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珍闻】

回顾15次党章修改：记录党的历史进程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重要主张，规定党内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对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党章，把制定、修改和完善党章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坚持不懈地加以推进。从二大制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算起,到党的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先后15次修改党章。每次对党章的修改和完善，都反映了我们党对党的建设规律进行探索的情况，记录着党的历史发展进程。

　　一大纲领（1921年）：

实际上的第一部党章，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诞生。一大制定了具有党章性质的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规定“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从建党之初，我们党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二大党章（1922年）：

　　第一部正式章程，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

　　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制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是党的第一部完整形态的章程，不仅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而且标志着我们党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最高行为规范。

　　三大党章（1923年）：

　　第一部修正章程，严格入党手续以准备进入统一战线。

　　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增加了1条，对党员的“自请出党”作了严格规定；对党员入党候补期、党小组的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等作了重要修正。

　　四大党章（1925年）：

　　第一次设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增加了“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一条，严格了党的纪律；对党支部的组成、党支部的会议作了重要修正。

　　五大后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1927年）：

　　唯一不是由党的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党章，党的组织章程规范化的开端。

　　1927年4、5月间，党的五大召开之时，由于革命形势严峻，会议期间没有通过新党章。根据五大精神，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对党章作了较大修改：第一次明确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增加了设立中央政治局、监察委员会和党团等内容，并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列入党章。

　　六大党章（1928年）：

　　唯一不是在国内修改和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三项根本原则，适应了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和党自身建设的需要，对巩固党的组织、推动革命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

　　七大党章（1945年）：

　　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修改的党章，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以条文形式明确规定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七大党章首次增写总纲部分，阐明了党的性质、纲领、宗旨、作风、群众路线，从而使党章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首次在党章中规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各有四项；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科学界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即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七大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最完备的党章，具有里程碑意义。

　八大党章（1956年）：

　　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第一次规定党的全国、省级、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突出强调要加强执政党建设。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通过的党章，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强调执政条件下反对官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提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强调执政条件下发扬党内民主，健全集体领导的重要性；第一次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作出初步规定，意义重大；把维护党的团结，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方针写进党章。

　　九大党章（1969年）：

　　充满“左”的严重错误，突出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9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党的九大召开。九大党章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取消了党内民主、集体领导、党员权利和义务以及预备期等重大组织原则和纪律；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

　　十大党章（1973年）：

　　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以来“左”的严重错误，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1973年8月28日通过的十大党章，继续九大党章“左”的错误。除删去有关林彪的内容外，沿袭九大党章的内容和结构。

　　十一大党章（1977年）：

　　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混乱中开始走向正确道路的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对党章内容作了许多修改：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重申党的干部路线，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党员的预备期等内容。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十一大党章没有能够纠正“左”的错误。

　　十二大党章（1982年）：

　　第一次比较全面而正确地回答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目标、途径和方法等基本问题，是七大党章之后的一个里程碑，标志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建设轨道。

　　1982年9月，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目标，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第一次做出“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在具体内容上，增加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等5章，其中“党的干部”一章，是历届党章所没有的。

　　十三大党章（1987年）：

　　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党建问题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转变观念和做法，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制度建设和改革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新路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我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明确。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对党章的部分条文内容进行了修改。

　　十四大党章（1992年）：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国内政治形势的客观需要，反映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党建规律的最新认识，充分体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是全党的行动指南和工作准则。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是一次肩负着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大历史使命的大会。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十五大党章（1997年）：

　　20世纪最后一个党章，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召开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新世纪全面推进的历史性会议。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概念，并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等问题作出新的论断。

　　十六大党章（2002年）：

　　新世纪的第一个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新的科学界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补充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内容；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

　　十七大党章（2007年）：

　　充分体现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新成果，明确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本刊专稿】

盐山县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批极左调研回顾

邸茂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重点深入到几个大队、生产队，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就战略转移和国民经济调整方面的问题，开了一些座谈会。总的感觉，农村形势大好，出现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农业经济发展很快。但也发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贯彻的深度、广度和群众接受程度还有很大距离,提出了几个问题需要着手进行解决。

