       我还请了两位女主持人，一位是省歌舞剧院的，一位是省电视台的（当翻译），她们高挑的个子，但无演出服，也许她们俩知道我这个“抠门”省长，故她俩从不向我要服装，俩人上北京自掏腰包一人做了一件旗袍，漂亮得很，两位女主持人表现很出色。她们也为杂技节贡献了力量。
       从第四届杂技节开始，由省政府主办，当年（1993年）从3月到5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省文化厅的同志来北京向我请示，意思是这届杂技节是确定世界第三大杂技赛场国际地位的关键，要搞得像样点，是搞一场表现河北风貌的大型文艺演出作为开幕式，还是搞一次拉街游行（即中、外演员上街表演）。这一次我却“大方”了，我批示，两个一起搞，既有“拉街”，又有文艺演出。拉街由石家庄市政府负责，文艺演出由文化厅的歌舞剧院负责。这场演出很成功。歌舞剧院的同志们真的是省吃俭用，一些服饰自己动手做，经费从我这开支，好像挤牙膏，每次顶多批个3万、5万，以后我还用赞助商给杂技节组委会的酒来顶账。前后一共才花了26万元。当时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看了演出后，很为感动，主动从财政批了5万元作为奖金给歌舞剧院，在他们的总结报告上，我批了一句话，即：“省歌舞剧院是一支能特别战斗的队伍。”虽然当时钱很紧张，工作都很累，可是我们成功了。面对成功，我们都很愉快、高兴。我这个“吝啬”省长，自然也就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体谅。
       有一次，大概是在第三届杂技节上，我来回往返于演员们的宾馆，我的车子出去办事，我回到河北宾馆组委会驻地时，只能打的。到宾馆门口时，服务员见我说：“省长，你怎么打的来？”出租司机得知我是办吴桥杂技节的省长，马上说：“不要钱。办杂技节是大家的事儿。”我说：“谢谢，领你这份情就行了。你给张发票就行了。”我认为这也是群众对杂技节的一种支持。这10块钱的车费是我办多届杂技节唯一一次向组委会办公室报销的一张单据。

 
包容大度，化解外国朋友的“纠纷”

       举办国际赛事，就要注意“涉外事情”，即所谓“外事无小事”。一旦遇上了，就得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圆满处理为妙。有一次，一个国家带来了一个魔术节目，国际评委给它颁了个铜狮奖（即三等奖），这个代表团团长不干了，说：“这个魔术节目是我国领导人最喜欢的，评不上金狮奖（一等奖）我们回去无法交代。”该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也跟我说（文化参赞的中国话讲的很好）：“我以XX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名义，向中国河北省副省长提出要求，我们这个魔术节目要获金奖。”我说：“这是本届杂技节国际评委评的，我无权给你金奖。”文化参赞又说：“你是副省长，又是组委会常务主席，说句话不就行了。”他用在他们国家做事的思维方式用在杂技节上，故我讲：“这绝对办不到。”他又说：“那我们就拒绝领奖，以示抗议。”这种事在杂技节上还从未遇到过。如果他们拒绝领奖，倒也没什么，但至少是一件事端，我想了想就向他说：“这样吧，以组委会的名义，再补发你一个贡献奖如何？”这位文化参赞非常高兴，同意我的提议。一桩涉及外交事件就此结束。从此，我与这个国家的代表团成了好朋友。当年，他们还给我发出邀请函，用他们大使馆的名义邀请我出访他们国家每年4月份举办的文化节日。
       再说另一件“抗议”事。1993年第四届杂技节，我们请了一位瑞典杂技界的专家与他的杂技代表团一同来石家庄。瑞典专家有资格坐在主席台后的贵宾席。但这位老专家每次要带上他的女儿也坐贵宾席，要知道主席台后的贵宾席一共才77个座位。杂技节宾客如云，是一个萝卜填一个坑，座位安排极为紧张极有讲究。我们就请他女儿坐到一般观众席上，这下糟了，这位杂技节老前辈大发其火，并借题发挥说： “为什么我们瑞典的一个节目要安排到另一个赛场去。这对我们不公平，我方抗议罢赛。”（第四届因节目很多，故除体育馆的主赛场外，另外在石家庄第一文化宫搞了个第二赛场）如果拒绝参赛，这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于是隔天，我就请这父女俩到河北宾馆的西餐厅吃饭，饭前我夸奖他的女儿如何漂亮。当我知道她也是搞杂技的演员后，我请她下一届吴桥杂技节一定要来石家庄表演，并一定会取得很好成绩。这下老头高兴了，频频与我干杯，看来他很能喝两杯。当“宴会”结束时，我们已成为好朋友，一切所谓抗议都“一笑泯恩仇”。第三天晚上，我发现在主席台贵宾席上就剩下老头一个人就坐了。与外国朋友打交道，要尽量使他们有面子，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私下里沟通，这样我的“高尚行为”，就会使他们感激不已。
