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1922年中共上海党组织给群众发贺年卡

　　1922年春，成立不到半年的中国共产党，使上海人过了一个“红色春节”。

　　上海街头出现了一万多张新型贺年片，长l6．8厘米，宽11厘米，正面是用毛笔写的“恭贺新年”四个醒目的大字，背面印了一首《太平歌》：“天下要太平，劳工需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发动党员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员，把这些贺年片分送给工人群众，并在市内沿街到处散发，勇敢者甚至跑到了市内热闹的大世界。工人拿到贺年片后，都非常感动，感到共产党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帝国主义巡捕房惊惧万分，马上立案侦查，企图进行镇压。但是，党组织早做好隐蔽的准备。最后，巡捕房只得将此案归档了之。

【专题史料】

任丘油田开发简述

王仰之

　　任丘，位于河北省中部，以前是沧州地区所属的一个县，1986年改县为市。据《辞海》载：这里“地势南高北低。赵王河、白洋淀，均可通航，且东方闪电富水产。解放后，大力进行洼地改造，农业发达，盛产小麦、玉米、高粮、豆类、棉花等。”

　　以前，任丘除了农业，几乎没有什么工矿业。就整个河北省来说，煤炭、冶金、机械、纺织、化学等工业都有一定的基础，而石油工业却是一块空白。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河北地理》（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介绍了这个工业，那个工业，就是没有介绍石油工业。

　　这也难怪，因为河北省的石油工业，可以说从1975年才开始起步。在那以前，虽然已经做了20年石油地质普查勘探工作，而且先后在凤河营1号井、京参1井、河1井、雄县高家堡家1井见到了油气显示或油气流，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到了1975年7月3日凌晨，位于任丘西南辛中驿附近的任4井喷出高产油流（据测试，日产达1014吨），不仅宣告任丘油田的诞生，而且也从此结束了河北省不产石油的历史。

任4井是怎样诞生的

　　任4井，1975年2月17日开钻，担任这口井钻进任务的是大港油田钻井二部3269钻井队。时任队长张志奎，井队地质技术员冯泽臣。

　　在任4井钻进以前，这个地区曾经打过任1井、任2井，其中任2井曾在第三系沙河街组地层中见到过较好的油气显示；还有一口冀门1井，是河北省地质局石油普查大队3505钻井队打的。冀门1井于1973年12月开钻，1974年9月完钻，井深为3000.34米。它钻开了第四系到震旦系的全部地层。在第三系的东营组、沙河街组中见到了良好的油气显示；在从2983米深处取出的岩心中，见到了油斑油迹。

　　任4井出油以前，在这个地区找油，目的层都是第三系。钻任4井的目的，本来也是探查第三系的油气藏，结果在第三系东营组、沙河街组地层中，陆续见到了各种级别的含油显示16层共33.9米。按常规，打完第三系的地层以后，它应该完钻试油了。考虑到这口井距冀门1井很近，相隔不过4000米，而冀门1井从古老地层中取出的岩心，已经证明老地层中有油。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再往下打，搞它个水落石出呢?地质人员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当时任钻井二部副指挥咸雪峰、叶秉三等同志的支持，他们及时做出了“任4井一定要加深，打进灰岩完钻”的决定。5月27日，这口井在3153米处钻进震旦系雾迷山组地层（当时认为是奥陶系）。这个队的地质人员和钻井工人密切配合，精心录井，从井深3162米开始，在成千上万粒细碎的岩屑中，找到了闪烁着油脂光泽的白云岩含油岩屑。当钻至井深3177米时，井下出现了漏失泥浆的现象，这是地层中储集空间良好的反应，说明任4井白云岩层中缝洞发育，具有一定的规模。

　　1975年6月4日，任4井钻至井深3200.64米完钻。至此，已钻开白云岩47米多。根据在任4井发现白云岩含油岩屑的情况，钻井二部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把油层套管下到潜山顶面，对白云岩井段裸眼完成，用原钻机试油，终于得到成功，喷出了原油。