　　一、关于对战略转移的思想认识问题。党的三中全会半年多的时间，总的讲，干部、群众思想认识是在不断提高。但也发现，有不少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流毒的影响还很严重，没有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有的思想仍然禁锢在极左思潮之中，说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右了”，不敢落实，还有的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持怀疑态度。我们到大队座谈，有的大队干部说：“我们对农村政策还按‘四清’时定的，不再改了，一改就乱套。”有的干部说，执行定额劳动、超额奖励的制度社员劳动积极性很高，就怕搞超产奖励助长了社员的“私心”。所以大队的工值已由1974年7角5分降到5角多，就是不肯实事求是地降下来，硬在账面上保持7角5分，让社员分空，也要图这个虚名。看来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政治好就是生产好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政治、经济两张皮。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社员比干部接受得快，接受得好。社员们一致认为，新《六十条》是调动大搞农业现代化的好政策，迫切要求逐条落实，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要求更强烈。调查中发现，政策的落实，不少是群众促干部，有的促也促不动。如自留地分给社员经营和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等，干部往往说“群众不愿意”，实际一调查，是干部思想不通，图省事，怕麻烦，还有好多理由，说什么“与集体争水争肥争劳力”、“劳力不好管”等等。其思想实质是没有认识到大集体与“小自由”的辩证关系，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我们曾到一个大队座谈，干部说，群众学习《六十条》，最关心的是“社员家庭副业”和“社员”这两章，学习讨论时纷纷问我们干部：“社员自留地，旧《六十条》上也有，新《六十条》也有，这回给不给呀?”不少社员反映：“学《六十条》时让我们讨论，让我们发表意见，讲民主，就怕干部讲集中，一集中，把俺们的意见都给集中没了。”通过座谈看到，讲战略转移，首先是思想转移，而要搞好思想转移，就非狠批极左不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批不倒，农村政策就落实不了。在座谈中，人们知道战略转移就是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农村就是大上农业。但详细谈起来，怎么转法，就不知从何下手。一说大上农业，搞现代化，就是张嘴要钱，伸手要物，说什么“没钱没物怎么搞转移”。思想停留在“等靠要”上，没有转移到面向自己的实际，挖掘本地资源。谈来谈去都是愁资金，等个现代化。这里有个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的问题。

　　二、关于农业内部的协调问题。从调查的几个社队看，农业内部是不协调的，主要表现在农林牧副渔和农业本身粮、棉、油、麻等12个字这两个布局上。

　　从农林牧副渔五业来看，农林是发展的，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我们县粮食单产、总产和树木总株数都增加一倍多。但是畜牧业、副业和渔业发展很慢，或没有什么发展。在座谈中认识到，林牧副渔是直接促农业的，互相依赖。如林业的发展，关系到社员的烧柴、秸秆还田；畜牧的发展关系到积肥、使役和提供食品等。由于五业缺乏协调，导致林牧副渔不能向农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影响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种粮和种油料、菜、果、药等其它经济作物问题上，存在单一经营，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的倾向。不少干部没有把社队和生产队看作是一个经济组织，没把多种经营作为农业资金重要来源来抓，认不清以多种经营养农，以多种经营促农的关系，不把自己的生产同市场、需要、流通联系起来，旧思想打不开就无法积累资金。就拿蔬菜之类葱蒜这样最普通的商品来说，市场需要量很大，但是多数生产队不重视，不敢种植。市场上二三分钱一头蒜、一亩地可收入六七百元。如果每个生产队种上二三十亩蔬菜，有条件的再种上十来亩花生，一年拿它三千两千的不成问题。这样就把生产队开支问题解决了。不从多种经营上找出路，农业生产是发展不快的。搞“单一经营”，即使粮食多打了些，但吃饭靠它，穿衣靠它，集体花钱靠它，社员花钱靠它，七折八卖，到头来集体家底薄，社员手里空。人们常说的盐山是个穷地方，究其原因就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作物搭配不合理。有些大队、生产队没有副业，又没有发展多种经营，每年基本靠卖粮食，粮食卖光了靠贷款。有一个生产队111口人，220亩耕地，1978年单产530斤，社会占有量高达800多斤，粮食打得不少，但不够生产开支。把生产队存的近千斤粮卖光，又贷款1700元，1979年上半年总支出3400多元。这就说明，一个队靠贷款、靠卖粮食过日子，是搞不好生产的。再从社员生活水平来看，工值才5角多，社员生活水平每年只有70元左右。有一位队长1978年全家分粮2000多斤，为零花钱不得不卖掉650斤。集体也是这样。另一生产队1978年工值只2角5分钱，全队耕地290亩，只有6头老牲口，一辆大车，两台机器，两台水泵。由于无资金，无力添置生产资料。1978年贷款1400多元，借社员500元，是个穷队。经过座谈认识到，农业两个布局必须安排好。于是这两个队都开始着手抓多种经营了，分别种植了烟、辣椒、葱、茄子、瓜、葫芦等，并管好枣树，只枣树一项一年可望收入千元以上。