       我们在第三届杂技节，就邀请了台湾代表团，并非台湾杂技高超，而是为了政治上的关怀，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故他们来时，在开幕、闭幕式上打的牌子是“中国台北”。当第五届杂技节时，“中国台北”荣获一个铜狮奖，这本是一件高兴事儿，但在闭幕式时，该团领导突然向组委会提出要打“中华台北”的牌子，我坚决不同意。我说：“这是底线，没有商量的余地。”后来他们说： “那我们不出席闭幕式。”我说：“不出席也行，但意味着放弃领奖。”他们到底舍不得这个奖杯，后来又说：“我们可以打中国台北的牌子，但只出席一个代表参加。”我说：“那当然可以，一个代表出席，就等于全体代表出席。”这件事就这样撮合了。台北代表队有一个技术指导张先生，祖籍是河北吴桥，我对他说：“关于名称问题，你要多做工作。”他答应了。事成之后，张先生和我讲：“这次杂技节代表团的家属要交伙食费100美元，我的美元花完了，省长，你看怎么办。”我说：“吴桥的老乡回来了，你老伴的伙食由组委会请客，不必再交了。”老张连声表示感谢。
        如今的吴桥杂技节已跻身世界三大杂技赛场之列，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与日俱增，许多国家的杂技团体、演员都以能得到金狮奖为最大荣誉。在国内外杂技表演的舞台上，一般介绍节目演员时，就说：“这是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获奖节目或获奖演员”，可见，我们的杂技节已得到世界认可。经过20多年的努力，吴桥杂技节的知名度越来越大，“‘china’吴桥”已经成为我省杂技节的代名词，名播海内外。河北与石家庄的名字也随着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的影响而飘向五洲四海。
       因为有了吴桥杂技节，河北省、石家庄的知名度提高了许多，因此，吸引来的外资和项目也越来越多，而杂技节也逐渐受到重视，从最初以民间名义组织到1993年第四届由省政府名义主办，直到1999年第七届起升格为国家级艺术节，由文化部和河北省共同主办。吴桥杂技节，最不容忽视的是其不断扩大的范围：从河北到中国再到世界。而在每一个维度内，实际上又都存在着相互的作用和不断交流的态势。比如河北举办了杂技节，而杂技节也成就了河北。1999年10月29日，美国拉斯维加斯市市长奥斯卡•古德曼先生在写给时任省委书记叶连松同志的信中说，10月30日至11月8日是拉斯维加斯市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周”。他要求全市公民都知道，来自十几个国家的30个高水平的节目，将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上登台表演。

回望来路，继续追寻杂技文化的活力
 

       办好一个国际性的杂技节，我认为首先要世界了解我们，我们亦要知道世界，做到知己知彼，故省文化厅曾21次派杂技节办公室主任周良田等同志赴欧洲、美洲、俄罗斯、朝鲜考察，挑选优秀节目来杂技节演出。周良田同志也是吴桥国际杂技节的大功臣，他从省杂技团的一名副团长，提升为杂技节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并兼任河北省艺术中心总经理，这就说明他对杂技节的功劳。1992年，我曾派文化厅主抓杂技的副厅长吴城、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新年同志赴法国巴黎参观“明日与未来”杂技节，看看人家怎样组织杂技节的，人家的保安工作怎样做的，以吸取经验。我亦带队赴瑞典、比利时、法国考察。在瑞典由瑞典杂技界的老朋友芭拍拉夫妇陪同，观看了该国举办的世界性的杂技“公主杯”的比赛，并签约了一节项目来中国吴桥赛场演出，参观了瑞典路德卫卡市的杂技学校。