我国最大的古潜山油田

　　面对古潜山喷油的现实，地质学家们在任丘地质构造图前，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任丘构造可能是下古生界——上元古界基岩风化块体大面积含油，这里有存在着一个大油田的可能性。据此，他们又在任丘布了5口井：任6井、任7井、任9井、任11井和任13井。前4口井各占一个山头，任13井的任务是探边。这些井在1975年秋末先后开钻，到1976年初陆续完钻，结果任6井、任7井、任9并、任11井的日产量都在千吨以上，其中任7井日初产原油高达4600多吨，任9井日初产原油则比任7井还要高，达到5400吨，成为任丘油田历史上初产量最高的一口井；在全国范围内，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口井的初产量能超过任9井。

　　在任丘，这几口井出油以后，一个高产大油田的轮廓，已初步被勾画出来了。随后，在任丘北面的霸县、文安、永清、安新、雄县、安次、大兴，任丘南面的河间、献县、肃宁、深县、束鹿、荆丘，西面的高阳等县，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油田，并先后投入开发。

　　根据地质学家的意见，认为任丘油田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古潜山油田。

　　地质学家指出：在地质历史上，元古代和古生代初期，这里是一片汪洋。当时地壳不断下降，海盆里沉积了巨厚的碳酸盐岩地层。到距今45000万年左右的奥陶系晚期，由于地壳的区域性抬升运动，海底缓慢上升，海水逐渐退去，岩层裸露在地面上。以后，在地质内力和外力的长期作用下，使原来平整的地面，出现褶皱、断裂、隆起，坳陷和岩石体上许多大大小小的溶洞、裂隙。到了新生代初期，由于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平原地壳下降，于是在古老的岩层上面，又覆盖上新沉积的岩层。这种潜藏在新地层之下由古老地层组成的山，就是“古潜山”，而一旦古潜山中贮藏了丰富的石油，就成了“古潜山”式的油田。

　　寻找油气藏，按过去的经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几乎都是在新生代，中生代等比较新的地层中找到的。任丘及其外围的许多油气田，固然也有不少是在新地层中找到，但其中多数，特别是就产量来说，绝大多数来自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等古老地层构成的古潜山式油田。地质学家们认为，这些古老地层中的油气，也是在新生代的地层中生成的，现在它之所以出现于古老地层中，是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油气运移的结果。这种新地层生油，古老地层储油的情况，被称为“新生古储”。

　　“潜山”这个概念，早在1922年，赛德尼·鲍尔斯发表的《潜山及其在石油地质学中的重要性》一文中就已提及，而“古潜山”、“古潜山油田”及“新生古储”的概念，则是1975年由当时在任丘地区进行石油勘探的石油地质工作者，根据任丘地区古老地层储油的特征，第一次提出来的。

　　任丘古潜山油田的发现，是继大庆油田发现以来，我国石油勘探的又一重大突破。大庆、胜利、大港、中原和我国其它许多油田，都是在新生代、中生代陆相砂岩地层中找到的，而任丘及其周围许多古潜山油田，则是在古老的海相碳酸盐岩地层中找到的。古老的海相碳酸盐岩，在我国境内无论是北方、南方,都有广泛的分布。因此，任丘古潜山式油田的发现，也就为今后找油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任丘油田出油以后

　　任丘油田出油以后，消息很快传播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大家都为石油战线又抱了这么一个“大金娃娃”而高兴。

　　1975年10月16日，也就是任6井喷油的第二天，就在任6井的井场上，召开了一个庆功大会，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石油化工部部长康世恩及河北省的有关领导，都亲临现场参加大会。康世恩在会上讲话，对冀中石油勘探给予很高评价，同时提议把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定名为任丘油田。

　　1976年1月28日，石油化工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组织冀中地区石油会战的报告》。1月30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会战队伍共3万人，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大港油田，还有一部分来自胜利、吉林、长庆、江汉、玉门和新疆油田。所有参加会战的队伍，都成建制、携带设备，指挥机关和后勤辅助力量也都配套。因此，一到会战地区，就能投入战斗。当时的任务，一方面是开发和建设任丘油田，继续打一批油井，并建成相应的集输管网、泵站和注水站工程；另一方面是对任丘外围的10多个潜山进行勘探，以准备新的战场。