　　三、关于“三兼顾”政策方面的问题。农村收益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社员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条经济规律。只有搞好“三兼顾”，才能达到高速度发展生产的目的。忽视其中任何一方，都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失调。从调查看，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问题不小。有的只顾社员，不顾国家和集体，影响了集体收入和扩大再生产，造成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有的只讲国家和集体，不讲社员收益，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有的则是只顾两头，不顾中间，国家任务必须完成，社员尽量多分，集体扣留很少。这在全县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如有个生产队，1978年总产粮食94000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9400斤后，社员每人分粮平均600斤(包括自留粮)，这还不算，又把5000斤饲料粮分给了社员，生产队只留生产粮800斤，1979年又在市场上卖掉了。这样集体留粮成了空的。还有一个大队每逢节日给社员分猪肉，按3角一斤计价，不顾价值规律，片面地认为分给社员的东西作价越贱越好。结果劳力多的户不干。这里既有只顾社员、不顾集体的倾向，又有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倾向。为什么会出现只顾两头、不顾中间的倾向呢?除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外，更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干部，特别是生产队干部革命事业心不强。有些同志每年秋后要撂挑换班。有的撂挑虽并非本心，但到时候照例撂一撂，让大家再选一选，测验一下群众信任程度。这样的同志往往在他任职期间，拼命多分少留，讨好社员，即使国家、集体吃亏也不得罪人，落个“好队长”的名声。这样，使得集体经济长期搞不了积累，扭转不了“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的局面。

　　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在当时普遍存在“干部怕乱，社员怕变”的思想。干部怕乱，主要是怕在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中乱了套，越了轨；社员怕变，主要是认为当前政策好是好，就怕闹不长又变了。怎么解决呢?那就要广泛宣传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广到基层，补上这一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是批判极左的武器，又是打开解放思想大门的钥匙。要从“怕”字中解放出来，非批极左不可，要批极左非补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课不可。

　　这次调研,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印象非常深刻。通过这次调研,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坚冰开始融化,盐山大地出现生机活力。

（作者时任盐山县委书记）

 

【忆昔话往】

难忘的1976年漂白粉生产

赵文广

　　1976年的中国，大事连连，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道刺眼的蓝光划过，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震惊了全国。举国上下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迅速展开了一场共和国建立27年来最大规模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大行动、大决战。

（一）

　　唐山大地震不仅给唐山带来巨大灾害，也给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带来重大破坏。当时的黄骅县农药厂也没能幸免，灾情严重影响到工厂的正常运转和广大干部职工的生命安全。

　　震后当天，全体干部职工在厂党支部书记齐国良的带领下，迅速投入到紧张的抗震救灾之中。面对受灾情况，重点抓了几件事：一是恢复生产。组织精干力量着手抢修厂房、烟筒及受损管道，加固被震裂的基础设施，为氯碱装置的正常开工生产打牢基础。二是确保安全。根据县里部署，为避免余震带来的次生灾害，确保职工安全，在修整加固车间厂房、工人宿舍的基础上，在厂区较为空旷安全的地方突击搭建防震棚，后勤保障机关、工人住宿全部进入防震棚。三是做好准备。抓紧新上漂白粉项目现场的恢复和车辆维修工作，为支援唐山救灾做好准备。

　　8月初，正当抗震救灾进入关键阶段，一封急令飞来黄骅县农药厂：“急令你厂二十日内生产出灾区急需的合格漂白粉，支援灾区防疫。”这是一封来自国家燃化部十万火急的电令；这是一个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上级下达给我厂非同寻常的生产命令；这是一个救灾区人民于水火，确保灾区“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国家部署；这是一项压在农药厂人肩上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事关重大！

　　“二十日之内生产出灾区急需的合格漂白粉。”对于一个建厂只有六年，漂白粉项目还没有进行试生产的县办国营工厂来说，时间是何等紧迫，任务是多么艰巨。然而，灾区人民命悬一线，救灾如救火。我们是国营企业，理应首当其冲，勇于担当，支援灾区 ，使命光荣，义不容辞 。

　　以齐国良同志为首的厂领导班子，响亮提出：“唐山灾区阶级兄弟正在受难，我们要全力支援他们，要为党为国家争气 ，为工人阶级和黄骅人民争光，拼上性命也要确保这一政治任务圆满完成！”随着领导班子一声令下，由主要领导挂帅的漂白粉会战指挥部即刻成立，全厂上下紧急动员，各路人马一线聚集，生产会战由此开启。

