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宁可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也“决不当封建地主的孝子贤孙”。他就是北京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冀鲁边党组织创建人之一于文彬。他为发展冀鲁边抗日武装力量、开辟和建立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于文彬，原名余士珍，化名余振芳、于启明。于文彬是其在冀鲁边区工作时的化名。1916年10月，于文彬出生于河南省息县临河乡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塾、临河乡高小、开封省立一中。1927年，临河大集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抗税斗争，这是他首次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32年初中毕业后，于文彬考入焦作中学高中部。由于他待人诚垦、成绩优秀，在同学中威信较高，被选为焦作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担任于文彬国文课的老师李常青，是中共焦作中心县委书记。他经常向同学们讲授抗日救国道理，介绍一些进步读物和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作品。由于受到老师的感染，于文彬常向李常青借书求教，从中寻求革命真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有一定认识，曾对同学说：“如果红军打土豪打到我家门口，我会站在红军一边，决不当地主的孝子贤孙”。他在作文中曾吐露出爱国激情。李常青发现后，便决定将他作为共青团的发展对象，并派焦作工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张滨黄与他联系。在党团组织帮助下，于文彬等人很快发起成立了读书会，利用该会传播抗日救国思想，组织阅读进步书刊，如《铁流》、《毁灭》、《母亲》和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通过这些活动，于文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34年6月，于文彬经焦作地下党支部书记陈荻罗介绍加入共青团。党团组织为了提高他们的思想，带领他们到煤矿实地考察，了解矿工的生活和工作，适逢一家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伤了许多工人。他们目睹了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毫无人身安全保障的地狱生活，受到了强烈的教育，决心为受压迫者的解放而奋斗终生。为了扩大革命影响，于文彬利用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职务，领导和组织各班同学出墙报、演话剧、散传单、写标语，宣传抗日救国，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通过这些活动，使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34年10月，焦作地下党遭到破坏，陈荻罗被捕，李常青脱险到了北平。11月，于文斌也离开焦作到了北平，与李常青一起，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于文彬按照党组织决定，参加了东北大学的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时，遇到了反动军警的竭力阻拦，受到高压水龙头的冲击。于文彬和同学们奋力向前，同军警展开搏斗。在16日为反对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而举行游行示威时，于文彬再次积极参加，并一再质问前来镇压的军警：“抗日有什么罪？”经过两次示威游行的考验和锻炼，于文彬更加成熟了。1936年4月，于文彬同关山复等组成新的一届共青团北平市委，于文彬任书记。5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了白区的团组织。于文彬于同月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干事，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
1937年1月，北平市委书记李雪峰到于文彬处布置工作时，发现其房东形迹可疑，要求于文彬马上搬家转移。但是，一时没找到房子，推迟了两天。结果在一个夜晚，特务破门而入，于文彬被捕了。在狱中，他虽遭严刑审讯，但始终坚贞不屈，仍利用一切机会做党的工作，鼓励一些被捕的同志要经得起考验，坚持斗争。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危在旦夕。7月27日由于于文彬的耐心工作，说服了一位看守，将他装扮成狱卒逃出了监狱。于文彬出狱后，立即找到了李常青，向他汇报了情况。鉴于他的身份已经暴露，李常青将他介绍到山东省委。8月底，于文彬经天津、青岛辗转月余到达济南。山东省委分配他负责平津同学会国际部的工作。
1937年10月，山东省委先后派赵明新、于文彬来冀鲁边组建冀鲁边工委。于文彬、赵明新来到边区后，与津南工委负责人马振华、邸玉栋汇合，组建了冀鲁边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一说鲁北特委或冀鲁边特工委）。于文彬任书记。冀鲁边党的基础比较雄厚，抗日救亡运动很活跃。早在7月上旬，津南工委负责人马振华、邸玉栋指示盐山、宁津、沧县、乐陵、庆云县委，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根据工委指示，这些县委先后建立救国分会和抗日武装。在此基础上，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于7月15日在盐山县旧县镇（今千童镇）成立。于文彬到达边区时，救国会已发展到13个分会，救国军早已发展到近千人。他的公开身份是救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实际负责边区党的领导工作。于文彬政治理论水平较高，党性强，工作深入细致，作风平易近人，经常向干部战士讲解党的抗日主张，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教育大家要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团结战斗，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爱戴和拥护。10月下旬，救国军司令刘景良带少数人投靠国民党，救国军一团团长妄图当救国军司令，独揽军事大权。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保证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巩固和扩大冀鲁边抗日根据地。于文彬主持召开了边区党委成员、救国会和救国军负责人参加的刘集（属盐山县）会议。他在会上慷慨陈词，作了当前形势和团结抗日问题的长篇报告，阐述了党的抗日政策，号召大家不要闹宗派、不要搞分裂，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他的报告使与会人员受到深刻教育，挫败了这起篡夺兵权的阴谋。
在救国会、救国军成立的同时，边区各县土匪和封建武装蜂拥而起。救国军被限制在以旧县镇为中心的狭小区域，部队的给养出现困难。11月，为了摆脱困境，于文彬在盐山县卢少刚村主持召开了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救国军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灵活机动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会后，救国军进攻盐山，攻打庆云，奇袭无棣，围攻乐陵，转战宁津、东光、南皮，消灭了部分土匪和顽伪军，壮大了自己，获得立足之地，声势大振。救国军的迅速发展壮大，使敌人非常惊慌，日军任命沧县伪军头目刘佩忱为“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为了加强刘佩忱的力量，日军还特地从伪满洲国调来一支部队归刘指挥。同月，刘佩忱率部千余人进驻盐山县城东南望树、五铺、叶茂李一带十几个村庄，准备围歼抗日救国军。于文彬和救国军领导人研究决定，由六团、特务团划分成若干股，乘夜袭击敌人，毙伤敌伪军多人，刘佩忱率残部逃回沧县。
同年12月，为了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使救国军迅速发展壮大。边区党委在盐山县杨小营村召开扩大会议，于文彬主持会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接受救国军参谋王昭明从国民党那里领到的部队番号和委任状，改华北民众救国军为“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会议认为，这样既不会改变救国军由共产党领导的实质，又便于和那些思想上以国民党为正统的地方势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边区党委决定“三十一支队”整编为一、二、三路和一个特务团，各路和特务团的负责人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部队经过整编后，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大为提高，战斗力大大加强。
1938年1月下旬，冀鲁边区工委决定解放边区重镇盐山县城。“三十一支队”派300多人，攻打盐山县城。经过三天战斗，城内日军、伪军慌忙逃回沧县，盐山县城解放。我军进城后，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惩治汉奸，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2月7日，驻沧县的伪“满洲国自治联军”挺进师独立旅旅长刘芳庭率部千余人围攻盐山县城，进行报复。“三十一支队”指战员奋力守城，激战八天七夜，刘芳庭被我军击伤，率部逃回沧县。但不幸的是，守城战斗的第三天，于文彬因手枪走火，头部受伤，紧急转至边区后方崔口村医院治疗。因伤势过重，治疗无效，于文彬于1938年3月初光荣殉国。为了悼念这位边区党的优秀领导人，冀鲁边区工委、“三十一支队”司令部在庆云县板打营召开追悼大会，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于文彬牺牲后，由于当时环境残酷，灵柩安葬在盐山县崔口镇。全国解放后，中共盐山县委又把他的灵柩迁葬于盐山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