　　会战初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谷牧等都曾来油田视察工作。李先念还带领国家计委、经委、交通部、冶金部、物资总局等5个部委的负责同志到任丘油田现场办公，帮助油田解决某些紧缺物资和设备。其中有设备2700多台，钢材、水泥2万多吨，木材3000多方，石油专用器材800多吨，使石油会战得以顺利进行。

　　任丘油田从1975年任4井喷油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生产原油。据统计，当年生产原油1万吨；1976年原油日产量连上1万吨、2万吨、3万吨三个台阶，这一年就生产原油597万吨；1977年至1986年10年中，原油的产量都在1000万吨以上。

　　从任丘油田出油到1986年底，共产油13367万吨。以上统计数字中，也包括了任丘外围各潜山油田和第三系油田的产量，而占主要地位的还是任丘古潜山油田，它的产量一般要占总产量的80%左右。前些年还要高一些，近些年由于任丘潜山油田已进入中、后期开采，许多油井的含水量急剧增加，产量才逐渐下降。

　　任丘油田从发现到建成1000万吨产能，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产油大国之一。我国的油田很多，但年产量曾经超过1000万吨的，也只有大庆、胜利、辽河和任丘这4个油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时候，全国石油年产量不过12万吨，其中还有5万吨是人造石油。当时我国的产油量在世界上居第29位，到1978年，我国石油的年产量已达到1.04亿吨。这一年，任丘油田产油1723万吨，占全国产油量的1/6。

　　国家需要石油，就像人体需要血液一样。任丘油田出油以后，为了尽快把石油输向四面八方，满足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急需，1976年4月1日任丘1号联合站（南大站）建成投产，一条从任丘——沧州的输油管线也同时建成投产；1976年7月1日任丘2号联合站（北大站）也建成，从任丘——北京长达150公里的输油管线，仅用了3个月就建成投产。就在任丘——北京输油管线建成后不到一个月，唐山发生大地震，从秦皇岛到北京的输油管线受到严重破坏，输油中断。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现名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油的来源发生困难，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时，任丘油田的油，通过新建成的任丘——北京输油管线，源源不断地输进了东方红炼油厂，使这个厂顺利地度过了难关。

　　任丘油田出油以后，在这里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日夜操劳。为了探索古潜山油田的特性，掌握勘探、开发这类油田的规律，达到“少投入，多产出”的目的，他们不断地深入现场，总结经验，写出了大量科学论著。其中由华北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编著的《潜山油气藏》、《华北碳酸盐岩潜山油藏开发》两书，已于1982、1985年先后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任丘油田的开发，也使任丘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凡是油区所在的地方，可以看到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星罗棋布的白色油井房，银光闪闪的万吨储油罐，密如蛛网的输油管线网，会战初期的帐篷、板房，如今已被鳞次栉比的高层楼房所代替。在任丘市会战大道两侧，高楼林立，公园、俱乐部，少年宫、商场、学校、医院……应有尽有，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石油城了。

（作者曾任华北油田史志编辑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工作存忆】

难忘肃宁那方热土

王培仓

　　1982年9月，组织上调我到肃宁县任县委副书记。肃宁县是革命老区，干部素质高，民风淳朴。我在肃宁工作的4年多时间里，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主管生产责任制