（二）

　　当时的黄骅县农药厂，是一家有着300多名干部职工的县办国营企业，多晶硅项目下马后，仅有一套年生产能力为1000吨烧碱和3000吨盐酸的氯碱装置。由于生产单一、产业链条短、产品成本高、企业效益差且污染严重，自1970年建厂至1974年连年亏损，成为县办工业的亏损大户。历任领导班子为走出困境，不断探索但均未如愿。1974年新的厂领导班子上任后，综合分析企业连年亏损的原因，决定从解决“吃氯”产品入手，纵向拉长产业链条，横向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在省、地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新上氯化石蜡项目、固体片碱项目，不断拓展企业上下游产品，在综合开发利用上下功夫，企业开始走上了一条循环发展、扭亏增盈的新路。在此基础上，为解决农药厂“名不符实 ”的问题（农药厂不出农药，只是为了享受当年农药生产用电的优惠电价，减少亏损，经地区批准，黄骅县化工厂更名为黄骅县农药厂），厂里决定第一步先向“农”字靠拢，利用厂里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以煤炭为原料开展简单煤炭氨化反应实验。在技术员谢克昌的牵头组织下，很快生产出了深受农民欢迎的腐殖酸铵肥料，大大缓解了化肥供应不足的矛盾，有力地支持了黄骅农业的发展。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国性工业整顿工作，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最新指示。厂党支部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企业发展机遇，从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入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激发干部职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大搞技术革新，节能降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行干部深入车间跟班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健全管理网络，挖掘企业潜力，搞好综合利用，把《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模式切实落到实处。至1975年底，农药厂一举实现扭亏为盈，各项指标跨入同行业先进行列。为巩固已有成果，1976年初我们开始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年产2500吨漂白粉项目，很快获省化工局和燃化部批复。5月份着手漂白粉生产线的筹建上马工作。那时，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时代，产品短缺，生产漂白粉完全靠自制设备，土法上马。为少走弯路，厂里组织生产科、技术科、机修车间领导和技术骨干赴外地考察、培训学习。首批派出由漂白粉项目负责人孔繁禹、技术科负责人刘振环等同志带队的学习培训小组赴山东淄博张店农药厂驻厂学艺。

　　当时的张店农药厂是全国较大的漂白粉生产基地，生产工艺比较成熟。考察小组此行有三大任务：一是系统学习漂白粉生产工艺流程。二是潜心研究关键设备的设计革新与制作。三是随行的操作工人跟班培训，力争全部掌握独立操作的技能。

　　学习归来后，考察组便会同全厂技术骨干，对漂白粉的生产工艺流程和关键设备及技术环节进行分析梳理。漂白粉的生产工艺流程是生石灰经过颚式破碎机破碎成小块，再经过流水线进入球磨机磨成200目粉末，输送到反应器与氯气进行化学反应，最后生产出漂白粉，同时尾气回收，生产出漂白液。其中，关键技术环节有两个：一是化学反应器的制作，二是球磨机的研制。在广泛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厂里分清轻重缓急，全面开始了流程设置、设备制作、厂房建设等项工作。干部职工在干中学，学中干，不等，不靠，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自己动手，土法上马，硬是凭着一股闯劲、韧劲和不服输的精神，打响了漂白粉上马的攻坚战。

　　要攻克的第一难题就是化学反应器的制作。生石灰和氯气在反应器中产生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是气态与固态相互作用，反应程度最难，腐蚀也非常严重。反应器内衬材料的选择非常困难。为了掌握这一制作技术，厂里又派出机修车间副主任姜玉田赴大沽化工厂考察学习。小姜冒着夏日酷暑，钻进热浪扑人的反应器内，往往一趴就是几个小时。经过十几天的鏖战，姜玉田带着收获赶回厂里，马上紧张地投入到反应器内衬制作实验中。在历经无数次的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后，制作小组最终选择了用橡胶作为反应器的内衬。生橡胶经硫化，用甲苯溶解，浸泡变软后，用木头棒将其挤压在反应器的内壁上。一道科学难题终于被一群敢打敢拼的化工硬汉们啃了下来。

　　要攻克的另一难题就是球磨机的研制。那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还相对落后，工业产品和生产设备都很短缺，好多生产急需的设备要靠自己动手制作。当时所需的球磨机就是这样，没有现成的，也没有任何压力容器模型可供参考借鉴，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自行研制。设计图纸自己绘制，所需材料四处求购，技术难题深入探讨。好在我厂是国营企业，信誉度高，又是行业主管部门审批的项目，跑起来硬气得多。在厂党支部委员、老工人郭文举师傅的带领下，自制球磨机的工作全面展开。不久，自制的球磨机经过反复调试，终于把生石灰磨细到200目，达到了设计要求，为下一步的试生产奠定了基础。