在比利时的图而耐市，我们在该市的文化中心主任和文化局长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市的马戏学校并出席了该市的名人聚会，在会上，我以吴桥国际杂技节组委会执行主席的身份向该市几百位社会名流介绍了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接受了该市电视台的采访，该市电视台竟误称我为中国吴桥省的省长，这大概是我在演讲中讲了太多的“吴桥话”。在摩纳哥，我们参观了世界杂技第二赛场，给我们一定的启发，世界性的杂技赛场常常是大棚赛场，而不像我们是在体育馆大剧院内进行。在法国，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在大使馆同志的陪同下，与“明日与未来”世界著名杂技节的组织者莫克莱尔夫妇会见，探讨了杂技节如何办得更好的话题，并征求他们对中国吴桥杂技节的意见，莫克莱尔夫妇表示十分赞赏中国举办的东方赛场，今后一定大力支持世界第三赛场——中国吴桥杂技节。莫克莱尔先生曾多次来石家庄参加吴桥杂技节，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还需要世界了解我们，故每次杂技节，我们都有关于中国杂技的照片展览，每次杂技节，我们都组织代表团的负责人和演员赴吴桥的杂技大世界参观，观看吴桥杂技节艺人的表演，告诉世界杂技人士，吴桥是杂技艺人的摇篮，吴桥的杂技艺人分布全世界。每次举办杂技节，我们都召开一次杂技论坛，全世界的杂技人士欢聚一堂，畅谈杂技艺术。在一次论坛会上，我说过：“因为杂技不像电影、戏剧等．它是不需要翻译的，故‘杂技’本身又是沟通世界各民族的一座桥梁，它可以使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政治、不同国籍、不同风俗、不同宗教的人群，都能坐下来一起欢笑，大家都能心灵相同的雅俗共赏，这是杂技的一项特殊功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搞好杂技节吧，为世界和平共处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又说：“杂技是一项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技术，怎么难，怎么来。故杂技又是一项不断创新超越自我的艺术。”这段话获得中国杂技协会负责人之一蓝天同志的认可。你说创办吴桥国际杂技节的首要经验是什么？一句话就是：先要让世界了解我们，然后我们也必须知道世界。
       具体一点讲，我们还重点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就是赛前必须把节目的质量抓好，杂技节的节目质量是杂技节的灵魂。如果没有惊心动魄的高超节目，那就谈不上国际杂技节，我们的赛场要存在下去，且日益光彩，就要与世界上的巴黎赛场、摩纳哥赛场接轨。故我们曾千方百计的要求节目质量，曾不惜工本的邀请一些国外精品来演出。第四届杂技节时，我们曾邀请世界五大洲的杂技团体来石家庄演出。但欧洲和美洲离我们太远，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难点。我曾在瑞典的“公主杯”赛场上，见到一个瑞士海豹表演项目，但它要有一定的海水，我们没这个条件，只好放弃。故我们就瞄准了东方杂技大国，如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请他们来表演，如朝鲜的“空中飞人”，这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节目，只要朝鲜的“空中飞人”来到石家庄，那么金杯就非他莫属，事实也证明，朝鲜的“空中飞人”已连续获得7次金狮奖。我们也邀请国内知名杂技团体来表演，如广州杂技团、沈阳杂技团、天津杂技团、上海杂技团、武汉杂技团等赫赫有名的团队，他们在国外都曾获过国际金奖，来石家庄演出，他们的节目一点也不比国外的节目逊色；当然也一定要提到河北省杂技团，这个团队在省文化厅副厅长边发吉同志（现任中国杂协副主席）领导下，曾获得过若干个金奖，为河北争了光。每次杂技节开幕以前，我们杂技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仔细的观看录像，挑选精品节目。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抓住节日的安全。在10天左右的赛事日程中，不论在哪个方面，不能有一点纰漏，故抓住公安是最主要的环节。记得1991年，第三届杂技节时已是10月底、11月初了，当时我任常务副主席，晚上演出时我不太放心，就到体育馆的各门口和停车场，看望执勤警察，那天共有250多辆汽车，200多位干警在值勤，我一个一个的看望他们，并代表组委会表示感谢。