　　我调肃宁工作时，正值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县原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干部、社员集体主义观念较强，搞农村改革较晚。我在献县时，因曾给前来视察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汇报过这方面的工作，了解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势在必行，越拖损失会越大。为了帮助人们解放思想，了解我国农业发展的大趋势，把农村改革推广开来，我天天下乡，深入不同生产水平的社、队搞调查，并潜心研究中央文件精神，了解全省、全国各地动态和经验，写了一个近两万字的调查报告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议。县委决定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让我主讲。由于我事先做了大量调查，把中央精神、外地经验与本地的实际情况及存在的认识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七八个小时的讲话中，大会秩序井然，还不时出现热烈掌声。比如，当时不少社队干部思想还是“门户半扇开”，强调各户承包的地必须实行统耕、统种、统收、统打和统一品种“五统”办法。我根据群众要求和上级精神，提出“可分、可统，本着有利于发展生产，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有些干部主张牲畜、农具不能分，队里的畜棚、仓库不能处理。我根据县委讨论的意见，提出牲畜、农具可以分，没有使用价值的仓库、畜棚可变卖，也可扒掉，把檩木封存，以免造成丢失。大家反映，这样的意见，很符合群众要求，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因此，肃宁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起步晚，但因借鉴了各地的经验教训，少走了很多弯路，进展比较稳妥，“后遗症”较少。

大刹毁林歪风

　　林业在农业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发展林业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70年代初，各级大抓植树造林，经几年的奋战，林业才有了新的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时，由于不少人对保护林业的措施有所放松，破坏林业的问题较为突出。1983年春的一天晚饭后，我在从献县回肃宁的路上，看到献县境内不少生产队在抢刨公路边和田间林网的树。有的路段还被刨倒的树堵塞了交通。我对林木情有独钟，见到自己亲自参与组织发展起来的林木被破坏，痛苦万分，一路上气愤难消。当我走到肃宁城东玉皇庙村边时，听到路北树林中人声嘈杂，传来“噼噼啪啪”的砍树声。我立即下车查看，只见几十个人正在伐树。我立即严厉进行了指责和制止。回机关后，我找到了已经入睡的县委书记邸茂林同志。他对此更加重视，连夜召开常委会研究刹这股歪风的措施。还叫来公安局、林业局的同志，对已发生的几起毁林事件立即出动调查。第二天就召开了全县干部、社员参加的广播大会，宣布了保护树木的办法，提出再有破坏树木的，要逐级追查，严加处理，并对几起破坏林木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实施了拘留。这次会议对全县干部群众震动很大，效果很突出。开会之前，有些大队已在做刨树安排，不少树木上都刮掉了一块树皮，写上了分配的人名和编号。大会的第二天，有关大队都出动大批劳力，把树上的人名和编号都用泥涂盖了。加上各级干部积极宣传贯彻国务院“关于严禁砍伐树木的紧急指示”和做具体组织工作，刹住了这股刚刚刮起的歪风。几年前我又去肃宁“旧地重游”，看到我县光秃秃的田野和肃宁境内道道林带，心中感叹不已。

两个“双千户”

　　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是各级党委的首要任务。在人们思想还比较禁锢的时候，如何贯彻中央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1983年前的社会上和干部党员队伍中还有惧怕的心理，甚至存有抵触情绪。这时，仝连香同志调来肃宁任县委书记。他思想解放，政治敏锐。他在调查研究后，与县长贾志、县委副书记高锡增和我进行商讨，提出县、乡先抓“两个双千户”(工业企业两千户，种植养殖两千户)，实行“全面号召，以点带面”的办法，用榜样的力量，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打开局面。这个意见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

　　县委首先从传统产业入手，在北部村庄抓了尚村皮毛市场。尚村及其周围村庄是传统的皮毛集散地，很多农民有经营和加工皮毛的技术和经验，在大办农业时市场和加工业被取消了。仝连香、贾志、高锡增等同志都亲自到那里帮助研究恢复市场的办法，并拨出经费解决筹建中的困难，使这个市场很快恢复起来，皮毛加工业也随即发展起来，不但家家走上了富裕路，财税收入也大幅增加。在这同时，县委还在南部村庄官亭公社支持和树立了内衣加工户王福贤这个典型。王福贤有制内衣的精湛技术和很好的销售门路。在批资本主义倾向时，他只是偷偷摸摸地小干。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仝连香等领导同志亲自找他去做工作，讲解党的富民政策，帮助解决困难，使他的制衣厂从暗处走到明处，从小走到大，从本乡走到县城，还在承德等地建了分厂，也从单一制内衣发展到多个品种，不但在国内市场热销，在国际市场也很抢手，资产积累超亿元，还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两个企业的大发展，不但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也对个体企业的大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