　　从5月到7月前后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厂职工大干快上，拼死拼活，自制出生产漂白粉的较大设备20余台件。工人们说 ：“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正当我们突击进行设备安装时，唐山大地震爆发了。按原来的工作进度，即使不歇脚，至少还要30到40天时间才能完成设备安装，按常规还要用7天左右进行设备调试。但随着燃化部的急令飞来，着实把我们推入了两难的境地。

（三）

　　在会战指挥部成立的第一次大会上，党支部书记齐国良话语掷地有声：“我们要对党负责，对灾区人民负责，要交出合格的答卷，不要交白卷！办法总比困难多，工人面前无困难，只要我们想想红军，想想大庆，还有什么理由完不成任务呢？”

　　时任副书记、厂长、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孟宪平及指挥部成员纷纷表态，立下军令状，决心用20天时间拿出合格的漂白粉向上级报喜。会战指挥部老师傅郭文举、王孝兴、张广良，项目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孔繁禹、刘振环、朱素玉、王宝仓等，设备制作、设备安装、后勤保障及青年、民兵、妇女组织等各方面代表也相继表态参加会战。全厂干部职工一致表示，为了唐山阶级兄弟，为了上级任务的完成，要发扬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的奉献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确保按时、按质、按量拿出漂白粉。

　　根据指挥部研究的意见 ，为解决时间和人力统筹问题，我们及时将全部参加会战人员分为三班，变每天工作8小时为24小时 ，歇人不歇岗，无缝隙对接。会战的20天里不分昼夜，男女老少、干部群众汗水流在一起，劲头用在一处，困难在现场解决，攻关在一线完成。凭着干部职工打破常规，尊重科学 ，苦干实干 ，确保了质量与时间同步 ，确保了生产施工的绝对安全 。大庆人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在会战中进一步得到升华和诠释。

　　会战期间，物资紧缺，供应部门往往连夜外出求援，及时购进。遇到紧俏物资，业务人员不怕走千山万水，不惜讲千言万语，不怕想千方百计 ，没有一次因材料供应不足卡了会战的脖子。高温袭来，后勤人员就自制冰棍防暑降温。工人师傅加班加点顾不上吃饭 ，伙房师傅想方设法让伙食尽量可口，各部门都为奋战在一线的生产者忙碌着、工作着。

　　会战的日日夜夜，那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故事，至今想起仍激动不已。齐国良书记从石家庄开会赶回厂里后，患重感冒发烧39度，仍坚持与职工一起安装设备，不管人们如何劝说，坚持不下火线。老师傅郭文举、年轻的机修车间主任姜玉田有时昼夜加班，却没有叫一声苦喊一声累。技术科负责人刘振环患胃病吃不下饭，仍不顾病体，连续参加会战，哪里需要就出现在那里。女技术员朱素玉把女儿放在防震棚里托给工友照看，一干就是大半夜。指挥部成员们几天几夜顾不上睡个囫囵觉已是普遍现象 。还有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兄弟和那些可歌可泣的劳动模范，他们为了共同的任务与使命甘于奉献，默默无闻，一齐创造着奇迹。

（四）

　　当我们即将收获会战成果时，一场意外令我们惊出一身冷汗。设备调试进入最后时刻，连续加班多日，已累迷糊的孟宪平、孔繁禹在现场操作时出现失误，误将注水阀门当成生产阀门打开，使即将成功的产品被迫上线重新烘干，凌晨三时才将第一批经化验合格的四吨漂白粉烘干下线。十万火急，刻不容缓 ，指挥部立即组织装车，连夜送往唐山，提前一天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成功的喜悦鼓舞着每一个人，我第一时间把电话打给在外地开会的齐国良书记，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根据他的意见，我当即起草并连夜拍发了向燃化部、化工局报喜的电报。

　　第二天，当我从睡梦中被同志们唤醒时，上级领导机关的贺电已发到厂里。办公室的同志们用大红纸将上级的贺电张贴出去后，全厂一片欢腾。之后，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也给我厂发来嘉奖电报，送来锦旗。

　　这一年，我厂被上级表彰为“特别能战斗的先进群体”、“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同时被省委、省革委命名为“大庆式企业”。时任黄骅县农药厂党支部书记的齐国良代表我厂参加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并受到了华国锋同志的亲切接见。县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县上下向农药厂学习。

（作者系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