我体会到治安的重要性，就又“大方”了一次，搞了一个白天专场，专门慰问公安干警和杂技节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虽然是杂技节的保护神，但平时没有时间观看杂技，公安干警对此非常满意．工作起来干劲更足。我曾对管公安的领导说：“光靠警察是不够的，要把群众动员起来，宾馆服务人员应该全是‘二警察’，各楼层的服务人员应记住这一层的每位演员和工作人员，有外来人员要记住他是谁。”我不是公安人员出身，但这些经验是从唐山市举办第二次城市运动会获得的。因为那次运动会有一个运动员被盗，结果破案的是楼层服务人员，她记住了曾经来过一个人，经查这个人就是偷盗者。
      节日中，绝不能允许诸如交通事故、食品中毒等事件的发生。在我主持的各届杂技节中，不论夜场白场，我都坐在主席台最旁边的一个位置上，以便观察全场，万一有什么事，可随时处理。我和公安人员保持直接通话，会场、宾馆的电源开关总闸，有专门人员值班看守，各宾馆的伙房，由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监厨；省中医院为杂技节的对口医院。每场比赛都有骨科和外科的医生值班。在比赛场所，我们坚持认证不认人的原则。赛场入口处，我都派一些铁面无私的老职工把门。一次，中央媒体的一位负责人忘了带证件，门卫老头坚决不让进，引起了口舌。我听说后马上走到门口，并向这位熟人道歉解围，并把他引上了贵宾席，半天他才消了气；然后我又走到门口，当场表扬了这位铁面无私的门卫，并叮嘱他，以后还要这样做。由于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细，因此多届杂技节中，各类案件是零发生，投诉事件也是零发生。所以，意大利的评委先生对我说：“我曾四次参加吴桥杂技节，这个节日有四个第一：组织工作第一；节目第一；安全第一；观众的素质第一。”所谓观众素质第一，就是杂技演员表演时，失误是难免的，但石家庄的观众从来没有鼓倒掌，而是用热烈掌声来鼓励演员重新再来。
       我认为，吴桥国际杂技节为石家庄与世界的交流沟通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的平台，成为与世界各国的最佳链接方式，也成了石家庄递向世界的一张名片。世界阅读这张名片，至少能看到她的三个名衔： 
       首先，它是中外杂技艺术精品荟萃的平台。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吴桥杂技节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杂技艺术弘扬于世界，把世界优秀的杂技艺术成果引入中国。在世界20多个国际性杂技节中，她作为“东方杂技大赛场”，与“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法国巴黎“明日与未来”世界马戏节并列为世界最著名三大杂技节。同时，她又获得由国际节庆认证机构授予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十大节庆活动”奖。其次，它是国际演艺界交流合作的网络。国际上的杂技同行们在这里交流技艺、互相学习；演出同行在这里发现新节目，洽谈合作生意。吴桥杂技节已经成为河北的一个知名品牌，不仅汇集着世界杂技发展的最新信息和成果，体现着世界杂技的发展方向，而且正在逐步成为世界性杂技商业演出中心、杂技理论交流和研究中心，石家庄正逐步成为国际杂技演艺界合作的网络平台。再者，它是友谊的桥梁。杂技节不仅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了解河北、了解石家庄的窗口，更架起了一座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谊的桥梁。这些成功归功于河北广大干部、群众，当然也是那些“老吴桥”的心血结晶。
       我衷心祝愿吴桥国际杂技节健康发展。
（王幼辉口述 杜丽荣整理     王幼辉系河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杜丽荣系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本文节选自《口述河北改革开放30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