　　在抓种植和养殖业上，我们也坚持了典型引路。如在养鸡事业上，我们首先支持养鸡个体户办起了一批养鸡厂，其中上万只到几万只鸡的养鸡厂就有好几家，而且都取得较好的效益。我们及时推广他们的经验，使全县养鸡业获得快速发展，户均养鸡数为全地区第一位。在鸭梨、辣椒、花卉等种植业上也创出了名牌。

　　为了及时交流和传播经验，我们还办了一个《双千户快报》，每周双刊。所报道的主题和大部分重要稿件，都由我主持确定，小报发行数千份，受到农民欢迎，对活跃农村经济也起了推动作用。

处理史立刚事件

　　我刚兼任纪委书记时，县纪委已积压了十多起案件，时间长的多达一年之久，使这些涉案干部在很大的压力中等待结案。

　　根据县委书记仝连香的意见，我一接手，就组织纪委的主要力量，对这些案件进行调查，不多久就全部审结，虽有少数同志受到党纪处分，但都放下了思想包袱，恢复了正常工作。其中，县医院支部书记史立刚强占住房问题最棘手。他以原住房坏了为由，不经批准强行搬入了一所新建公房。房管部门多次做工作，他硬是不搬出。后来发出公告，他也不执行，在全县影响较坏。县委曾议论，先给其纪律处分，再强行让其迁出。为了慎重起见，我和县纪委副书记陈云通，翻墙进入了史立刚的老住宅查看，只见房顶有两个洞，有几棵檩木已下沉折断，墙山裂了若干缝，确已成为不能居住的危房。我们立即把看到的情况，向县委书记仝连香做了汇报。仝连香是位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我们都认为，史立刚同志是参加革命几十年，入朝参过战的老干部。他长期住在危房里无人解决，是我们关心不够，我们应做自我批评，不应过分追究个人责任。常委在讨论时，陈云通首先汇报了现场勘查情况，使很多同志转变了看法，决定撤销对史立刚进行组织处分意见，不再让他搬回旧房。事后，我陪仝连香主动找到史立刚家，一方面检讨了县领导对他照顾不周，一方面也指出了他擅自强占的不妥。他一方面感谢县委的关怀，一方面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对此事的处理，虽然有的同志想不通，但在多数干部中树立了县委坚持实事求是的公正形象。

两户农民重新握手

　　农村实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各社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肃宁县县委、县政府的成员，同主管部门一起经常深入基层，过细地做工作，把矛盾化解在初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河北乡一个大队有两户世代友好的社员，自愿调换了责任田。后来两户因故反目，一户硬要把地换回；另一户因做了田间工程，培肥了地力，坚持说不能再调回。为此，打得不可开交，连续两年使土地撂荒，双方吃饭都发生困难，公社、大队多次调解无效。他们又多次到地、县上访，有关同志给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双方各不相让，矛盾逐步升级，声言要到省里“讨公道”。这时，又将到种地季节，再推迟解决，不但贻误农时，也会给上级添麻烦。这件事虽然发生在一个村，但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我和农村经济指导部部长张文品找到仝连香商量，决定到这两户家中去解决。仝连香和我们一起赶到了河北乡，在分别对两户做了细致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又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让他们回顾了世交的历程，启发他们珍惜前辈的遗愿，继承和发展相互间的友谊。给他们大讲“友谊高无价，仇恨祸根深”的道理，双方都流出了悔恨的泪水，表示要和好如初，两只交恶二年之久的手，又紧紧握在了一起。在场的社队干部和部分社员，为他们热烈鼓掌。这天，我们回来得很晚，但大家的心情却非常轻松。

扩街工作遇阻

　　肃宁县城建设比较滞后，县城素有“大村”之称，没有整齐的街道和像样子的建筑物。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县委、县政府多次酝酿，把弯曲、狭窄的东西北大街拓宽、取直。经过人代会和县委会反复讨论，取得共识，做出了决议。随即成立了拆迁指挥部，常务副县长王铁檩任总指挥，我为指挥部的顾问。接着，县委召开了扩街动员大会，各方工作在正常运作时，一位同志在四套班子会议上陈述了不扩街的理由，不少同志低头不语或随声附和。仝连香面对这种局面，难以表态，只好暂时休会。会后，我们分头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发现有的同志是因涉及亲属的切身利益，思想产生了动摇，于是我们便分别做思想工作。

　　在接着召开的四套班子会议上，我第一个发言，我除了重申扩街的必要性外，还讲了人代会、县委会都做出了决议，工作正在进行中，不便再有变更。仝连香和县长宋国平也先后讲话，动员大家顾全大局，从发展全县经济出发，多做群众思想工作，坚持两个会上做的决定，把扩街任务完成，使会议气氛一下子变过来，坚持原定计划。在以后的扩街工作中，再没遇到新的阻力。

还是不抓人好

　　肃宁县境内的油井较多，石油总部经常有多部钻机在这里作业，井队与当地社员的矛盾时有发生。1986年秋，石油三部一个井队在湾里公社尹庄大队境内作业，与干部、社员发生矛盾，并大打出手，互有伤害。发生矛盾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动手打架的责任也难以分清，被打致伤程度，各方也大体差不多，都属轻伤。主管石油工作的副县长王俊奎找我商量县公安局的意见，打算对双方各抓两个人，进行拘留，体现对等原则，问我是否同意。我感到抓人只能加剧矛盾，不利于钻井队继续在那里作业，对社员也无好处，还是通过调解，搞团结好。王俊奎也同意我的意见，立即与石油三部联系，得到石油指挥部领导的热情支持。当晚，我和王俊奎及公安局长赶到了湾里公社，石油三部赵总指挥和党委书记等也随即赶到。我们首先批评了社、队干部的错误，指出支持石油开发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占地赔偿要执行国家规定，任何人不准敲国家的竹杠，并说明损害油田建设，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赵总指挥也对井队当事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承担了没把井队人员管理好的责任，诚恳地向公社、大队和社员道了歉。接着，根据我们事先商量的意见，召开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社员代表和石油干部、工人参加的“工农共建文明”的联席会。会议还没结束，双方都派人到医院看望、慰问对方的受伤人员。从那以后，井队和尹庄村成了互相支援、合作的典型单位。

(作者系献县政协原主席，曾任肃宁县委副书记)

【往事追忆】

两方碑刻见证的历史

赵树森 杜中洲

　　2016年7月，南皮县吕家村与泊头市小炉村同时在显要之处各矗立了一通“情谊碑”，碑中镌刻的是，1963年的一场洪水，让两个村庄缔结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深情厚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光绪十二年（1886）的碑文记述，因一场洪水，造成了宣惠河两岸（南皮、东光）民众发生械斗，致48人死亡、多人伤残的惨剧。两岸因水患成仇，延续近百年，老亲不认，新亲不结。两相对比，古今社会两重天。

　　南皮县地处九河下梢，历史上涝灾频发，而河流两岸亦经常因水患而产生纷争，进而发生械斗，甚至酿成悲剧。清乾隆五年开掘的宣惠河，其部分河段为南皮、东光的分界线。《南皮县水利志》载：“为宣泄运（河）东吴桥、东光、南皮沥水，清乾隆五年（1740），吏部尚书孙嘉淦、邑人李应元奏开宣惠河”。民国版《沧县志》亦记载：“宣惠河在州治南九十里……乾隆五年（1740），开浚该河”。处于分界线的范家坝为宣惠河堤防险要之处，岸北是南皮县的泊家洼和与之相连的李杲家洼；岸南是东光县的于家洼、源流寺。遇有洪涝，宣惠河上游德州、吴桥、东光之地的沥水奔涌而至。此时，如北岸决口，南皮县李杲家一带36个村即成一片汪洋；如决南堤，东光县于家洼一带18个村就会全部淹没，而与之毗连的上百个村庄都不能幸免。历史上，宣惠河在这里往往“漫延溃决”，以致“四庐淹没”、“尸骨载道”、“饿殍堪怜”。为防决堤，两岸民众都不惜一切代价，拼命筑堤挡埝。

　　光绪九年（1883）七月，因连降大雨，上游洪水暴发，宣惠河宣泄不畅，积水外溢，时有决口危险。为防对方偷掘堤岸，两岸民众发生械斗，淹死打死48人，并有多人伤残，后人称之为“范家坝事件”。《南皮县志》（1992）在“大事记”中记载：“（光绪）九年（1883）秋天，宣惠河范家坝，南北两岸居民为决堤放水发生械斗，死亡48人、伤残多人，造成‘范家坝事件’。”民国版《沧县志》在“大事年表”中也对该事进行了记叙：“（光绪九年）六月大雨涝，七月宣惠河大水。乾隆五年开宣惠河，不数年下游有地名金沙岭淤塞不通。河南（岸）居民每决北堤泄水入沧，沧人苦之。同治初年，知州项桂轮奉檄挑宣惠河下游，工竣后禀请督宪，谕令沧（县）、东（光）沿河居民不准偷掘堤岸，以邻为壑。如有偷掘者，格杀无（勿）论。并镌石堤侧，以垂永久。斯年（光绪九年）宣惠河大水，东光千余人持械渡河掘北堤，沧人辟易。适有送嫁女者，车马仆从驰驱远道，东（光）人望尘惊曰：马队来矣，可急退。纷纷争渡，落水毙命者数十人。”《南皮·千年文化古县》系列丛书之《历史事件卷》记载的较为详尽：清光绪九年七月因连降大雨，上游洪水暴发，致宣惠河水暴涨，时有决口危险。南岸村民为掌握北岸护堤情况，派两个人到北岸打探，被北岸扣留。第二天，河南岸组织18村1500余人，集合在东源流寺的大寺里，为事后查清人数，院中放一口笸箩，过去一人放一个铜钱。集合后，每人在天灵盖上涂一道白石灰，手持铁锨长枪短棍，兵分两路，一部分坐船和筏子，直奔北岸；一部分从西面高桥村大桥过河。两部分人都举着用大门做的“挡”，以防北岸土炮。东光县小吴家村的“崔三把式”兄弟二人是德胜镖局的保镖，带领四五十个会武术的人打先锋，另外还聘请了武术高手相助，气势汹汹奔向北岸。北岸李杲家村护堤的人们见此情景，跑到范家村里，遇到了“把式房”的赵庚、赵武，报告了南岸情况。赵庚答应帮着打，于是他们抄起大刀长枪，带领“把式房”的兄弟们和退回来的护堤人，奔向大堤。南北岸的人群相接，混打在一起。事有凑巧，正在混战之际，南皮县桃源村大地主侯家去董村通书（结婚送礼）的一行人骑马从此经过，南岸人见来了马队，误认为是官府的人，想从高桥村过桥逃跑，桥被截断，只好凫水过河。结果被淹死打死48人，并有多人伤残。

　　清直隶总督李鸿章曾在光绪十二年（1886）撰碑文记述此事。据民国版《沧县志》“宣惠河纪事始末”载：光绪十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撰“重修宣惠河记”，并勒石立碑。文曰：“光绪九年，沧州、东光之民因水掘堤，争斗相杀成大狱，于是议复宣惠河，始议行北支，既议南北分行……十一年兴工，四阅月而工竣……其劳不可没也。爰勒之石，以示来者。光绪十二年。”因“范家坝事件”，两岸民众成了冤家对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加强了河道治理，矛盾虽有缓解，但仍时有争端。直到1963年11月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党和政府经过十几年的治理，彻底清除了水患。如今的宣惠河，已经成为了联系两岸人民友谊的纽带。

　　与“范家坝事件”截然不同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特大洪水，让南皮县刘八里乡吕家村与交河县（今泊头市）齐桥镇小炉村结下了手足之情。

　　1963年8月间，海河流域接连而至的暴雨，造成海河南系遭遇特大洪水。上游各支流洪水，几乎同时自西部山区汹涌而至。8月6日，沧州地区上游滹沱河北大堤在衡水地区的安平、饶阳等地决口。8月12日，洪水冲过交河、献县、河间、沧县、青县运西地区，沿子牙河到南运河的广阔地带，向北倾泄，水势之大，前所未有。由于沧州地区地处平原，河道平缓、狭窄，无法承泄突如其来的洪水，不少河段堤防漫溢溃决，四处奔流，平地行洪。冀中、冀南平原及天津市南郊广大区域一片汪洋。为保卫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天津以及我国重要的交通命脉——津浦铁路的安全，上级政府采取了有计划的分洪措施，并将滞、蓄洪区的群众易地安置。按照统一的安排，交河县（今泊头市）小炉村民迁至南皮县吕家村。小炉村当时有1000多人口，除留下青壮年继续抢险救灾外，其余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共七八百人，以及鸡、羊、牛、马等大小牲畜，俱安置在吕家村，并得到了热情的接待。当时不过千人的小村，几乎家家都安置了灾民。

　　实际上，南皮县当年也遭受了特大沥涝灾害。7月14日，县城东部突遭暴雨袭击，6小时降雨量超300毫米；7天后的7月21日，县域又遭暴雨侵害，6小时降雨量达320毫米。全县倒塌房屋11844间，粮食绝产84457亩，严重减产36267亩。这不期而至的水灾，对于在1960至1962年已经连续遭受三年沥涝灾害的南皮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吕家村群众仍然视小炉村的灾民为亲人，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自己住偏房；粮食和蔬菜也都优先给小炉村的村民吃。小炉村灾民自8月22日迁住吕家村，至11月份离开，前后3个多月的时间。期间，两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村集体分粮分菜一视同仁，儿童一起游戏玩耍，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情谊。1963年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两村相互走动从未间断。开始是两村互派村民代表慰问，进入80年代后，改为两村现任和离任村干部互访。两村间的往来，传递的是一种真诚的友谊和一份朴素的情感。两个村都是农业村，当时的村集体和村民都不富裕，也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馈赠，但都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送给对方。小炉村是泊头鸭梨的主产区，每次来往小炉村都挑选最好的鸭梨送来；吕家村也用自产的优质苹果相赠。1997年末，吕家村因故拖欠电费，在春节将至的情况下，有可能面临停电停水。消息传到小炉村后，村党支部书记张银如立即在村广播上呼吁。仅两个小时，村民们就自发捐款4700多元，当即给吕家村送去，解了燃眉之急。这年的春节，吕家村民在电视台为小炉村点了两首歌，其中一首是《父老乡亲》。吕家村有一家印刷厂，每年都给小炉村送春联，保证每家每户都有份。

　　在新的世纪，两村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延续着世代的友情。吕家村的文艺宣传队搞得好，在当地小有名气，就专程到小炉村演出；小炉村的大秧歌也前往吕家村展示。逢年过节，他们就进行文艺汇演，在一起吹拉弹唱，歌颂两村的友谊。曾经的洪涝灾害，让两村民众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南皮县政协领导闻听此事后，经过与两村磋商，决定各立纪念碑一通，昭示后人，让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碑文如下：

情 谊 碑

　　1963年8月，海河南系遭遇特大洪灾，沧州区域承分洪、蓄洪、导洪之重任，举迁滞洪区村民异地安置，力保天津及津浦铁路安全。交河县（今泊头市）小炉村羸病妇孺数百人及所饲禽畜，徙居南皮县吕家村。吕家村民腾房盘灶、拥帚以待，视灾民为亲人。两村百姓同甘共苦百日，相与为一，结手足之情。嗣后五十余载，两村群众探访慰问、往而复来，经年不断、情谊笃深。当吕家村遇断电之困时，小炉村民亦慷慨襄助。为弘扬扶危济困、团结互助之美德，并祈此优良传统世代绵延、永续不衰，两村民众爰立此碑，以昭后人。

南皮县吕家村

泊头市小炉村

公元二零一六年七月共立

(赵树森,南皮县职教中心原书记;杜中洲，南皮县人大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